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觀念是文明的基本架構，時空特性等觀念形態與邊疆形態緊密關聯。天下體系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二維世界具有不同的時空觀念，這使得兩種不同文明的帝國邊疆形態具有明顯差異。現代文明首先是一種新的時空觀念，現代性生長在現代時空觀念上，這種現代時空觀念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矢量線性和勻質性，造就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疆形態。東方國家的現代進程包含了時空觀念的轉型，以及在此背景下疆域形態的轉型。

王朝時代的“天下”無疑具有極其豐富的含義，是夷夏之間以及游牧農耕之間對立、互動、互融之勢的產物。夷夏陰陽二維，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為中國。理解中國的關鍵就是要從這種雙向、動態的“勢”去把握。天下統合了游牧、農耕二元世界，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具有不同的時空觀念，而兩種不同的時空觀念在歷史中有密切互動。時空觀念是文明的基本架構，一個社會所有人類活動都建立在一定時空坐標之上，作為文化基本架構的時空坐標維度在近代以前不是普世性的，不同的文明與特定的時空觀念體系相聯系。游牧和農耕兩種文明擁有不同的時空觀念，這對兩種文明形態諸多方面產生了影響，包括這兩種文明的帝國邊疆形態具有明顯差異。現代文明首先是一種新的時空觀念，現代性生長在現代時空觀念上，這種現代時空觀念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矢量線性和勻質性，所以現代文明都生長在這一時空坐標中。現代世界的時空觀念終結了古代的無游牧和農耕的時空觀念，也終結了古代文明可見或不可見的觀念和物質形態。在不同文明時空觀念差異、時空觀念現代轉型的角度來探討疆域和邊疆概念，將會更好理解理解從天下到國家現代轉型中的觀念層面及具體實踐中深刻復雜的變化。

一、農耕世界的循環時間與游牧世界的彌散時間

中原地區地處溫帶，四季分明，農耕生產方式以季節為周期，時間性極強。農耕文明植根于這種時間性的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祖先崇拜、邊界、組織、定居、歷史具有重要意義，這些要素中歷時性和循環性的時間序列具有明顯優勢。農耕世界的雛形從公元前2000年代以眾多諸侯國組成的“國家群”（state complex）形式已經開始出現，并強勢向四邊輻射【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強調時間性的祖先崇拜當時可能已經孕育于定居文明之中。定居生活方式要求從時間序列獲取合法性，持續定居耕作于同一空間就說明這一空間是被所有者的權力劃定擁有的，從時間序列的祖先獲取空間擁有權的合法性是必然的邏輯。定居農耕的決定要素是土地及生長在上面的作物，作物以根固定在土地上，這些都是不移動的，固定的“根性”是農耕的基本特點。每株植物有獨立的根，農耕的“根性”也決定農耕文明是傾向于安土重遷的定居社會。而農業生產的循環特性以及對節侯農時的關注使農耕文明發展出各種精巧復雜的時間周期，既指導農業生產生活，也解釋天下的循環往復，分合興衰，也為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依據，這就是中原王朝五德轉移的政治神學，這是建立在時間循環性基礎上的一套學說。

游牧指在年降水量200～400毫米的干旱草原上形成的一種人類生產生活方式。亞洲草原最早的游牧帝國存在于2000多年以前。游牧地區所處的寒溫帶冬夏兩季，四季不分明，逐水草而居，輾轉于冬夏牧場之間，邊界是模糊的，部落分合不定，組織的穩定性不強，但游牧方式依賴于廣闊的牧場，對廣闊空間具有拓展性，空間性占有主導。這種空間性源于游牧是以牲畜而非土地為決定性因素，牲畜是移動的，這種移動創造了空間性的拓展和彌散，由此帶來貿易、商業與交換。游牧的空間實際上也是具有動態和靜態兩種特性：“學術界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見解：開發人的住所外圍空間的圓周式空間 ( 靜態的 ) 是定居民特有的原則，而線形 ( 動態的 ) 空間，則是游牧居民特有的原則。然而，未必能夠如此清晰劃分界線。當研究游牧民族開發空間的方式時，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注意到他們結合了兩種原則：圓周式原則（當蒙古包設置在臨時駐地時）和線形原則（從一個駐地遷徙到另一駐地的游牧途中）。”【（蘇）茹科夫斯卡婭：《蒙古人的空間觀和時間觀研究（續）》】在空間轉換中，以蒙古包的建立為標志，世界的中心可以再任何地方建立，蒙古包是草原游牧民的宇宙雛形，“游牧民 把自己的居室 ( 包括已開發的生產空間 ) 看作是某種中心，其余的全部空間都圍繞著這個中心形成幾個圓圈。蒙古包—是中心圈，在它周圍的生產空間是第二個圓圈，栓馬樁界外的空間是第三個圓圈 (人們常常把客人送到那條人為規定的界線 )”【（蘇）茹科夫斯卡婭：《蒙古人的空間觀和時間觀研究（續）》】。中心在移動中不斷建立，不必固守一處，與這種空間拓展彌散結合在一起的就是時間的彌散性和共時性，神話/史詩將時間不斷帶回原點，重溫創世的時刻。游牧帝國的空間拓展植根于他們生活的流動性，以及與這種流動性共生的彌散型時間，游牧帝國一邊擴張，一邊分裂，新的時間原點不斷被創造，新的中心不斷形成，逐漸脫離舊中心，而各中心間只有一個大致邊界范圍，就像蒙古包的圈層，沒有清晰的分界，邊界處于變動之中。成吉思汗的帝國從擴張到四大汗國形成，并各自獨立發展，就是遵循這樣的發展軌跡。草原帝國的彌散的疆土形態與其時空觀念形態是匹配的。 一旦近代國家形成，邊界劃定，游牧世界就消失了【（美）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現代觀念的關鍵要素是土地所有權，這是對定居與邊界的權力厘定。現代國家邊界劃定，主權確立，遷徙和流動結束了，意味著草原世界的混沌的時間性就轉變為現代矢量時間性，神話和英雄史詩就消失了，現代世界以歷史的矢量時間性序列厘定邊界和主權的合法性，草原帝國彌散的疆土形態被清晰的現代國家邊界取代。

彌散型時間的遷徙文明與循環型時間的定居農耕文明形成了對照，前者強調英雄崇拜、神話敘述，后者強調祖先崇拜、歷史敘述。英雄史詩和神話本身是一種共時性很強的，講述者和傾聽者在特定場域中共同體驗神話創世和英雄偉績，這種經歷因為講述而被不斷呼喚到場，反復被體驗，創世與英雄從未遠離世界。歷時性在這里被平鋪到空間性之中，成為一種彌散混沌的時間經驗模式。歷史敘述正與此中神話敘事形成對比，歷史敘述建構了一個理想化的，但又是永遠不可回復的疏離的過去，時間序列中的圣王、祖先傳統藉此建立。歷時性性的主導優勢使空間性也都被編織到時間的序列中，以取得合法性。農耕文明崇拜祖宗墳塋，家族墓地，風水環境，定期祭祀，這些是建構在時間序列上的空間價值感和權力感，這是時間化的空間經驗。祖先進入歷史，供奉祠堂，定期祭祀。游牧民族一般是采用天葬，遺體被迅速納入自然界循環，即使采用埋葬，也可能是從農耕文明學來的，而且祖先墳塋很快淹沒在環境中，其標示性不強。祖先被納入神話，但很少墓祭，遼、金的墓祭是學習中原。兩種文明形態時空觀念的差異是明顯的，“神話的（神圣的）時間和經驗主義的時間（歷史的、日常生活的）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前者永久停滯不前，后者不可逆轉地增長、前進。”【（蘇）茹科夫斯卡婭：《蒙古人的空間觀和時間觀研究（續）》】

對歷史的、日常時間性的忽略，這解釋了游牧王朝早期史詩神話發達，而歷史的模糊和缺失。烏瑞夫人揭示了《蒙古秘史》的神話特性，這些雖出于參與、目睹或聽聞蒙古早期歷史事件的當事人的口述，但這些當事人的心智和眼光都是“神話/史詩性”的，這是他的文化習得，他將看到或經歷的當代事件以神話/史詩的來理解，甚至把自己和他人也以神話/史詩中的人物來對應，他頭腦里已經習得的那一套神話/史詩的“結構”自動地選擇和整理了他的經驗，而被整理的經驗反過來加強了“結構”，這種反復加強的結構會對人們的行動產生影響，人們有意無意地在模仿神話/史詩。《秘史》第129節中出現了一個驚悚的情節：札木合將戰俘煮死在七十口大鍋里。這和草原文化中的一些特定觀念有關，南西伯利亞英雄史詩就有將敵人放在釜具中煎煮的情節，這是當地英雄敘事文學中的一種常見主題，其目的是為了破壞其尸骨以阻撓敵人復活矣【鐘焓：《民族學視野下的古代蒙古人傳說——讀烏瑞夫人蒙古學論著札記》】。札木合的行為其實就是在模仿耳熟能詳的史詩中的情節。史詩是反歷史的，沒有矢量的時間性，它通過吟誦、儀式和模仿當下不斷回到“原點”。混沌時間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在任何情況下通過儀式回到創世起點，在這種混沌時間中，行動中的人物和史詩中的英雄沒有距離。這就是建立起游牧文化的草原“心性”的重要特點。如果以矢量時間為標準，草原心性的時間維度是貧乏的，時間被鎖閉在神話/史詩的混沌之中，雖然對四季有理解和感知，但缺乏下文所述農耕王朝發展出來的精巧時間結構。

草原時間計量是簡單質樸的，中原人記錄了突厥、蒙古、女真民族早期歷法：其人以草青為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宋）孟珙：《蒙韃備錄》；洪皓：《松漠記聞》】。此外，還有其他自然歷法：“在蒙古人和草原居民那里自古以來就有其計時方法:即結合草原分布區的動物活動動態測定時間的方法”，比如，以土撥鼠、熊、狼、狐貍及其他在一年內或一內有定時循環習性的動物為標準測量時間，如以土撥鼠一日行為標示一年時間為7個季節，即當土撥鼠從冬眠狀態醒過來時、當土撥鼠的毛色變白時、當土撥鼠脫毛時、當土撥鼠積蓄脂肪時、當土撥鼠的皮毛長到一定長度時、當土撥鼠搜集作巢穴的干草時和當土撥鼠進入地下冬眠時。【（蘇）茹科夫斯卡婭：《蒙古人的空間觀和時間觀研究（續）》】值得強調的是土撥鼠行為定季節并不是唯一有壟斷權力的標準，這些標準可以是狼、狐貍或其他動物的行為，這也是其彌散性時間的一個特點，即沒有一個具有壟斷權力的標準。這種游牧民族土著的動物歷法也出現在《蒙古秘史》中：guran sara，意為“麅子月”，這相當于農歷七月，是麅子的發情期。貝加爾湖奧爾渾古突厥碑銘出現arkar ay，意為“大角野羊月”，相當于農歷九月，為雄性大角野羊發情期。這是歐亞草原古老歷法，成吉思汗擴張前的蒙古人就是使用這種歷法【（法）巴贊：《突厥歷法研究》】。

隨著與農耕社會的互動，蒙古人從那里學來了干支紀年紀日，《蒙古秘史》已經采用這種12生肖紀年法。隨著帝國的擴張，游牧文化粗放的自然歷法已經與帝國不相匹配，中原王朝的歷法通過畏兀兒人的媒介作用傳遞給蒙古帝國，這是一種漢-畏兀兒歷法的蒙古改寫本【（法）巴贊：《突厥歷法研究》；（蘇）茹科夫斯卡婭：《蒙古歷法研究》；阿爾丁夫：《13世紀之前蒙古物候歷考》】，中原王朝的歷法由此被蒙古人接受，與此同時被接受的是這種歷法背后的循環時間觀念、五德天命轉移的政治神學、歷法正朔頒賜所代表的朝貢制度體系，游牧帝國與中原農耕文明的互動在這一層面顯得非常生動。元按中原王朝的方式制定了許多方面精確性上超越前代的《授時歷》，由朝廷統一頒定：“授時歷進當冬至，太史公舁官近御前。御用粉箋題國字，帕黃封上榻西邊”【（元）張昱：《輦下曲》】，這是元末士人宮中親見頒布授時歷的場景，皇帝御書蒙古文字于其上，然后頒布向全國。蒙古人接受中原王朝這一套歷法體系其實也是接受了這背后的一套天道循環時空觀念，與草原游牧彌散型時空已經不同。游牧民族一旦脫離草原，在農耕地區建立帝國，新的生存環境必然會讓他們接受另外一套與環境適應的時空觀念。契丹人、女真人早期歷法知識也很簡單，在進入中原建立帝國以后，迅速接受漢地立法體系，制定頒布中原體系歷法，結束了部落時代彌散型的時間傳統。隨著時空觀念的變換，疆界觀念也在變換，女真人開始強調南部國界的清晰邊界，與西夏、南宋勘界劃界。西夏也是游牧民族，但建立帝國以后，同樣強調清晰邊界，現存“金夏界碑”表明兩個草原森林民族進入帝國以后時空觀念改變導致的疆界觀念的改變【史金波、陳育寧主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8冊，《金夏界碑》】。我們通常認為天下體系中，無論農耕還是游牧王朝都不會強調清晰國界，但在某些情況下，如遼、宋、夏、金互動對立的情勢下，其相接觸疆界會強調清晰邊界，這是游牧、農耕二元互動的結果，夏與金的勘界劃界就是接受這一互動結果。

以農耕為主體的中原王朝由于生產方式決定了這種循環時間性占主導的地位，王朝的時間性體現在將不同周期的時間性與皇權及國家權威聯系，其突出表現就是歷法。古代的歷法是對時間循環周期的一種描述，它是以許多節日、節氣等重要時間點聯系起來到，這些時間點因具有歷法、政治或文化意義而被神圣化，不同社會階層中對神圣時間點的選擇是不同的，民間重視上元、清明、端午、中秋等節日節氣，宗教信眾重視佛誕、中元等節日，而從國家的角度講，最重視“三大節”，即元正、冬至、圣節，被稱為古代國家的三大節。“元正者一歲之始，冬至者一陽之始，圣節者人君之始”，這三個時間點分別代表了歷法、天道、君主三者在一個循環周期中的起始點。冬至十月建亥，是古人觀念中天道四季循環周期的起始點；正月建寅是王朝頒定歷法所規定的一年的起始點；圣節是皇帝的生日，代表皇帝生命歷程中的一個新起點。所以這三個時間點分別包含了敬天（冬至）、授時（元正）與尊君（圣節）的內涵，而這三者在強化王權天授的觀念上是相通的。唐宋以降，圣節被納入王朝的時間編碼中，通過確定圣節這一神圣時間點，皇帝力圖將王權至上的觀念納入時間體系，并通過每年的圣節祝圣強化這一觀念，并將其推廣到王朝勢利所及之處。此外，傳統經典還有五運等更大周期的時間循環，這些循環都被賦予神圣性，與王朝的天命密切相關。中原王朝這一王權與時間編碼結合的傳統可能從殷商時代已經有雛形。

中原王朝具的循環時間取向性有別于草原彌散時間，這種時間雖然脫離了神話/史詩的混沌特性，不能隨便回到原點，但其取向仍是周而復始、循環不盡的包含許多周期的圓形，原點會在下一個循環周期的初始時刻出現。這種循環時間與天下同心圓式五服、九服的圈層空間結構相匹配，建構天下王朝的基本時空架構。這與現代進步觀念下的線性矢量時間不同，而線性矢量時間是現代世界的重要支點，這種時間觀念下原點永遠不會再出現了。不同的時空架構匹配不同的邊疆形態，天下是邊疆形態是一種差序，是一種與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水平的級差關系，不是現代國家與鄰國接壤的一條線或一片地區。

二、現代時空觀念與民族國家邊疆、主權觀念

現代世界的民族國家、主權觀念和現代線性矢量性時間同時產生，共同構建現代世界的基礎。【現代線性時間觀念的誕生及其與現代性的聯系可參考：尤西林：《現代性與時間》，《學術月刊》，2003年第8期；古代循環時間觀和現代線性時間觀念對法律制度和社會秩序的影響可參考：熊賴虎：《時間觀與法律》，《中外法學》，2011年第4期。】線性矢量時間觀念源于西方基督教傳統，時間之維確有一個起點（上帝創世），也有一個終點（末日審判），17世紀英國大主教詹姆斯·烏舍爾（James Ussher）認定上帝創世是公元前4004年早上，牛頓預言宇宙在公元2000年終結。從起點到終點貫穿的是上帝的旨意。這樣，近代西方世界的殖民擴張都可以在這一線性時間中用上帝旨意加以理解，西班牙人在勒班陀戰勝穆斯林、英國打敗無敵艦隊、美洲發現、大英帝國的全球擴張、五月花號的抵達、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掠奪等等，都被整合到貫穿上帝旨意的基督教普世敘述中。而這一線性時間的普世敘述尤其突出現代性，modern最初16世紀開始通用，源于拉丁文modo，意指“剛才”，起初modern指“目前”“最近”，18世紀這個詞的意思指“更好的”，西方歷史學家開始用這個詞指自己的時代，以別于過去。隨著進步觀念的傳播，這個詞也被賦予評判優劣的標準矣【（美）喬伊斯·阿普比爾：《歷史的真相》】。modern其實是線性時間序列中繼上帝創世以外又又一個起點，越到后來，這個起點的意義越重大。

英國印度總督柯曾（Curzon）曾自豪地宣稱擁有了地球上所有主權中最廣闊的領土疆界，在北美與合眾國有3 000英里的陸地疆界，在印度與俄羅斯、中國等有6 000英里的的疆界，在非洲與法、德等有12 000英里疆界，是地球上最大的陸權國家。正如惠特萊西（Whittlesey所表達的，隨著地理大發現而來的歐洲通過在海外的帝國主義行徑獲得了一種世界范圍的空間感，打開一片廣闊可供開發的世界【（美）斯蒂芬·巴爾·瓊斯：《時空背景下的邊界概念》】，這就是近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的新型的邊疆形態——海外邊疆（the overseas frontier）。這種令柯曾（Curzon）自豪的陸權擴張其合法性源于上述線性矢量時間下的上帝旨意和進步觀念，大英帝國的全球疆域由此確立，而新型邊疆形態背后是一套新的時間觀念。柯曾（Curzon）自信肯定現代疆界劃分是一個進步，古代罕見見或沒有，而東方人本能強烈厭惡接受一條固定邊界線，柯曾（Curzon）認為部分源于游牧傳統，部分源于東方人思維不喜歡精確安排。當然，柯曾（Curzon）認為疆界劃定是維護和平的手段，是一種現代“進步”，當然他不可能承認這種“進步”的國家疆界是西方近代以來文明的特殊產物，是強加給東方世界的規制。他觀察到亞洲國家疆界劃分只有在歐洲人的壓力下或者在歐洲代表的干涉下才會發生【（英）寇松：《論疆界》】，其潛臺詞就是歐洲人帶來了“進步”。這種強加給東方的“進步”有何效果呢？同光年間，中俄兩次劃界，將哈薩克部落劃分為二，入俄者稱俄哈，入華者稱華哈（按：當然這種俄哈、華哈的是外人的劃分，哈薩克人自己沒有這種分別）。然界限不清，往往父為俄哈，子為華哈；兄為華哈，弟為俄哈。劃界以后，仍不問國籍，往返如故【馮有真：《新疆視察記》；王曉莉等編：《中國邊疆社會調查報告集成》】。雖然已經劃界，但滿清朝廷、沙皇俄國、哈薩克人其實生活在不同的時空體系中，沙俄以現代民族國家的線性的、“進步的”時空觀念開拓疆土，天朝殘夢中滿清正努力理解這種新規則維護自身利益，而哈薩克人仍在游牧遷徙的時空世界中。光緒年間，中俄在西北兩次勘界締約，中國喪失了了大片國土，缺乏精確的地圖是清廷勘界吃虧的重要原因，傳統中國輿圖采用記里開方法和傳統通俗繪法相結合，雖然由傳教士輸入了經緯法，但運用不成熟，誤差較大，而且離中中經線越遠，誤差越大，地圖上差之毫厘，實地可能喪地千里，這使邊界談判非常被動【郭麗萍：《西北界務談判與西方地圖使用——以光緒年間兩次中俄西北界務談判為中心》】。俄國完全采用新式測繪技術得到的精密地圖，在談判中占盡優勢。這是兩種空間觀念的碰撞，俄國現代精密地圖代表的是一套近代科學所理解的空間觀念，運用近代地理學成果和測繪技術的產物，中國傳統輿圖的失敗代表了天下時代的空間觀念在現代民族國家博弈中的劣勢。

美國把在北美的擴張視為destiny（天命），邊疆拓展塑造了美利堅民族性格【特納：《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這種自負同樣生成于包含基督教上帝旨意和近代資本主義進步觀念的線性時間觀念上，如果沒有這一觀念基礎提供的合法性解釋，他們很難把剝奪、殺戮印第安人的邊疆拓展過程描述為民族精神形成的過程。線性時間觀-基督教傳統-進步觀念-destiny（天命）-美國邊疆拓展-國家精神形成，這些看似不相干的領域，其實是從共同時間觀念基礎上盤根錯節生產衍生出來，環環相扣，一同建構了現代世界的普世敘述和深層語法。斯蒂芬·巴爾·瓊斯在邊疆研究中已經將疆界和文明形態相聯系，不同的疆界形態背后是不同的文明形態，而近代以來西方的邊界形成也不盡如柯曾（Curzon）所宣稱出于文明進步的契約精神，瓊斯深刻揭示了現代國家邊界背后的強權政治，“契約可能僅僅是隱藏于強權政治背后的一個表象”【（美）斯蒂芬·巴爾·瓊斯：《時空背景下的邊界概念》】。

民族國家歷史合法性的追述離不開線性矢量時間提供的簡單化處理，排出復雜性和歧義，構筑高度同一、延續的認同。無論游牧世界的混沌時間還是農耕世界的循環時間，共同的特點是沒有起點和終點，這是古代沒有邊界的天下的一個隱喻；而現代矢量時間是有一個起點，還有“終結”，而且時間是勻質的，而貫穿其間的是一系列持續的“進步”，這是外部強調邊界區分與主權平等，內部強調歷史的持續性和公民的勻質性的現代國家的隱喻。阿希斯·南迪指出，所有大的非歷史型社會，現在都有了相當大比例的人口完全受到歷史模式的控制，他們不僅想要重寫自己的歷史，而且還想達到別人歷史的高度。現代全球文明中成功的新歷史型社會就是擺脫自己一部分過去與現在，或者說，從它們“借來的未來”的視角出發，改寫了其他部分【（印）阿希斯·南迪：《巫師、野蠻之地與荒野：論異見之可聞與文明之未來》】。南迪所說非歷史型社會應該既然指印度、中國等非西方線性時間的循環型或彌散型時間。

東方世界的轉型也包括對西方線性時間的接受，以一種非自身固有文化肌理的時間表達和歷史書寫切割經驗，屏蔽一些東西，加入一些東西，以符合現代性的需要。一旦線性時間被接受，毗濕奴大神的夢、永不停息的五德循環、長生天的護佑都結束了，所以的這些都要被整合到線性時間的普世敘述中。線性矢量時間歷時性地建構起現代民族國家族性勻質性和連續性，現代歷史書寫“擔負起篩選往昔事實的責任，要找出足以造成社會發展路線的潛在邏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新的政治實體——民族——能夠體現新的目標”【 喬伊斯·阿普比爾：《歷史的真相》】，民族國家很大程度是依托現代時間表達和歷史書寫建構出來的。而這種現代時間表達是典型的西方經驗，包括以近代西方為現代文明起點，普世價值，進步理念等等，我們總能從各種現代經驗的表達中提煉出上面這些“深層語法”。而這些被接受為全球普世性經驗的深層語法，其實只有在現代時間表達的確立絕對統治以后上才有意義。我們很難想象在隨時能回到時間原點的混沌時間經驗可以理解“進步”“未來”“國家”這樣依托生長在矢量時間上的概念，而現代轉型的嚴峻在于對這種非自身經驗理解和接受是判斷一個東方傳統社會成功與否的標準。東亞游牧與農耕兩種傳統社會中，具有時間性優勢主導的農耕社會與現代性具有明顯連接、轉型的優勢，雖然內在不同但畢竟在時間性優勢上是一致的，甚至儒家也有近似進步觀念的公羊三世說，而民間不斷出現的千年王國運動也類似于“未來”觀念，這些都一定程度超越農耕文明無始無終的循環時間觀念；而空間優勢主導的游牧社會混沌時間在與現代矢量時間的連接中缺乏溝通基礎，其現代轉型中更加艱難。

三、結語

我們生活在由時間、空間這些基本感知架構“切割”后形成的可以理解的世界中，無論宏偉的政治抱負還是普通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時空坐標的預設中展開的。從政治的層面講，國家權力結構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這種預設上面，自上古時代起，古人就從星空的運行中尋找世俗權力的基礎，并力圖證明帝國權力是這種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和日月運行、四季更替一樣是上天意志的表現，以此神化世俗權力，從而建立起一套解釋宇宙生成演變，論證王朝合理性的政治神學。掌控時間劃分規則的權力，是一個文明得以成立并保持影響力的基本前提。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偉大成功之一就是消滅了不同文化對時間多元性的理解和感知，以線性矢量時間觀念取得了為時間命名的權力，這種時空特性與進步等觀念形態緊密相關，現代民族國家邊疆形態就附生在這些現代性的基本架構之上。邊疆形態不是現在人們看到的理所當然的那種狀況，他們是和某種文明形態聯系在一起，是從這種文明形態中生長出來的，是特定文明形態的展開形式之一。尤其是文明形態中具有基層架構的時空觀念對邊疆形態具有重要影響，歸根到底邊疆是一種權力位置關系的標識，存在于特定時空之內，反思不同時空文化背景對不同邊疆話語形態的形成的影響，有利于我們深入認識這些不同邊疆形態和邊疆話語理論，并探索其交流、對話和理解的可能性，從一個更廣闊和深入的視角探討邊疆問題。

（原文發表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轉載未收錄原文注釋及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