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日本公布了從今年五月開始施行的新年號“令和”，據官方表示出典源于《萬葉集》卷五“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一語，更強調這是首次從日本典籍中采用的年號。

從“令和”背后的那一場日本梅花宴出發，循著從梅花到櫻花的審美意識變遷，再回到將年號與漢籍做“切割”的嘗試，我們可以看到一條建構“日本”的軌跡。

“令和”出典：一次富有政治隱喻的梅花宴

天平二年（公元730年）正月，日本詩人、政治家大伴旅人（665-731）舉辦了一次著名的梅花宴會，與會眾人以梅花為題，共詠和歌三十二首，結集為一篇并作的漢文序，這篇漢文序正是這次新年號“令和”的出典。

在此之前，大伴旅人于神龜五年（公元728年）就任大宰府帥（九州地方長官），離開了權力中樞，同時在大宰府的山上憶良等著名文人云集，筑紫地方的文壇一時間頗為興盛。

這次詩會自古以來都是文學史研究的重點關注對象，而這次成為新年號的出典更是引發了眾多關注。

對于中國人來說，通讀全篇不難發現，這與我們耳熟能詳的《蘭亭集序》結構非常類似，也不難發現“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對于張衡《歸鄉賦》中“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的化用。但是在此之前，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大伴旅人這一次遠赴九州的政治背景。

當時他在中央官居正三位中納言，是皇族以下第二高官，在他之上只有知太政官事舍人親王與左大臣長屋王這兩位皇族，與舊元老多治比池守；在之后的神龜六年就發生了日本歷史上著名的長屋王之變，當時政權的實際掌控者長屋王以謀反名義被賜死，因此大伴旅人這次遠赴大宰府的任官，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藤原氏四兄弟為了爭奪政權而采取的陰謀手段（也有一說認為這一任命是期待他能夠在大宰府發揮其政治軍事能力以應對國際形勢變化）。這次梅花宴的時間，正是長屋王之變后的春天，因此關于這次詩會，除了文化層面的解讀之外，也應考慮當時的政治背景：這是一群由于各種理由遠離政治中心的人，而他們對平城京的憧憬、對政治風波動蕩的警戒，以及歸鄉之思，卻并未完全消退。例如當時大宰府次官小野老與大宰府防人司佑（四等官制下的次官）大伴四綱于天平初年所詠的幾首和歌，就被認為有著明確的政治隱喻：

小野老一首

青丹よし、寧楽の京は、咲く花の、匂うが如く、今盛りなり。

大伴四綱雜歌兩首

やすみしし、我が大君の、敷きませる、國の中には、都し思ゆ

藤波の、花は盛りに、なりにけり。奈良の都を、思ほすや君

大伴旅人在天平二年十一月升任大納言，成為太政官系統內實際上的最高職（長屋王被勒令自殺，多治比池守因病去世，名義上的最高位是知太政官事舍人親王，但是他是否有實際政治實權頗有疑問，更多是以皇族身份統領事務；藤原四子當時的官位都在大伴旅人之下）被重新召回平城京。但是在他離京期間，政治盟友長屋王被迫自殺，藤原光明子被立為皇后，藤原氏成功實現了首次的非皇族立后，等他歸來之后政局大勢已定，再無能為力，歸京后不久他也就與世長辭，因此學界一直將他這次赴任九州地方解讀為藤原氏的陰謀論。

當然，事實的真相不得而知，或許我們更應感嘆的是，千余年前很可能是由于政治斗爭而生的作品，現在卻成了新年號的出典，歷史進程真是奇妙。

櫻花取代梅花：貴族政治勝利，大陸文化衰落？

無獨有偶，近二百年后有一位與大伴旅人經歷相似的人，這就是后世被奉為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他于昌泰四年（公元901年）的政變（昌泰之變）后被左遷為大宰府員外帥，赴任途中留下了“驛長莫驚時變改，一榮一落是春秋”的詩句，就任后也有“去年今夜待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余香”的追思京中生活與天皇御恩的詩句，可知其對于這次左遷多少是有憤懣之意的。而本文想要介紹的則是他這一首詠梅花的和歌：

東風吹かば、においおこせよ、梅の花。主なしとて、春を忘るな

這首和歌詠的是自家庭院中的梅花，相傳是菅原道真左遷離京時所詠，大意如下：

“東風吹起時，務必乘風將香味帶來（大宰府位于京都西面，故有梅花香乘東風而來之語），即使主人不在了，也不要忘記春天。”

與大伴旅人不同的是，兩年后菅原道真去世于大宰府，最終沒能再回到京內。而之所以會說到菅原道真與梅花，是因為他與政敵藤原時平的對立，有時被比喻為梅花與櫻花的對立，例如有一部小說，就名為《時平の桜、菅公の梅》（奧山景布子）。

與出身高貴、年紀輕輕就身居高位的藤原時平不同，菅原道真是宇多天皇多次破例提拔才在老年時終于就任大臣之位，在他就任右大臣時的第一辭表（慣例就任前需要請辭三次）中對于自身的評價里就有“地非貴種，家是儒林，偏因太上皇往年拔擢之恩，自至諸公卿”之語，這里的“貴種”一語顯然就是意識到了藤原時平而采用的表述；而兩人在政治立場上的對立，通常有如下解讀：菅原道真被視為中央集權官僚政治的代表，而藤原時平則被視為是貴族政治的代表。菅原道真喜愛梅花一事有眾多詩文為證，而藤原氏則由于文德天皇與清和天皇曾多次駕臨藤原氏的宅邸賞櫻而被用櫻花指代，由此，菅原道真與藤原時平兩人的對立，除了兩者的政治背景之外，也被賦予了更多文化上的意義：梅花被視為文人氣節的代表，而櫻花則成為貴族優雅高貴的象征。

喜愛梅花、尊崇大陸文化、寫得一手流利華美漢詩文的老年儒學者菅原道真，與喜愛櫻花、和歌的青年貴族藤原時平之間的對立，最終以菅原道真左遷、藤原氏的貴族政治獲得全面勝利結束，這也被解讀為以天皇為中心的官僚政治體系向以藤原氏為中心的貴族政治的移行，在文化層面上則被解讀為唐風文化衰落、國風文化興起的表征，可以說這是數十年來日本古代史研究中一個典型的宏大敘事。然而需要意識到的是，菅原道真=天皇政治=大陸文化，藤原氏=貴族政治=日本文化的這一結構本身就是近現代以來歷史學者構建而成的，這一結構的根本目的在于解讀何為日本文化的本質特征、日本文化由何而來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視角，卻未必是唯一正確的解讀。

現在我們提到代表日本春季到來的花，第一反應都是櫻花，每年這時候的賞櫻活動已經成為社會慣例，而在櫻花盛開的時節里畢業、入學更是日本人的典型期待。但是這一對于櫻花的喜愛同樣是逐漸建構出來的，在奈良至平安前中期，日本人提到春花的第一反應仍然是梅花，這從成書于八世紀的《萬葉集》里代表性的春花仍然以梅花為主可見一斑；到了成書于十世紀的《古今和歌集》之中，櫻花開始成為春花的代表，而《古今和歌集》被視為日本“國風文化”的代表之一，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后的日本審美觀。

而《萬葉集》則由于其使用的萬葉假名晦澀難懂的原因一度遭受冷遇，平安時代村上天皇令人于梨壺院訓釋《萬葉集》也正是這一緣故。可以說《萬葉集》是通過鐮倉時代的仙覺、江戶時代的契沖、賀茂真淵等人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再發現”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古今和歌集》則已經經由歷代的傳習完全滲透到日本人之中，而這或許才是櫻花取代梅花的緣故。

“日本”的建構

還是以新年號“令和”為例，日本官方宣布這一年號取自《萬葉集》，并強調這是首次從日本典籍中選定的年號，不難推測其想要回避漢籍的心理。但是正如網絡上已經迅速找出漢籍中類似用典一樣，這一回避漢籍的嘗試顯然并不成功。究其原因，《萬葉集》成書時期的日本漢文學尚未脫離大量依賴于《藝文類聚》等唐代類書（例如張衡《歸田賦》便收錄于《藝文類聚》的隱逸部中，在梅花詩序成文時很有可能參考了它）的階段，想要從中找出一個不受大陸文化影響的年號實在太過困難，更勿論選定年號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一個徹徹底底地受漢文化影響的產物了。

或許，針對這一新年號，我們作為日本史研究者應該思考的問題是，對于“日本”這一國家或者文化來說，漢籍究竟處于怎樣的地位，是否真的可以切割出一個純粹的“日本”來呢？或者說，要確認日本的獨特性，是否只有通過切割日本中“非日本”的部分才能夠實現呢？假如這一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們又應該通過怎樣的方式來確認日本獨特性的存在呢？這是筆者作為日本史研究的從業人員，在得知這一新年號之后的主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