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之前，關于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要做什么，能做什么的討論只會越來越多。

為什么要建示范區？示范區內如何聯動？如何為高科技行業提供更開闊的市場？示范區建設的重要抓手是什么？示范區內如何實現公共服務一體化……

3月30日下午，“長三角議事廳”第一期沙龍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北路校區的大夏書店舉行。“長三角議事廳”由教育部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聯合主辦。

如何建好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這是“長三角議事廳”首期沙龍主題。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教授做了主題演講。

曾剛教授結合德國及歐盟的發展經驗指出，長三角示范區的建設工作應在借鑒域外經驗，轉變發展思路；對標世界一流，開展示范區頂層設計；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示范區建設的積極性，建設創新集群以及改革園區運營模式；突破行政地域約束等四個方面重點著手。

此外，現場觀眾向曾剛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長三角與長江經濟帶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振教授提問了生態環境保護、問責機制、財稅分享、公共服務一體化等大眾關心的問題。華東師范大學易臻真博士主持了沙龍討論。

一問：如何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

王振：環淀山湖區域提出打造國家級旅游度假區，怎么探索生態環境補償機制？

曾剛：目前不少國人對霧霾特別痛恨，有些“老外”說中國人有錢了，有房、有車，生活很多方面都很好，但就是沒有潔凈的空氣。上海空氣質量哪個地方最不好？青浦。中國的污染企業分布很特別，大多集中于行政邊界附近，上海化工區鄰近與浙江交接處，江蘇不少污染企業鄰近上海，一句話，錢我賺，污染由你扛。

既然是示范區，生態環境必須好，有人期待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必須是未來藍天保衛戰的示范區，多個行政單位必須共治共抓，聯合管控污染企業。

另外，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為了保障供水安全，上海應該像世界其他大都市那樣，擁有兩個相對獨立的水源地，兩套供水系統：一個是正常的供水系統，另一個是應急供水系統。上海現在缺少滿足要求的第二水源地，而淀山湖具備成為上海第二水源地的潛在有利條件。青浦淀山湖對保障上海供水安全承擔著特殊責任。青浦的空氣質量必須好，天然降水質量必須好，建成淀山湖水源地才有可能。

關于一體化示范區環境治理，我覺得需要盡快實現從“末端治理”為主向“源頭聯防”為主的轉變。應該完善橫向生態補償機制，提高生態環境系統管控水平。具體而言，一是應加強生態“源頭聯防”。學習借鑒西歐萊茵河河流域橫向生態補償的成功經驗，加大長三角江、河、湖、林生態廊道和生態屏障建設力度，抓牢河長制、湖長制、林長制，建立長三角開發地區、受益地區與保護地區的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同時，推動企業節能減排，從源頭嚴控污染總量；

二是加強環境風險“過程聯控”。加強長三角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政策、工作互通，建立排放標準銜接、監測數據共享、協同監督管理、聯合科技攻關的合作機制，健全危險廢物、固體廢物運輸儲存、處理一體化監管體系；

三是加強污染問題“后果聯懲”。完善環境保護信息強制性披露、嚴懲重罰等制度，建立長三角區域生態環境違法"黑名單"制度，落實聯合懲戒措施。

二問：示范區內出了安全事件，問責誰？

提問：未來，如果在示范區里面出了類似“響水事件”（鹽城市響水縣化工廠爆炸），誰來擔責？比如說廠設在青浦，是打在青浦區領導身上還是打在可能將來會有的示范區管委會身上？

王振：肯定打在青浦身上啊。

提問：原則上企業設在青浦，出了問題，板子應該打在青浦上。但是，如果企業不在青浦，損失卻由青浦承擔。未來示范區如何解決這個難題？

王振：在安全上，絕對是所在地行政是第一責任人，落在哪個地頭，那就是你的責任。

提問：那這樣，大家會不會不愿意接受有風險的項目？

王振：有風險的項目當然不要接受，你接受就要承擔責任。比方說投資項目的審批，我認為示范區不應由一個機構統一審批。如果是落在青浦范圍內，則由青浦區來批；落在嘉善地域內，由嘉善審批；落在吳江的項目，吳江區政府批。關鍵是在于審批的標準、程序和后期的監管，各地區應該一致。

外省市出臺了很多地方優惠政策，包括零地價、“兩免三減”等稅收優惠政策，導致惡性競爭。（“兩免三減”指的是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10年以上的，可享受從獲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待遇。）一體化示范區內各地區的政策、營商政策環境應該一體化，落戶嘉善的項目應該與落戶上海青浦的項目享受同樣的待遇。

曾剛：利益和責任是區域一體化的兩個重要方面，這也是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必須協調的問題，而迄今為止好像還沒有找到很好的解決辦法。例如，我駕車在江蘇違章，沒有繳納罰款，但不影響我在上海通過車輛年檢，這導致長三角省市高速公路收費站附近部署了很多警察，專門捉拿外地“違章車”，耗費警力，給人的感覺也不好，而且仍有不少不走高速公路的“漏網之魚”。

國外是如何處理這類問題的？有何成功經驗？其實，借助一體化，就能很好地處理這類問題。我在德國生活期間，曾駕車到英國旅行，停車超時，警察在我的車的擋風玻璃上留下一張罰單，沒過多久還將罰單寄到我在德國的家，我只能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立即繳納罰款。不然的話，我的車將無法通過在德國的車輛年檢，因為歐盟是一個統一體，擁有統一的交通處罰標準和協作機制。

三問：交通一體化的廣度有多大？

提問：我們看到現在在交通一體化方面，有打通斷頭路，開通跨行政區公交車，給人感覺還是有點小打小鬧。接下去還有哪些舉措推進交通一體化？比如說上海的地鐵會不會修到浙江、江蘇去？

王振：首先，不要小看公交車跨省開過去，改革開放40年終于公交車開過去了，也是不簡單的。這是一個信號，說明三省一市政府很積極。最近談得比較多的是軌道交通，因為地鐵和高鐵都是國家網，高速公路和省級一般公路也解決的很好了，接下來是城際軌道，蠻難的，關鍵是鐵路不是地方可以自主的，是原來國家鐵路部管的。現在我們期待著鐵路能不能改革，放權下來。我們長三角不缺錢，自己可以建。當然，如果各個地方單獨干，城際軌道又要出問題，又會出現斷頭路。

最近我也跟中鐵交流，我建議上海鐵路局發揮作用，上海鐵路局就是覆蓋長三角三省一市，全面負責城際鐵路的運營、標準、安全。比如，長三角城際軌道能不能由一家公司統籌建設規劃，由這家公司運營。

曾剛：公交車跨越省市界限運營，這個表面看起來容易做而實際上是很難實現的。問題、難處主要在政府管理，難于劃分兩個相關省市的管理責任。例如，如果跨省市公交車出了交通事故、出現了投訴，該由哪個地區的政府管理部門負責處理？現在這個問題總算解決了，公交車跨界的一小步，意味著跨界制度協調的一大步，值得充分肯定。

另外，長三角地區“斷頭路”問題客觀存在，但不應該夸大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現實情況顯示，交通不再是制約長三角地區發展的“短板”，斷頭路對長三角地區生產、生活的影響十分有限。同時，如果政府能夠簡政放權，將長三角地區城際鐵路、高速公路經營權交給第三方獨立公司，我覺得這家公司一定會從提高企業經營業績的目標出發，打通斷頭路，完善交通網。過多的省界收費站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德國等很多西歐國家早就打破國內行政邊界的約束，建設了區域一體化交通網絡，使得大學生、老人兒童、低保人員等弱勢群體能夠享受區域交通卡免費服務，民眾對區域一體化獲得感得到了提升，對區域一體化的支持也增強了。

四問：教育如何一體化？

提問：吳江和青浦沒有什么學校和醫院，怎么實現公共服務一體化？

王振：關于公共服務一體化，我建議讓嘉善、吳江全面享受上海的公共服務，最好讓他們的孩子參加上海高考，上海的姿態應該高一點，讓周邊地區共享上海好的高等教育機會。我們還要想的遠一點，周邊地區讀完書的學生就不要回去了，就留在上海，補充上海人才不足。

曾剛：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部分大學培養能力很強，但招生遇到困難，招不到學生。上海部分高校特別是一些二本院校、專職院校已經遭遇招生不足的問題。怎樣讓上海高教資源充分發揮效益？如何借鑒歐洲國家經驗，將鄰近行政界線的邊緣落后區打造成擁有多邊、多方政策優勢、高端要素自由流動、充滿活力的區域增長極？這是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建設過程中必須回答的問題。

由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民辦教育協會共同發起成立的“長三角民辦教育一體化發展聯盟”可以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一聯盟將為豐富的社會資本提供一個投資教育的良好機會，利用社會力量，使青浦、嘉善、吳江等所組成的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從目前的教育“洼地”躍升為教育“高地”。我相信，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建設將為破解行政邊界約束、充分利用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國家戰略探索出一條新路。

五問：財稅如何分享？

提問：目前大家更多通過飛地（指隸屬于某一行政區管轄但不與本區毗連的土地）或者上海園區走出去實現跨行政區域的財稅分享，但是在示范區小范圍里，有哪些更有可操作的財稅分享方式？

王振：目前為止沒有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法，國家層面也沒有，當然我們也在看這一次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規劃綱要、示范區是不是會把這一塊（財稅分享）放進去，但是我感覺在示范區里面會把財稅分享放進去。目前如果投資了一些飛地的園區公司，可能會有土地的收益，現在越來越重視孵化出來的企業，孵化就是投入，為了調動雙方的積極性，怎么來進行財稅的分享很重要。據我所知，有一些開發區跟浙江和江蘇的某些地方已經在談，在實踐了，期待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規劃有相對明確的說法，這樣有利于大家更好推進這件事情。從我到江蘇、浙江調研情況看，（財稅分享）外地說的比較少，上海提的比較多。

曾剛：國內財稅分享機制探索已有一段時間，最早開始這一探索的是珠三角地區，廣東省委、市政府甚至將分稅制看做是一個扶貧手段，解決粵北和珠三角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主要方法是在深圳、東莞等發達地區劃分一些地塊交給韶關等欠發達地區政府經營，讓落后地區直接參與分享珠三角開發紅利。但由于落后地區政府的土地經營管理能力較差，嘗試沒能取得預期的成效。

長三角的飛地一般是發達地區到落后地區負責開發、經營一塊地。其實，也可以讓落后地區政府發揮其比較優勢，在其優勢領域，在發達地區開發、建設“飛地”，借此可以分享發達地區人口產業集聚的成果。現實中，在一些領域、行業也有一些成功的經驗。也就是說，借助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推動長三角地區投資市場相互開放，打破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封閉經營的怪圈十分重要。

區域一體化第二方面是信息的共享。歐盟區域政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財政轉移。財政轉移支付不是大家開個會定下來，而是建立在對經濟薄弱地區劃分、發達地區出資比例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讓地區之間財政轉移不受政府更替的影響。

另外，投資方面，破除市場壁壘，對地區經濟發展十分有利。建議將地方政府投資與稅收分成掛鉤，上海在外地投資占比應該成為上海分享在外地投資項目稅收分成的依據。

六問：產業聯盟有什么用？

提問：2018年，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以后，我們發現新成立了很多聯盟：長三角開發區協同發展聯盟、產業創新聯盟、新材料聯盟等等。產業的聯盟會不會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建設的動力？

曾剛：現在聯盟很多，一方面是因為大家相信中央的戰略部署是英明、正確的，也是合理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目前由于行政界線的分割，很多企業的效益受影響，不方便。通過建設跨越行政邊界聯盟，可以接受政府簡政放權的部分權力，通過制定行業自律規章，更好地發揮統籌協調發展作用。

再從現實一點來講，聯盟會員多了，收錢也多了，特別是跟國外的商會或者組織進行交流談判的時候底氣也足一點，這應該是一個大方向，值得倡導。

現在有一點，早期的時候很多聯盟帶有一種官辦的色彩，政府給他賦權，把機會交給他，長三角地區不缺錢，缺的是空間和機會。建議將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打造成社會組織的重要基地，成為中國區域治理的新樣板。

七問：人才的流動會更自由嗎？

提問：長三角一體化上升國家戰略，會不會使得一部分高校或者企業允許研發人員或者管理人員去示范區開發沃土或者挖第一桶金？

王振：你提了后我突然在想，比如一個企業注冊在示范區，但是它又靠在嘉善境內，這個企業以后的人員是拿上海戶口還是浙江戶口？享受上海的社會保險待遇還是嘉善的社會保險制度？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但是目前我沒有辦法回答你。這個問題估計沒有那么容易解決，用不用嘉善的地，享不享受上海的社會待遇，所得稅交給誰。還有，養老費、醫療費誰出呢？現在叫上海統籌，江蘇自己省內統籌，我估計若干年以后全國統籌不太可能，至少上海、江蘇、浙江示范區里面能夠統籌社會保險，這是長遠希望。

你的問題又讓我想到一點，一個企業注冊在示范區里面，落在青浦，這個企業按什么標準繳納社會保險費？是不是可以按嘉善標準交，如果按嘉善標準就好了，社會保險費上海是最高。現在說降費降社會保險費，示范區是不是可以按照嘉善的標準交，交錢不是交給嘉善，交給青浦。這個能試點的話對青浦是大利好，對于企業是降低了用工成本。這些目前都只是我們的猜想，但是我個人認為應該要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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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