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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著的娘 | 寫作大賽作品展示
大賽由澎湃新聞主辦,復旦大學、今日頭條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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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我給你帶饃吃了,你卻走了。
爬樓梯
那個屬龍的女人,俺娘,2017年的秋天在17層的樓梯間內。趔趄著的身子,每踩上一個臺階,步履都不穩當。身后三人,借著昏暗的燈光,焦急盯著她那雙早已穿了棉鞋的腳。
“真高,里頭的人都是跟我一樣的。”第一次站在上17樓的電梯內,母親有點天旋地轉。她想爬樓,可惜自己愈發虛弱的身體不允許。這棟灰色的、從外面看不見也聽不到內部持續嘈雜的病樓,以一副永遠靜默的姿勢矗立在衛河南岸。汲水鎮,離家不到百里,隔著一道南山,五十多天里她被帶著來過四次。
母親暈車,帶玻璃的密封鐵殼子,都怕。每次出發前半小時喝暈車片,一路便昏昏欲睡一言不發,身體隨盤山路的崎嶇顛簸而搖擺著。她突然嘟囔一句:“原陽那地兒聽說一馬平川?走起來肯定得勁兒。”
應該是想起了同房的一個病友,一頭比她還白的毛伊(頭發),干瘦的手插在上身棉襖的口袋里,不時抽出來,把什么吃食塞進嘴里。那還是秋罷(深秋),不冷,何況樓內也燒了暖氣,可她、白毛伊、一個浚縣婦女、另一個滿臉紅褐色老年斑,四人都已穿了棉襖。原陽的白毛伊,半邊嘴不停咀嚼著,顫顫巍巍的身子,時常在走廊各處勾留(閑逛)。她一個星期烤三回電,余下無事。
間或不轉悠了,呆坐在病床,嘴巴也不再嚼動。那位置挨著窗戶,偶爾見她看窗外,有時又仰著頭看屋頂,不知道能從這白色中看出什么。“啥時候吃飯?”白毛伊的原陽土音,濃烈的像一碗自家釀的土燒。母親老說聽不懂,倆人偏偏能說到一塊,一個林州話,一個原陽音,唾沫不夠就用手比劃,也能理解七八分。于是,白毛伊知道了她在家里既種地又當小販,母親則用土話告訴我:“閨女嫌她能吃,這是她二妞(二閨女),沒男孩兒。”
“嘴就不閑著。”二妞嗔怒的高音,以及她紅色的衣服,給這素凈的小屋里帶來一抹鮮亮。母親笑著偷言,跟鄰家老馮一樣,不吃東西嘴里也得噙一根棒兒(牙簽),不然難受。于是,白毛伊又被叫成了吃婆。
吃婆的病在肺上,不能手術了,二妞說家里沒誑著她,她也不懂。吃就吃吧,不然到后頭就吃不上了。往往不到飯點,吃婆就催促閨女趕緊穿衣服。有時在食堂,有時則去外頭。母親看著,眼里滿是期羨,可惜她不能下床。待到倆人出去,她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跟納鞋墊兒的浚縣婦女說:“人家能吃,還能到處勾留。”鞋墊婦有時抬起頭沖母親笑笑,手里的針則不停,快捷如梭。這間房內數她年輕,其實看她鞋墊上繡的花也能看出來,母親常說上了歲數的人眼花手笨不會繡。鞋墊婦答,閑著也是閑著。
“要是往年,這時候又該挎起我的“工作包”了。”最后一次做骨掃描,癌細胞已侵潤了母親的整個右肩。她不知情,自手術以來對疾病也是半知半解,為此還一直跟鄰村的作坊聯系,以期痊愈后進貨。而且厭惡坐車的她,每次來醫院猶如剝皮抽筋,老是嘟囔著,要不是有病非得坐車,就這點路,還沒我賣東西走的路長呢。二哥的老丈人家有輛農用三輪車,她央求過幾次,借來我坐車斗里,老二開的穩,不會暈車,也得勁兒。恁都(你們)要是怕我感冒,穿厚些,斗子里多墊些被褥就行。她說的一本正經,我們卻哭笑不得。
在這個女人的意識里,似乎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身體跟晚期建立聯系。然而,要不是不能輸液(化療)了,用轉院參加靶向藥的臨床試驗嗎?另外,醫生張背著她告訴我們,她的身體不容樂觀,若不能判定心臟能夠扛得住藥物的副作用,就不能吃。
“那怎么做?”
“讓她爬樓梯,不能攙扶。”醫生張的話不容置疑。臨了,又撂一句活話:“當然,也可以放棄。”
之后,包括吃婆在內都看見了,女人用她的兩只腳做了答復。不到三十個臺階,她氣喘如風箱。勉強及格。
走路,本是她的強項,如今,病真的拿捏住她了。

帶饃
十隊的婦女知道,母親不會騎自行車。
二十多年前,她去求菜王,是穿田過渠的。刮大風的那個夜晚,當頭的月光皎潔如銀,黑間里看不到漫天黃塵,但遮擋不了嗆人的干土味,它,往往和掐脖旱沆瀣一氣。也正是吃腌香椿的時節,此時麥田里除了淙淙流水,還淌著人的吶喊聲,不分黑夜白天。父親傍黑澆地,閃了腰。而村里只有菜王懂推拿。
我攆著出了街門,她打了我一頓,嫌我這攆腳狗跟的慢。敲菜王門,鄰家出來說他在西荒。那片西河邊上的沙灘,沒分隊時,被母親那代人推土墊成了地。“一開始種稻子,分地后種成了蘋果。”雖說躺在病床上,但女人的記憶并沒有隨著身體而羸弱,反倒變得更加活躍。所以,西荒又叫蘋果園子,菜王是守園人。村里的80后男娃都知道他,小時候偷蘋果,被他的大長腿攆著跑,一個黝黑的臉上老是掛著一抹喜色,碰見誰都能開上一兩句沒大沒小玩笑的人。砍倒蘋果樹后,他承包了那片地,種上了蔬菜。
西荒在村子西南角,我被女人的手扯拽著走的跌跌撞撞。那時的手,是多么溫暖而且綿軟啊。可以后流淌著的歲月,夜半時分總能聽到砰砰的砸墻聲,那是女人秋收干完重活手麻,每年如是,吃藥也不頂用。而今,母親的雙手和吃婆的一模一樣,而她腳底板原本堅硬如鐵的老繭,也一點點蛻皮碎裂了。
她拖著我在月光下抄近路,剛澆的地,我踩了進去,鞋也掉了。母親老是說,三個兒子,恁大哥被打的最狠,那晚女人又把她的三兒子抽哭了。成年后,我明白她是擔心躺在炕上的丈夫。不過母親至死不知道,我小時候害怕呆在屋里,尤其晚上。
得益于父親是“公家人”,在供銷社當售貨員,1989年我出生時,家里最先蓋起了五間紅磚瓦房。可惜,屋里沒修隔斷墻,兩間臥室,只掛了紅色和藍白相間的兩道門簾,加上院子里種了四棵桐樹,到我四五歲時已長得蒼天如云,房間內光線很不好。昏暗的屋內,看著時常晃動的門簾,小時候老是想象著它后面,藏著從黑白電視機里看過的很多怪物。那個有風的春夜,父親躺在炕上不能動彈,我沒想他疼不疼,只想著他一個人在屋里,會不會害怕。
“你那身子骨,接根兒來(從來)就沒干過活,弱。”即使躺倒了,母親說話還是硬的不留情面,父親笑著附和稱是。依稀還記得,坐在父親永久自行車的前橫梁上,隨他一起去鎮里的供銷社。除了玩具,還有母親時常說我最愛吃的方便面,藍色包裝袋,至今已想不起來名字。童年一閃即逝,當我上學后,記憶的角落里,變成了給父親看病。也是眼下母親來的醫院,只記得京廣線上的火車嗚嗚而過,我騎在男人的脖子上,滿縣城找能看到火車的地方。再后來,一個步行著的男人,用小推車,把在鎮上宿舍里的生活用品都拿回來了。那時我不知道啥叫下崗,只看見男人從此窩在家里,哪兒也不去。
女人思前想后,要給他找些事做。舅舅會算卦,她把哥的書,都拿給了他。于是,我的記憶里,又多了一個常年坐在飯桌邊,用自制的蘸筆,抄書的背影。村子里,每年春節后來拉做工者的包車多了,絕大部分的70后男娃,上罷初中都“背著四兩爛套子”進了城,包括二哥。而上了二年級的我,依然成了班里最后交學費的那個學生。在男人焦灼的內心,這個家宛如掉進了西老山坳后的太陽,昏黃而黯然失色。
吃婆的嘴不閑,而母親的話不斷。她老是說起小時候,薅牛尾巴,被姥爺追著打,繼而三下兩下,爬上胡同里的一棵椿樹上。要么是沒吃的,一家人吃各種樹葉子。醫生張“逼迫”她親自簽署一份治療文件,那三個歪歪扭扭的、鵝蛋大小的字,可能把她的心送回到童年滿是圪針的山旮旯里了。吃婆也不識字,她好歹念完了小學一年級,老?把一攥,眨眼就一個甲子。
所以,當初一個不惑之年的男人生病又逢下崗,她覺得自己能夠堵得住街坊們的蜚短流長,尤其是本家妯娌之間的。“我要不是家里走不開,早就去工地做飯了。”父親閃了腰的那個傍黑,她剛從鄰村的磚瓦窯下工回來。
和泥、做土坯,除了燒磚匠人,窯上其它活兒單調可勞動力度大。家到鄰村,四里多地,她不會騎自行車,就靠步行。晨起走,傍黑回,連著幾十天,兩頭見星。如今想想,一個女人走在夜黑的土路上,會不會害怕呢?
有一個傍晚,停電,父親點起煤油燈給我讀畫冊書。開門和放鐵鍬的聲響過后,她進了屋,瞅我一眼,變戲法似的拿出一個饃,掰開了遞給我:“吃吧,糖饃,還熱乎哩。”她的最愛是麻燙(油條)。以往曾說,一頓能吃斤半。村里誰家蓋房,做頂中間的那頓打尖飯,就是麻燙。男人身體不好,蓋房幫忙,都是她去。
每個傍晚,她都多做出一些飯,留著,第二天好熱吃了去磚瓦窯。
而今,該我給你帶饃吃了,你卻走了。
醫生張給母親開了強制性增加食欲的藥物,可她一看到飯碗還是焦躁無比。而吃婆的存在,就像是給其余仨人拉仇恨。她不操心吃飯,她操心二妞在醫院陪護,掙不了錢。為此,幾次三番給大女婿打電話,讓他趕緊來頂替二妞,坐床上沖著手機吼,聲若洪鐘,根本不像有病人。母親私下里說這老太婆偏心,閨女得掙錢,女婿就不得掙錢嗎?
至于鞋墊婦,她納了一雙又一雙,全都是給自家那口子的。老年斑呢,躺在床上跟二孩子慪氣,認定開火車有錢的老二,應該體恤上有老下有小的老大,為了讓他在看護上多付出些,不惜把孩子們的姑姨們叫來病房吵嚷。
病來了,生活里那本難念的經還在持續。再說,世上哪個娘不護窩呢?
紙殃票
母親打算賣紙殃票(香箔冥幣)時,父親要去喂鴕鳥。
粉白的桐樹花留不住,落滿地時也快割麥了。暮春的村街寂靜無聲,沒有哪個男性,在這個沒活兒的農閑時節坐在家里。他外甥朋友的養殖場,需要鴕鳥飼養員。她好說歹說,他只用舉起來的、已變得嫩白的雙手作回應。
三天之后,他卻拖著一條發腫的右腿回來了。她亦無言,只盼著立冬趕緊到來。夏天磚瓦窯歇工,她請來遠房老姨夫,一個會給小孩招魂的人,教父親編荊條筐和籃。此后些年每到暑熱時節,村東的坡嶺上,就有了她割荊條時留下的鐮刀茬。
有時,母親也幫著父親一起做花圈。他學算卦已出師,村里村外常有人登門,但他事先聲言不要錢,只是玩樂而已。不過空手前來畢竟難堪,于是就有人拿煙酒。煙居多,自打我識字后,黃色煙盒上的絲綢之路,逐漸變成黃金葉,繼而到如今的紅旗渠。他抽煙不兇,吸不完,便賣給了村里的張記小賣鋪。有時小賣鋪不想要,又抹不開面,就拿時令菜蔬還。
女人咽氣后,喪禮日期是她男人自己擇選的。時光帶走的好幾茬村人,也都是他以“先生”的身份主持的喪禮。事后會象征性地給一些報酬,但更多都還是相互幫忙的性質。母親眼活,去世的人家都需要花圈,何不做這個呢?記得一年的暑天,村里接連死了三個老人,花圈要的多,倆人只能夜晚趕工。
父親原本打算用家里舊有的材料給母親做花圈的,但被親友否決了。只在一周年忌,他翻箱倒柜,把二十多年前的彩紙花朵重新找了出來。做骨架用的玉米稈,兩個多月前的秋天就準備好了。冬日的下午,他重新穿戴好圍裙,身邊放著尺子、鐵絲、漿糊,樓房和涼亭紙扎一點點成形。這場景似曾相識,但眼前這個男人不但毛伊變白,而且身邊亦不再有幫忙的那個她了。來者都說現在紙扎不值幾個錢,可我知道,他做的其實是思念和回憶。
時光荏苒,她,連同村辦印刷廠,都已隨著被燒化的紙扎,化為了灰燼。
小推車是木匠親戚所做,黃漆如金染,車上放了兩個捂蓋嚴實的紙箱。我拿著手電,像過往一般在她身后跌跌撞撞地跟著。賣紙殃票的頭一年冬天,她是吃了傍黑飯去印刷廠推貨的,一沓一沓,碼放的很整齊,像真錢一樣。“你要是賣不了,還能退回來。”印刷廠平日主要印撲克牌,只在冬季接近年關時分,村人給神靈燒供和親人上墳,有需求,才印刷一批冥幣。看廠的徐娘,不信她能賣出去。可她這一賣,就是二十年。
母親羨慕鄰床的老年斑,有退休金,年輕時開公交車的工作也輕松。“不用走路啊。”她說過好多次,老是在夢里去西蔣村,胡同又窄又長,怎么走都出不去,最后不得已從別人家的院子里穿過。
若沒走過,何以夢能如此清晰且頑固?
四十五歲以后的每個冬天,母親想的都是如何讓家里那一沓沓紙殃票變成活人用的鈔票。她用了最笨的辦法,挨門挨戶詢問。長大后,她的這種販售方式,讓我不禁想起了《當幸福來敲門》里,拎著骨掃描儀挨個推銷的克里斯·加德納。五龍臨淇兩個鎮子共322個村莊,她去過將近三分之一,這其中每個村子的街道,都不知道走了多少遍。
俺娘,這個不會騎自行車的農村女人,用她的兩只腳,丈量了縣南。
泛黃的老式帆布包,兩只胳膊輪換挎著,冬晨微明的街道里很少有人,她兜兜轉轉的,看誰家街門開了,輕聲進去,囁嚅著問喊一聲。多數時旋即出來,臉上掛一絲失望。當我能跨上橫梁自行車后,有時把母親帶到要去的村莊。但她卻不敢坐我騎的車,因為有兩次我把她翻溝里了。“三兒膽太大,還是恁爹和二哥騎車穩。”
坐自行車后頭,雖能省一段腳力,到了村里,還得靠走。而當麥頭里(初夏)買小蔥苗時,她就得完全靠腳了。這個女人并不害怕走路,尤其不害怕走黑路,她光害怕大清早被有的人埋怨驚擾了好夢。
五十歲后,女人又加帶著香賣,尤其吊掛著的海螺香(盤香),中老年婦女要的特別多。她四處打聽,得知鄰村蔡家堰有做香的人家,前后跑了好幾趟把貨源商量停當。由于香易折,便開始推著車賣香箔物品。
這女人走的極快,像暑天里鉆溝翻嶺割荊條,一個小孩在溝底的蒿草叢里哭喊著,滿山坡攆不上她。

小蔥苗
而今,我又哭了。因為在醫院的樓梯間, 她快了幾十年的腳慢了,不聽使喚了。每踩下去撲嗒撲嗒的,很沉,抬起來卻晃晃悠悠,沒有準星,不知該落在哪里。這也刺痛了她的驕傲,或者說是她生命里后二十年緊攥不放的東西。
除了走,鄰家還曾羨慕她會喊,一起去買小蔥苗,張不開嘴。女人則直言:“那是你抹不開臉。”萬物繁盛的初夏,她的聲音也如地里小腿高的麥子,淌著象征生命色彩的墨綠。
“小蔥苗兒——賣小蔥咯!”
在郭家屯,我推著車跟在后頭,她鉆街進胡同,喊聲飄在村莊上空,脆生生的。
冬天走后,就得翻土為養(種)小蔥苗做準備。這活計原本大莊里沒人做,挨在淇河邊上的那組村民,水足,每年才種蔥賣。她覺得這比種其他農作物劃算,雖然累。土要翻的松軟,不能有大的坷垃,種的時候,先鏟開一層浮土,澆上水,接著均勻的把小如煙籽的蔥種撒在地里,最后再蒙上那層鏟開的浮土。薄厚要適中,否則苗出不來。
她站一旁比劃著,一直埋怨這男人的眼不管用,看不出哪兒撒的種多,哪兒撒的少了。做手術后,男人本來不打算再種蔥了,她不答應。雖說自己不能去賣了,但她要他去。于是,翻土、種蔥、養護、賣,都是男人在做,她成了甩手監工。實在忍不住了,賣蔥的季節,她也會坐下來,幫著男人做一點稱斤兩的活兒。上午賣,下午薅蔥整理,于是,每年農歷的四月末,院子里還是飄蕩著一股生蔥味兒。
她知道這錢不好掙,因為什么樣的人都能碰見。有殺價狠的,也有光看不買的,好不容易碰見一個要買的,也翻找揀選著。小時候星期天攆著她一起去時,曾數落翻找的人,要就要不要拉倒。她急了,罵我,忙不迭滿臉堆笑,求人家甭跟小孩兒一般見識。雖說她也煩那些人,但之后便不再讓我跟著,還說我這性格長大后不適合做買賣。女人的褲帶上拴半截松緊繩,末端是一個小黑布口袋,這是她的錢包。每沓紙殃票,每捆蔥賣出去了,她都把硬幣紙錢裝進口袋,再小心地掖回褲子里。每張油膩的毛票上,皆沾著她的血汗。
可我卻偷過錢。家里另一個紅布口袋,裝著她每日的收入。硬幣占多半,紙幣也殘破不堪,男人心細,收到的破錢都用漿糊粘好。那時的小玩伴們,下課后都喜歡往校門口的小賣部鉆,我偶爾也跟著去,但口袋里空空的。有時也想過跟她開口要,但不敢。終于有一次實在沒忍住,趁父母中午在菜地薅蔥,我從那個口袋里掏了一個硬幣就跑了。當我像個傻子似的,站在操場上往嘴里塞辣條時,卻不知道她的男人,每天都會記賬。
在她病后,男人一開始是不愿再種蔥的,可擋不住女人整天在耳旁的絮叨。相比于這個常年走街串巷,見了誰都能開一兩句玩笑的妻子,他更愿意一個人在地里干活。菜簍子綁在車后座,女人還一再說,你現在賣比我好多了,不用走路。凌晨忐忑著出門,趕清早空簍子回來,男人喜上眉梢,沒想象的那么可怕,妻子則說,萬事開頭難,往后就好了。
眨眼,這五六年,遠近村街里再沒出現過她叫賣的身影。2017年秋天,出院的間歇里男人打算留蔥種,她幽幽地說了句:“原以為做罷手術就好了。算了,你也累。”
冬天,她的路走完了。臘月十九凌晨三點多,她用盡全身力氣轉過頭看了我們最后一眼。
母親去世后的第二天凌晨,守靈的我們,聽得村東的山坳里,傳來一陣又一陣的狐鳴。侄子問我山上有狐貍?我則很肯定的否定他,那不是狐貍,是一種鳥。大約是15年前,恁奶奶冬天賣紙殃票,要趕天明走到山東邊的村子,她時常說那邊的幾個村子賣的好。那天我正好返校,一起出了村便聽到了相同的叫聲,也以為是狐貍,走到一棵槐樹下,才發覺那聲音在樹上。
后來她時常說起,頭幾年冬天那么冷,恁哥后來有了摩托車,他送我,下去后兩只腳感覺差點凍掉了,那時候也不知道給自己買雙厚棉鞋,真跟傻子一樣哩。我知道她不是傻,是舍不得。
吃婆出院后,她也出了。不同的是,吃婆還要回去,她則被醫生誆騙,你回家休養吃藥就行了。已是深冬,她穿著一雙電暖鞋不無得意的站在鄰家老馮跟前:“三兒給我買的。”剛回來那幾天,她還能下炕出屋上廁所,每次都要換鞋,生怕把電鞋踩壞弄臟。私下里還時常數落老馮,光待見(喜歡)在街坊前炫耀孩子們給他買的東西,俺也有。
是夜,女人顫顫巍巍地走向躺椅。這把躺椅上鋪著的被褥,已被坐的油亮。椅子是做手術時買的,為家屬在醫院陪護用。她瞄著它,知道就在眼前,可中間卻仿佛阻隔了萬丈深淵,不得靠近。及至用了大把氣力走向跟前,忽從斜刺里竄出來的男人,把躺椅懟翻了。我好像是把男人拎出房間的,甚至拿鐵錘敲擊他的周身,大聲質問為何這么做。他只是鬼魅的笑著,仿佛在說你還不進去看看恁娘。丟開他,我重回屋里,看到女人正攥著大把的藥片往嘴里扔。我大喊著送醫院,可跟進來的男人仍舊笑著不為所動。女人躺下,含著淚說了一句,人一輩子就是來受苦的。
這只是母親去世后,我萬千夢境中的一例。現實是,男人時常摩挲著她的雙腳,輕柔的洗著。仿佛,要把她這幾十年走下來的疲勞統統洗去。反倒是女人,由于身體一天天虛弱,最后時光她不能出去,屙尿都在屋里,因此異常煩怒:“不用你給我洗,我還會哩!”每天,他頭一個起床,先給她弄吃的。男人無微不至的照看,甚或像孩子一般的哭泣,讓女人悶悶不樂。當面吼他,我要是死了,你該吃吃該喝喝,甭想我。背著里她卻又是另一番囑托,恁爹一輩子心量小,遇事想不開,誰讓他從小就沒了娘呢。沒了我,要對他好。
那天夜里,男人問女人:“還記得明天什么日子嗎?”
“記得,明個兒我生日嘛。”
這個女人,用雙腳,給自己此生走了一個圓。而我這只跟了她三十年的攆腳狗,終于攆不上她了。
二零一九年農歷正月二十于荷花村
二零一九年農歷正月二十八修改于廣州人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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