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領導同志批準同意，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具體指導下，中國方正出版社會同離退休干部局共同組織編輯的《傳承：我親歷的中央紀委故事》一書今年1月由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

從2018年7月開始，該書編者陸續訪談了40多位中央紀委機關離退休老同志。

這本紀實訪談實錄通過這些紀檢監察戰線的“老兵”口述個人親歷的歷史事件、參與的主要工作，以及個人的進退留轉、喜怒哀樂，重溫40年激蕩人心的難忘歲月，再現一代代紀檢監察干部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為改革開放鋪路開道、保駕護航，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感人事跡，展現中央紀委機關的優良傳統和過硬作風。

這40多位老同志包括中央紀委原五室主任王鈞，其訪談實錄題為《組織讓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王鈞出生于1935年7月，山東人，195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3月進入中央紀委工作，先后在“兩案”辦、干部室、五室工作，1996年7月退休。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注意到，在上述訪談中，王鈞講述了“林彪專案組”搬了五次家的故事：

“1979年，中央根據全國人民的意愿，決定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也就是‘兩案’進行審查處理，并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中央紀委。這年年初，中央紀委牽頭，成立了由中央紀委、中組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參加的中央‘兩案’審理辦公室。搞好‘兩案’審查是當時中央紀委的重點工作之一，因為這關系到政治大局的安定團結,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國內國際都很關注。

“我調入中紀委之后,直接參與了審理林彪專案。林彪專案的審理實際上分幾個階段。‘9·13’事件之后,正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中央組織了一個專案組來審查這個案件。‘文化大革命’后,‘四人幫’被粉碎，就重新組織了個專案組繼續審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又組織了新的專案組，我參與的就是這第三個專案組。

“那時候辦公條件非常有限，剛開始專案組只有幾個人，后來人最多的時候也才有20多個人。辦公場所也不固定，光我們這個專案組就搬了五次家。一開始在中組部，第二次搬到中南海，第三次到宣武門附近包了一個賓館，再后來又搬到中央警衛局辦公樓，最后搬到了官園。

“我剛來這個專案組的時候，辦公室在中組部的三樓，就一間十五六平方米的房子，十幾人都在里頭辦公。除了一個管文件的同志有一個專門的桌子，其他人都只有一個凳子，圍著兩張桌子，在那兒看材料辦公。中紀委剛恢復重建時，中組部把二層、三層和四層的一部分，總共兩層半都給了中紀委辦公。我記得當時中紀委有7個專案組100多人，加上領導，都擠在那兒辦公。

“我們專案組開始著手具體工作之后,首先就是要接手上一個專案組的材料，這些材料就放在中南海，裝在20多個鐵皮柜里面。看的時候需要一件一件清點，然后簽字辦理交接手續，把材料取回中組部審閱，看完了再送回去，程序比較復雜，一來一去把時間都浪費在路上了。后來領導了解到這個情況，考慮到工作進度安排，就決定把‘兩案’專案組的人全部都搬到中南海去辦公。在中南海一段時間后，因為審理專案需要找人談話了解情況，但是中南海進出非常不方便，于是就又搬了出來，在宣武門附近包了一個賓館。辦公條件改善了，休息的房間、伙食標準都提高了很多，但是公安部又向中央提出意見，指出這個地方不太安全，處在鬧市區，太靠近大街，保密條件不是很好，于是又轉到了中央警衛局的辦公樓。在中央警衛局慢慢穩定下來后，新調來的同志住在四面八方，最遠的有在順義、昌平的，每天上下班奔波，特別辛苦。最后搬到了官園，也就是現在中紀委辦公的地方。

“直接領導我們這個專案組的是中紀委副書記劉順元，他是1931年就入黨的老同志。我們還沒接收案件材料的時候，首要任務就是學習，聽劉順元同志傳達中央對審查案件的主要精神和要求，比如一定要實事求是，重證據，不能輕信口供，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劉順元同志還結合黨的歷史和自己的經歷，帶著我們總結經驗和教訓，準確把握審查的尺度和標準。他特別強調要實事求是，要求不能‘左’。短短十幾天的學習，對我們后期的審理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作用。

“我從1979年3月開始跟進這項工作，一直到1980年下半年審查基本結束。審查基本結束，中紀委負責的主要工作就完成了，然后就是交給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審判，之后還涉及很多人的處理和申訴，等等，全部結束差不多到了1988年。

“專案辦理過程中，還有一件事讓我特別難忘。那時候我們到中紀委來工作，都算借調，正式關系還沒轉過來。1979年下半年全國調級增加工資，我們這些人都在中紀委工作，可工資關系還是在原單位，很多人就擔心這個問題。當時大家工資都不高，調一級對家里生活來說是幫助很大的。我們專案組的黨支部負責同志就給大家做思想工作，說要專心工作，不要受到影響。然后這些黨支部的負責同志就到我們的原單位去介紹情況，當時我們都不知道。后來，我原單位機關黨委的領導同志告訴我說，中紀委來人了，來介紹你在那里的工作情況。我才知道是兩位老同志，親自到我單位去做工作，我感動得熱淚盈眶，現在想起來還是一樣激動。專案組黨支部工作做得很細，組織能讓我們參加專案，本身就是一種信任，生活上對我們又這樣關心，所以我們工作上有什么困難都努力去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