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不太關心日本政治，但難得經歷“換年號”這樣的歷史時刻，今早還是打開了年號發表的網絡直播。上午十一點四十分左右，菅義偉官房長官舉起寫有新元號的白板，竟是“令和”二字，一頭霧水。再聽解釋出典，說取自《萬葉集》卷五傳為大伴旅人所作的《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序以漢文寫成，開篇有“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等語，兩句各取一字，遂成“令和”。一時日本媒體呈舉國歡呼之態，慶祝頭一個沒有引自漢文經典、而是引自日本古典的年號橫空出世。這也很好地貫徹了此前安倍的命令：“元號出典以日本所撰書籍為佳。”

《萬葉集》自然是日本自古以來的經典，如假包換的日本原創，非常適于去中國化的目的，也能滿足一般國民的民族自豪感。盡管年號制度本身并非日本原創，但說到底，“你們開心就好”。

在新年號發表之前，當日上午九點半開始，日本首相官邸召開了“元號懇談會”，與會者包括九位“有識者”，即日本各領域的精英：諾獎獲得者山中伸彌、NHK會長上田良一、日本民間放送連盟會長大久保好男、日本私立大學團體聯合會會長鐮田薰、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名譽會長榊原定征、日本新聞協會會長白石興二郎、前任最高裁長官寺田逸郎、作家林真理子、千葉商科大學教授宮崎綠。其余暫不論，且說宮崎綠。看直播時就注意到兩名女性代表之一的她穿著一身“和服”，十分惹眼。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已成定式的現代和服，而是一時很難找到文獻依據的某種“和服”，外罩寬松的黑緣羽織（外套），也與一般式樣大有區別。網上一時驚呼“好像卑彌呼”，雖然卑彌呼所處時代的服飾據說應是“婦人被發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魏志·倭人傳》）。

元號懇談會

宮崎綠畢業于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曾經在NHK工作，一度極有人氣。后來因種種緣故遠離媒體界，又回歸學界，一路由東京工業大學講師到千葉商業大學助教授、教授、學部長等等，如登直梯，并積極參與政治。不久被卷入偽造職歷的風波，有人指出她在東工大時期并非正式雇傭的“講師”，而是“非常勤講師”。宮崎綠后來也承認自己當時的確是“非常勤”，但對外稱“講師”亦無不可云云。以“非常勤講師”冒稱“講師”職歷的，在外國或許有隙可鉆，沒想到在“非常勤”一詞的發源地日本，竟也有這樣堂而皇之的事，可謂膽識過人。

宮崎綠在這樣的場合作此裝束，自然有其考慮，比如她事后接受采訪說自己穿的是“大島紬”（鹿兒島南部奄美大島所產絹布）中最上等的“白大島”，因為她是“白大島大使”，特地來作宣傳。這不倫不類的衣服也許的確寄托了宮崎某種政治抱負（譬如復古、頌揚傳統），也因此獲得了一些源自無知的贊美，但部分清醒的日本網友還是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么穿像新興宗教教祖”“她還有識者？我看是熱愛權力和權威的阿姨”。難得日本政府作出姿態，特意請來兩位女性“有識者”參與這種會議，卻還是令人狐疑。

宮崎綠

年號公布結束，走出官邸的山中伸彌被記者包圍。就像戰后日本代表性的科學家是湯川秀樹一樣，如今最常被捧出來的是山中伸彌。經歷了無數大場合的山中教授答案算得上滴水不漏，有記者說，“令”一字頗讓人聯想到“律令”“法令”等詞，印象較為嚴肅。山中答：我認為“令”挺美的。有人詢問：“有識者們討論的情形是如何？”山中說，“令和”一詞最得贊賞。又說，自己是科學家，今后當為國為民不斷努力云云。這話也很有趣，似有“我是科學家，我也不知道這些文史用典方面的事，你們不要為難我”的意思，或者說，日本政府挑選這樣一群專業外的“有識者”來選定年號，更像是走過場。而不時抬出山中教授，是否能挽救日本學界日益失墮的信譽？在研究經費左支右絀、學界（不論文理）頻繁造假的今天，不知日本的學術神話及諾獎神話還能延續多久？

被記者包圍的山中伸彌

選擇年號的團隊已經明了，至于又是哪些學者參與了年號的制定工作？按照慣例，會請日本文學、日本史、中國文學、東洋史等領域的研究者各提出幾個方案。而團隊成員一般也會保密，因為本人常常不愿公開。平成年代即將過去的今天，我們已知前代團隊由市古貞次（日本文學）、山本達郎（東洋史）、目加田誠（中國文學）、宇野精一（日本儒學者）、貝冢茂樹（東洋史）、坂本太郎（日本史）組成，提出“平成”的是山本達郎。據前幾年目加田誠后人公開的資料可知，目加田當時提出了二十個備選方案，多出自《詩經》《尚書》《易經》，如“修文”“天昌”“靖和”“靖之”“普德”“允德”“修和”“和平”“大有”“成文”“純熙”等等。這些學者已全部去世，關于當時擇定年號的具體情形還有諸多不明確處，只能等待日后新資料公開。譬如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已公開大正十五年（1926）天皇御崩后的《元號建定ノ詔書案》，可知當時與“昭和”（出典：《尚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一起作為備案的還有“元化”（《周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陳子昂詩“仲尼探元化”，李邕賦“偉元化之工作”，李白文“筆鼓元化，形分自然”）和“同和”（《禮記》“大樂于天地同和”，《國語》“居同樂，行同和”，《吳越春秋》“君臣同和，福祐千億”，徐陵文“萬國同和”）。亦可知迄今為止，日本在選擇年號時都以漢籍經典為依據。更早的前代學者們多半寄托了對明君和太平盛世的期待，經歷了戰后歲月的學者們顯然普遍強調“和平”，萬幸平成年代的日本也的確在基本和平中落幕。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公開的《元號建定ノ詔書案》，可知當時與“昭和”一起作為備案的還有“元化”和“同和”。

那么參與制作出“令和”的又是哪些學者？目前已公開的有中西進（日本文學）、石川忠久（中國文學）、池田溫（中國史）。中西進是研究《萬葉集》的著名學者，博論題目是《萬葉集的比較文學研究》，也精通古典漢文。媒體認為“令和”很有可能是他的提案。就這三位的學術地位來看，也不比“平成制作團隊”遜色，無論精通漢文的人如何挑“令和”的刺，指出其實在《文選》等經典中早有登場、不必強行與《萬葉集》掛鉤，這一年號本身依然有濃郁的時代色彩，很好地反映出現今日本政界、學界、民間集體對“漢化”“中國影響”的排斥。對“日本特色”“日本原創”“日本本土化”“日本獨特的風土孕育”等特點的強調，近乎日本文史學界的政治正確。其實江戶時代已有不少學者作出過這樣的努力，日本要強調本土原創，固然理所應當，而強調過頭，并不意味著好事。

有國內媒體認為“令和”不從《易》《書》等經典中挑選，顯得很輕快，“沒那么多政治意味。天皇的權威色彩進一步稀釋，而更加突出了全體日本國民的主體性”，這顯然忽視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不以漢文經典為依據，并不等于沒有政治意味。淡化天皇作為“君主”的象征，不等于這個國家的政治會保持理智昌明。《萬葉集》與《易》《書》的對比，并非只是“輕快”和“政治化”的不同，首先是“日本文學”與“儒家經典”的區別。

事實上，《萬葉集》成為日本的國民經典，是近代以來的事。在江戶時代，這僅是極少部分學者和歌人才會吟詠的歌集，那時學者的學問基礎仍是漢文經典。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的精英階層意識到脫亞入歐之際，也應有能與莎士比亞等西方文豪的創作相匹敵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在三上參次和高津鍬三郎的《日本文學史 上》（1890）中，《萬葉集》被抬到了國民文學的重要位置：“上至萬乘之貴，下及匹夫，無不歌詠。”并贊美《萬葉集》的歌風表現了“樸素、雄渾且率真的日本人的心情”。明治以來，出現了大量注釋、解讀《萬葉集》的作品，正岡子規就曾極力推崇《萬葉集》，認為其與現實密切關聯，著眼于生活，是“寫生、寫實”的藝術。盡管江戶時代有儒學家痛心日本人只知道讀白居易這樣清新柔麗的詩，而不知欣賞韓愈等人的深沉雄渾，認為日本人的趣味過于纖細柔脆，但明治以來的知識分子們一方面贊頌日本傳統文化中的“侘寂”，一方面又將《萬葉集》定義為“樸素、雄渾、率真”。了解了《萬葉集》被發現及重新評價的歷史，便不會認為這部古典著作全然等于“輕快”和“去政治化”。

明治二十三年（1890）《日本文學史 上》

去年十一月初，栃木縣的足利學校舉辦了以“年號”為主題的展覽，展出著名的南宋越刊八行本《周易正義》（陸游之子陸子遹朱點標閱本）及《尚書正義》，江戶初期寫本《周易》、古活字本《禮記》、古活字本《貞觀政要》、明本《后漢書》等等，標記歷代年號出處，不可謂不用心。到江戶后期，足利學校已蕭條至極，而維新以后，這里又被學者復興，被賦予“尊王”的象征意義。盡管歷史上足利學校長期由僧侶掌管，校內所藏儒學經典也多經禪僧之手校讀。我很熱愛足利學校保藏的珍貴漢籍，也對足利學校有極好的印象，但對這里舉行的“釋奠禮” （特別是對此津津樂道的學者）不置可否，對新近成立的“日本儒教學會”更投以冷眼。不知那些積極從“儒教”中汲取資源、試圖構建理想日本政治社會的學者們，對“令和”是否失望？不要緊，這些聰明的學者總能從浩瀚經典里尋找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并善加解釋、重構，以符需求。

就在剛剛，看到新聞說，足利學校將在4月6日公開江戶后期刊刻的《萬葉集》，這并不是一般我們所熟知的“足利學校珍籍”，但無妨。畢竟當日我去“年號展”，到場的不少群眾對我熱愛的漢籍也充滿茫然：“什么是宋版書？”“木版印刷是什么？”也怪展覽的解說做得不夠細致貼心。

今日午后，一位日本友人發來短信：“令和二字讀起來很好聽，字也很好，但不依據漢籍而選擇《萬葉集》，無疑是最糟的選擇。象征了這個國家領導層教養的缺失，以及非常遺憾的現實：這個國家文科學問的敗北。”

他不是學界中人，只是一個不滿安倍政權的普通日本平民。這番話或許不同于網上的流行言論，不妨作為參考，故而照錄于此。至于身邊師友的反應，既有毫不關心的，也有希望不如廢除年號制度的，不宜一概而論。無論如何，現在已是平成的尾聲，希望“令和”真如字面意思一般，帶來美好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