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罕見而直白地表現近代家庭史的電影，《地久天長》可謂是展現當代國人生育觀、家庭觀的絕佳樣本。盡管電影鋪設的是一幅跨度三十多年的當代畫卷，其中充斥著關乎集體記憶的各式符號：知青返城、舞廳嚴打、計劃生育、下崗大潮……但這所謂的平民史詩的背后，孩子才是故事的核心。電影從劉家夫婦的獨子星星夭亡開場，由沈家誕生新生命、劉家夫婦養子回歸為降臨終章，完成了一個關于繁殖的閉環。整個過程中，縈繞不去的是對孩子的期盼、渴望與傷痛。

作為一部經過藝術加工的虛構作品，《地久天長》中的人物與情節固然有夸張和加工的成分，然而其展現的關于家庭與孩子的觀點卻是相當具有現實意義和代表性的，尤其是在開放二胎的今天，這樣圍繞“失獨”和生育的討論更顯得極為重要。

談論計劃生育，不談論女性之痛

《地久天長》的故事主線比較簡單：劉耀軍和妻子王麗云與鄰居沈英明、李海燕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但在計生時代懷上二胎的麗云被小組長海燕拉去墮胎，大出血后，麗云不再能生育。接著，由于一次玩鬧，沈家孩子導致了劉家孩子意外落水死亡，劉家夫妻的生活瞬間崩塌，決定遠走他鄉開始新生活，但領養的孩子又離家出走……最終，數十年后回到家鄉的劉家夫婦獲得了沈家夫婦一家的懺悔，劉家養子也終于回頭，故事在團圓和諒解中結束。

在這個故事里，造成王麗云失去孩子，并被剝奪了生育兒女能力的“計劃生育”成為了糾葛沈劉兩家多年的陰影，也占據了影片的大量篇幅，成為了整部電影的標志性元素。

計劃生育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轉型帶來的必然陣痛。1949年到1953年期間，全國人口凈增6000萬人，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總人口為6億，之后，中國政府不得不開始醞釀計劃生育政策。1973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把人口指標正式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之中，聲勢浩大的計劃生育就此開展開來。對于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來說，計劃生育不僅是一場改變農村幾千年生育文化的革命，更意味著人口控制和婦女生育第一次作為一個公共話題被置于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就這樣，“生命”這種看上去似乎最自然、最本真的東西在現代社會難以獨善其身，在現代化展開過程中被編織進更宏大的結構框架之中，與政治深刻聯結在一起，變成了被規訓和計劃的產物。

和《地久天長》里一樣，由于在計劃生育實施的過程中出現暴力性身體控制現象，批評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人們指出家庭失子、女性墮胎的不人道。這種聲音顯然有其重要的意義，并表達了大眾心聲，能夠帶來普遍的共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聲音往往又是充滿男權中心的視角的——女性，她們的身體只是承載爭議的戰場，而她們自己的視角和體驗往往都是缺席的。

在影片里，麗云這個角色幾乎沒有任何主動性：她在丈夫的慫恿下懷上二胎，在海燕的強拉下進行了流產，從頭到尾都很順從。相比起來，她的丈夫耀軍更像是一個典型的 “受害者”，他一開始就表現出對孩子渴望，在妻子被實行計生時，他拼命反抗，又用拳頭往墻上砸破了皮。孩子沒了，他展現出郁郁寡歡的樣子，海燕甚至問麗云“他是不是還在生我們氣”。自始至終，被傷害最深的仿佛是耀軍。

不難看出，敘事者和主角耀軍更在乎的是那個未成型的血脈，而不是直接受到傷害的母親。麗云從懷孕到墮胎等行為中心理和生理痛苦的描繪都不存在，手術中的大出血似乎也沒有給她帶來任何身體不適與麻煩的后遺癥，只有一個關于孩子的結果：從此不能生育，她為再也不能成為母親而遺憾。

同時，另一重在電影中被輕易忽略的痛苦和掙扎，是女性的結扎問題。麗云手術后，海燕問她，還要不要上環，麗云說不用了，反正也生不了。接著海燕抱怨麗云的丈夫耀軍在之前靠冒名頂替結扎而躲避了結扎手術。這段對話展現出，已婚已育的夫妻有一方進行節育手術即可，在電影里被要求節育的是男方。

但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計生期間我國大部分地區實行的是“一環二扎”政策，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育齡婦女應當首選使用宮內節育器，生育兩個孩子的夫婦有一方必須節育。在一胎生育后女性是優先被要求上環／結扎的。就算是可選擇一方節育的二孩夫妻，在男性“當家作主”的時代和環境背景下，也是女性被結扎居多。

根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0》的數據，1980-2009年的30年間全國共實施6.61億次婦女節育手術，其中上環術2.86億次，婦女結扎術0.99億次，2.75億胎兒被流引產掉。即使理想狀態下的節育手術，也常常會給婦女帶來副作用和并發癥，加之手術地點大都是在農村臨時搭建的衛生棚里進行的，發生并發癥的情況非常常見。不少婦女由于節育手術并發癥身負“三座大山”：一是長期忍受并發癥痛折磨，不僅干不了重活，連基本自我照料都存在困難。二是精神頹廢、無望，或招致家人嫌棄。三是經濟負擔重，需長期服用消炎藥，成為家庭一項重大開支。

主流敘事時常回避的是，在計劃生育實施的過程中，女性身體遭遇的是雙重壓迫這一事實：除了被規訓身體以外，更重要的是還受到來自男性/家庭/社會觀念的壓迫，作為唯一的節育手術承擔者（丈夫逃避了節育責任），這些女性所經歷的痛苦既來自于公權力，也來自于家庭內部，并且計生時期結束以后，這種陣痛還會伴隨著并發癥與精神折磨長久地縈繞在女性的生活之中。

如果只討論公對私的侵犯和失子的語境下，我們能看到社會變遷和家庭遭遇的痛苦，卻看不到的是對女性的深切同情——所有的悲劇，都不過建立在以繁殖為核心的家庭觀念之上。

繁殖為核心的家庭觀

《地久天長》的故事里，死去的孩子其實不只一個，劉家一共經歷了四次“失子”，第一次是計劃生育強制節育，第二次是兒子星星意外身亡，第三次是養子離家出走，第四次是耀軍婚外情后決定將意外懷孕的孩子墮胎。雖然有四次與失去孩子相關的經歷，但是糾纏兩家人最久的，是那個被強制流掉的胎兒，它直接導致了劉家夫婦的絕育，在此之后，整部電影都充滿了一種對傳宗接代的執念和糾葛。

敘事者反復把“失去孩子”和“失獨”這兩件事緊密掛鉤。白發人送黑發人，已經是一個沉痛的悲劇，但影片反復強調的是“不能再有孩子”這一事實。海燕最先提起“孩子是個獨苗”，之后她的小姑子茉莉挖苦她說“本來可以不是獨苗的”，指責海燕讓麗云墮胎和絕育的行為。

海燕是一個一直鐵面無私地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主任，堅信自己行為的正當性，甚至強逼好友麗云墮胎也沒有任何愧疚，直到耀軍麗云“后繼無人”，她才覺得計生成了她的枷鎖。臨死前，躺在病床上的海燕沒有對千里之外趕回來的麗云講出“對不起”，而是說“我們有錢了，你可以生了”。這一句相隔數十年的令人錯愕的告解，指出敘事者所理解的悲劇實質，不是關于生命消失，而是關于血脈延續。仿佛如果沒有計劃生育，如果劉家夫婦還有生育能力，如果他們有錢了不怕離開工作崗位……人生就可以通過再生產出一個孩子來彌補。

并且，《地久天長》所暢想的圓滿家庭不僅需要養育一個孩子，還需要是“自己的孩子”：劉家夫婦收養了一個和星星頗為相似的養子，要求他扮演“星星”。當這個孩子的表現并不如意后，他們評論“無論如何這個孩子不是真的星星”，“就是一個白眼狼”，“難道還指望他給你養老嗎？”影片尾聲，離家許久杳無音訊的養子回來了，給在外地的耀軍打來電話，他接受自己成為“星星”，老夫婦才終于喜出望外地迎來美滿的結局。

孩子，抑或被稱作下一代，是《地久天長》所歌頌的人間天堂，是未來與過去的維系，家庭和睦的使者，是人生的必需品。因為失去了孩子，劉家夫妻仿佛永遠不再擁有幸福，多年的新生活并沒有讓他們成為掩埋掉悲傷積極活下去的普通人，反而讓他們從形象到精神都展現出一種與世界的疏離與萎靡。他們不享受生活，而是相依為命，用妻子麗云的話來說：“時間已經停止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變老”。多年后他們終于暫時放下過去的傷痛，與老友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所進行的活動也幾乎全是關乎于下一代的：看看沈家孩子長什么樣，沈家媳婦是不是要生了，新生的孩子什么樣，茉莉的兒子什么樣……影片著力展現出一種理想的天倫之樂，那就是子女事業有成，再生個大胖孫子。

更令人唏噓的是，這種以繁殖為中心的，逢年過節子孫滿堂的美好暢想不是封建思想在單一藝術作品里的借尸還魂，而是持續發生、從未停歇的社會現實。

無論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還是近年來反復的媒體宣傳中，催婚和催生都不斷出現。近年來，《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閨女》、《女兒的男朋友》、《中國式相親》等家長關心孩子生活或婚戀的代際綜藝節目層出不窮。以明星的父親觀察女兒生活的節目《我家那閨女》為例，被不少觀眾形容為“大型催婚現場”。節目有一期，Papi醬表示自己人生的重要性排序是“自己、伴侶、孩子、父母”，引發現場父親們的集體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沒有孩子所以不理解孩子的重要性”。甚至，該節目導演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明星袁姍姍的父母讓導演給她“介紹對象”——盡管女兒們已經在經濟和事業上頗有成就，但父母依舊認為結婚生子才是獲得幸福的唯一途徑。

即使在其他社會和國家，生育壓力和繁殖為中心的家庭體系也同樣存在。政府通過稅收福利鼓勵結婚生子，為社會提供勞動力。宗教團體贊美和歌頌多子多福的穩定的大家庭。文化上，無數文藝作品提供了至高無上，充滿“普世價值”的現代社會中產階級家庭樣本：能干的丈夫，賢惠的妻子，1-3個孩子，私人財產以養育孩子為優先。就這樣，整個社會都靠孩子聯系起來。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現代被視作“私領域”的家庭，并不是溫馨的自我避難所，實際上早已被公領域所穿透。家內的家務勞動（domestic labor）──無論是體力的（煮飯、洗衣、燒水、受孕、產子、育幼……），或者是情感的（親密、撫慰、“愛”……）都支撐了社會的循環。此刻，當我們討論一切與家庭相關的議題，都必須不斷檢驗其背后的目的、假設及政治性意義。

對女性身體的再次剝奪

毫無疑問，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生育自由并沒有真的完全回歸到女性手中——也許在法律上有，但在觀念上絕對沒有。在國家層面，全面實施二胎政策是由于當前超低生育率帶來人口紅利減少和經濟下行。在家庭層面，孩子的誕生延續著傳宗接代的執念和對幸福家庭的窄化想象。

至今，我們仍然缺乏對女性自主權的討論：女性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想要成為母親？是否真的能選擇想不想成為母親？她的身體權利被剝奪是怎么發生的？所以，單純地把“放開生育”作為解決之道，忽視的是女性身體可能遭遇的再次剝奪。

據國家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顯示，00后性別比例失衡嚴重： 2004-2017年，新生人口男女一胎比例117.4:100，二胎比例126.4:100，三胎比例146.3:100。如此明顯充滿人為干預的性別比例，與重男輕女思想緊密掛鉤，并間接展示著女性身體所遭遇的苦難——多次懷孕、醫院檢測、墮胎或生育。很難相信，這是女性們完全自由的選擇。

諷刺的是，在計劃生育時期，一些女性反而用國家政策作為抵抗家庭剝削的方式。如斯坦福大學人類學家希爾· 蓋茨（Hill Gates）的田野調查研究表明，以在成都及周邊的女性為例，育齡女性面對婆家要求生二胎，誕下男孩延續香火時，大多援引“計劃生育”政策為靠山，理直氣壯地回絕。

這一看待節育的視角使得中國的計劃生育在某種角度上暗合國際上的社會家庭計劃（Family Plan），其主要意義為：世界上多數婦女擁有的子女數多于她們真正需要的數量；避孕和節育可以使婦女從生育中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20世紀初，節育思想在西方傳播日趨廣泛，并建立了指導避孕的機構，在節育技術上給予群眾實際的指導和物質幫助。到1983年，已有119個國家和地區的全國性家庭計劃機構參加。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學者朱迪斯·班尼斯特（Judith Bainster）也從婦女解放的角度試圖探究中國，作者用了6年時間，完成《中國變化的人口》（China's Change Population）一書。該書指出，中國婦女的生育“解放”不徹底，因為其生育行為是在國家主導下完成的。

事實上，女性可能并不想要成為母親。2015年，以色列社會學家奧爾娜?多娜絲（Orna Donath）做了一項名為“你是否后悔成為母親”的研究。有23位年齡在26到73歲之間的以色利女性在采訪中表示后悔，受到大量媒體和社會關注。她們坦率的回答撕開了被高度浪漫化的母職溫情的面紗。

人們越來越注意到，“母親”這一角色存在對女性自我的嚴重剝奪，作為母親的女性需要承擔社會/家庭默認的母職責任，遠多于父職責任。大眾文化和主流媒體將家庭空間與女性“天性”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照顧家庭、養兒育女的職責往往由女性一力承擔，被“自然化”（naturalize）成女性的一部分。在《地久天長》里，女性的生活永遠是圍繞家庭的：麗云沒有工作，負責做飯和照顧孩子，等待丈夫歸來，丈夫延誤回家的時間（因為出軌），她就默默地等待到深夜；英明下海賺錢后，雷厲風行，已經當上主任的海燕早早地內退，日常是在打麻將；沈家兒子沈浩展現作為醫生的職業角色，而沈浩媳婦只是一個在家里被照顧的孕婦……并且，她們一旦出現，就總是在做家務，在孕育孩子，關心孩子，討論孩子，似乎母親就是她們最為重要和核心的人生角色，她們的自我則在家庭中被磨滅了

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常常面臨的選擇是，如果接受婚后家庭內部的性別勞動分工，成為一個成功的妻子和母親，就時常面臨與社會脫節、依附于丈夫的不自由處境。而如果她們不接受這樣的形象，例如不愿結婚、不愿意成為母親或者不愿意多生一個孩子，則會遭到主流媒體和社會的批評，乃至妖魔化和污名化。

同時，文藝作品反復樹立著良母的樣本：《地久天長》里所有女性都想要孩子，茉莉甚至愿意為無法生育的劉家夫婦生孩子。而在莫言描述計劃生育的小說《蛙》里，不止一次地歌頌女性生育時對命運的“英勇抵抗”。書中的孕婦為了生孩子，可以耐住幾天幾夜的饑餓寒冷躲在米缸里，拖著7個月大的身孕翻爬過糞池，在顛簸溪水中的木筏上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小產7個月的嬰兒……女性角色由此被壓縮到只剩下她的自然性和生物性，只是孩子的容器。這恰恰呼應了莫言在《蛙》中所書寫的：“我想起母親生前不止一次地說過，女人生來是干什么的？女人歸根結底是為了生孩子而來。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來的，女人的尊嚴也是生孩子生出來的，女人的幸福和榮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來的。一個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個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個完整的女人。”

為了擁有完整的家庭和成為完整的女人，從影片和小說中描寫的“當年”到看似自由坦蕩的今天，女性都持續地掙扎在生子上。有人擔心如果不要孩子，另一半會與自己離婚；還有人認為，只要可以有個孩子，就算賠上自己的生命也無所謂。

正如《地久天長》的結尾，“一個帶把兒”新的繼承人誕生，把所有喜悅和歡樂連接在了一起。如果我們持續沉浸在這種生育帶來的圓滿敘事之中，那么女性身體就從未被解放，也從未屬于她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