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發生在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的恐襲再一次把白人至上極端主義拉入了人們的視野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兇手塔蘭特把發生于2011年挪威恐襲的槍手安德斯·布雷維克奉為精神導師，并模仿布雷維克作案當日發表宣言的方式，同樣發表了一份名為《大置換》的宣言。2011年7月，布雷維克在發布了長達1500多頁的《歐洲獨立宣言》后，開始了他的行動，不過布雷維克并未把目標鎖定在穆斯林群體，而是政府和工黨青年團，以發泄其對左派當政、歐洲穆斯林逐漸增多的不滿。更耐人尋味的是，塔蘭特聲稱自己是“圣殿騎士團”的一員——八年前布雷維克曾在審判時宣稱自己建立了“圣殿騎士團”，而這后來被警方證明是虛構，是作案者的精神疾病導致的幻想。然而到了新西蘭，布雷維克的“精神病幻想”成了真實的存在。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回過頭重新認真對待八年前發生在挪威的那次槍擊事件，并將其作為這次恐襲以及白人右翼極端主義的重要參考坐標，而不僅僅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隨機犯罪事件。

1.

2019年3月15日發生在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的白人極端主義槍擊案震驚了世界，也把世人的記憶再次帶回2011年7月22日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維克襲擊案。在那次事件中，白人極端分子安德斯·布雷維克先在挪威奧斯陸首相辦公室放置并引爆汽車炸彈，然后驅車前往挪威工黨青年團在于特島舉辦的夏令營，用格洛克手槍和步槍對手無寸鐵的青少年進行大屠殺。一天之內，兩起襲擊事件共造成77人死亡，96人受傷。

布雷維克襲擊事件是近年來白人至上主義者所發動的恐怖襲擊中受害者人數最多的一次。更令人不安的是，在這一事件之后，布雷維克成為右翼極端分子心中的英雄，無數白人至上民粹分子將他奉為偶像，連中文網絡世界也不乏他的崇拜者。在2012年夏天的布雷維克審判中，被告謊稱自己創建并領導著一個反伊斯蘭的國際組織“圣殿騎士團”。這番編造杜撰不僅引來媒體和公眾（包括眾多的反伊斯蘭右翼人士）的譏諷，也引發檢方對其精神狀況是否健全的懷疑。短短六七年后，發動新西蘭槍擊案的澳大利亞槍手公開宣稱自己是安德斯.布雷維克的追隨者和“圣殿騎士團”成員。我們見證了一種極度瘋狂的虛構被指認為現實，也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土壤讓這種邪惡的意識形態孳生壯大，成為游蕩在人間的惡魔？

2013年，挪威非虛構作家阿什納.西耶斯塔德（?sne Seierstad）在持續一年多的調查采訪之后，出版了《我們中的一員：安德斯.布雷維克的故事和發生在挪威的屠殺》。2015年，此書英文版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推出。該書出版后引發極大反響，先后獲得紐約時報圖書評論2015年十大最佳圖書獎，紐約公共圖書館2016年海倫·伯恩斯坦圖書獎杰出新聞報道獎。本文將以西耶斯塔德的報道為線索，去追蹤和反思這出悲劇背后的社會因素。

2.

布雷維克出生于1979年，在1980年代度過其童年和少年時代。七十年代末到整個八十年代，全球政治氣候右轉，新自由主義席卷大西洋兩岸。北歐的挪威也未能例外，盡管在世人心目中，挪威是個繁榮、富裕的福利國家。而布雷維克襲擊案件卻折射出八十年代以來挪威工黨走向失敗的政治圖景，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意識形態變化。

挪威工黨成立于1887年，到1927年成為挪威第一大黨。1928年工黨贏得大選，組成挪威歷史上第一個工黨政府。從1935年，挪威工黨長期連續執政。二戰之后，工黨領袖艾納爾·蓋爾哈德森連續二十年擔任挪威首相，被稱為挪威國父，是戰后挪威重建的主要設計師。1970年代后期，伴隨著全球政治氣候轉向新自由主義，挪威工黨遭遇來自右翼政黨的挑戰。進入八十年代，工黨受英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開始施行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與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相結合，允許國有資產和公共服務私有化，降低收入累進稅。這些舉措對挪威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也為工黨日后的危機埋下伏筆。

在《我們中的一員》里，西耶斯塔德特地提到1976年-1981年擔任首相的歐德瓦爾·諾德利。和此前所有的工黨領導人一樣，諾德利出身于普通工人階級家庭，對國家控制經濟，政府干預利率、房地產市場和金融部門懷有強烈的信念。諾德利擔任首相期間，工黨政府出臺一系列提高工人階級收入和社會保障的政策，導致挪威的社會福利供給和公共健康開支大幅擴張。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諾德利政府的執政方針遭到社會中上層和保守主義者反對，也引發工黨內部新自由主義追隨者的不滿，工黨因此發生分裂。1981年2月，諾德利因工黨內部分歧被迫退休，格羅·哈勒姆·布倫德蘭德接任首相職位，成為挪威歷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結果不到一年時間，工黨政府就在當年10月大選中下臺。右翼政黨贏得了其二戰后的第一個大選。新上臺的保守黨政府取消了利率上限，給銀行更多的空間不受管制地操作房地產價格，并且制定了一系列計劃對公共服務進行私有化改革。

1986年，布倫德蘭德卷土重來贏得大選。作為工黨中的右翼，布倫德蘭德出身于政治精英家庭，其父為著名的前內閣部長。她也是第一位擁有大學學位的工黨首相。她的政府保留了此前保守黨政府的許多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私有化改革和向富人減稅導致政府公共支出減少，影響到普通民眾所享受的社會福利水平。工黨在社會中下層中的支持率不斷流失。而另一方面，保守的社會中上層對工黨傳統的高稅收和福利社會政策一直心存不滿。工黨在挪威社會陷入進退失據的處境。

這就是布雷維克童年時代的挪威政局。從他日后寫就的那份長達1500多頁的《歐洲獨立宣言》來看，這些政治變化對他顯然有很大影響。安德斯·布雷維克的母親溫徹·貝林有過兩次失敗的婚姻，帶著一兒一女獨自生活。因為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她長期無法就業，依靠政府的福利救濟維持生活。1983年，她的前夫延斯·布雷維克，也就是安德斯·布雷維克的父親，用自己登記的住房合作社會員資格為她購買了一套安置房，讓她得到了一個容身之所。此時奧斯陸房價已然飛漲，許多對住房有需求的家庭無法承擔購房開支。而另一方面，政府面臨八十年代大量涌入的移民與難民，不得不動用市政廉租房對其進行安置。這一舉措引發了本土低收入階層的不滿。

安德斯·布雷維克在奧斯陸西區一片名為“絲絨草”的政府安置小區度過了童年。這里的居民混雜著本土中低收入階層和政府安置的難民。因為家庭環境的扭曲，布雷維克從小性格孤僻，樓下一戶智利政治難民的女兒伊娃，是他童年時代唯一的玩伴。進入學校之后，他跟周圍的孩子格格不入，小區中一戶巴基斯坦移民家庭的孩子阿米德是他唯一的伙伴。和其他西歐福利國家一樣，挪威政府在建設政府廉價安置房時，為了避免出現大片的貧民窟，采取了將政府廉價房小區與中產階級社區混雜在一起的做法。絲絨草小區的周圍是奧斯陸西區最高端的中產階級社區。這里是挪威王室就讀的學校所在的學區。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和王儲哈孔王子、瑪莎·路易斯都畢業于這里的斯梅斯塔德學校。布雷維克在哈孔王子畢業那一年進入該校就讀。中產精英們對底層和移民的“入侵”深感不滿，工黨的長期執政讓他們極度怨恨。在《我們中的一員》中西耶斯塔德寫道：“這個學區是奧斯陸的一個深藍地帶，它對促成1981年右翼大選獲勝起了重要作用。在那以后，一波私有化和房價失控的浪潮洶涌而來。住房合作社所建造的公寓價格扶搖直上。”

1986年布倫德蘭德戰勝保守黨贏得大選之后，“讓她滾蛋”的標語不斷出現在這片高檔社區的寶馬車和奔馳車車身上。在這里，布雷維克領教了遭人白眼的苦澀，也學會了西區上流社會的口音，及其時髦優雅的舉止和著裝方式。在網絡寫作和出庭受審時，他聲稱自己是來自西區的中產階級，而在他需要宣泄現實中的挫敗感時，他把敵意指向了自己童年時代最熟悉的穆斯林移民群體。2001年，工黨再次失去大選。這是1924年以來工黨在大選中的最差表現。2005年，工黨與其他中、左翼政黨組成紅綠聯盟贏得大選。工黨領袖延斯·斯托爾棱伯格出任首相。斯托爾棱伯格和布倫德蘭德一樣出身政治精英世家，施政理念深受英國托尼·布萊爾新工黨的影響。他就任首相期間，私有化的規模在挪威歷史上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這一時期的工黨甚至被政治研究學者和來自左翼的反對派視為一個新自由主義政黨。最終在斯托爾棱伯格的第三個首相任期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布雷維克襲擊事件。兩年之后，斯托爾棱伯格政府黯然下臺。此后挪威一直是右翼政黨執政。

可以說，三十年來挪威極右思潮的抬頭，與工黨的政治失敗有密切關系。1980年代之后挪威工黨追隨英美新自由主義，背叛了工人階級。導致底層失去了對工黨的信任，投入了民粹主義政客的懷抱。當代挪威的民粹主義和右翼政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興起于1970年代的進步黨。這個極右翼政黨最初是一個反對高稅收、反對工黨福利國家政策的富人政治團伙，因其種族主義色彩而臭名昭著。1973年挪威大選，該黨因接受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的競選資金而備受爭議。1978年，政治煽動家卡爾·伊瓦爾·哈根繼任進步黨領袖。此人最廣為人知的劣跡之一，是在1987年進步黨的競選會議上當眾宣讀了一封所謂“穆斯塔法的來信”。在這封號稱是一個穆斯林移民寫來的信件里，寫信人宣稱穆斯林的目標是通過移民占領挪威，將之改變為一個伊斯蘭教國家。

穆斯塔法的來信最終被媒體確認是哈根本人所偽造，但它在當時引發了公眾的極大恐慌。進步黨在當年大選中的得票率暴漲三倍，從常年徘徊在三到四個百分點一下飆升至十二個百分點。而在移民人口高度集中的奧斯陸等大都市，其得票率甚至達到十五至二十個百分點。9·11之后，進步黨對穆斯林社區的態度與美國總統小布什完全如出一轍，該黨公開演講和文件中套用“我們——他們”的修辭，將伊斯蘭指認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敵人。其民調公眾支持率也在2001年達到頂點。正是在進步黨的青年團里，安德斯·布雷維克最終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這是一種基督教白人至上，仇視伊斯蘭，仇視外來移民，仇視文化多元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極端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實際上，這種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并非僅僅關乎種族和宗教議題。它以極度扭曲的方式表達了西方社會底層的某種焦慮和不安。吊詭的是，底層民眾在遭遇傳統工人階級政黨的背叛之后，轉而投入了極端右翼民粹主義政客的懷抱。何以代表少數富人利益的右翼政黨，反倒贏得了來自底層的支持？在我們反思這個問題的時候，恩格斯的一段論述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在《去年十二月法國無產者相對消極的真正原因》中，恩格斯對于路易·波拿巴的成功政變上臺有這樣的思考，他說：“當正統保皇派，即土地貴族和奧爾良保皇派，金融貴族之間發生分裂時，無產階級之所以未能抓住時機奪取政權，是因為占法國人口五分之三、在歷次革命之后負債累累的小農階級，用他們手中的選票讓反動至極的路易·拿破侖登上了帝位。”

在分析小農階級政治上極端保守的原因時，恩格斯說：“像所有農村居民一樣，這個階級行動遲鈍，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來的影響；他們抱住自己的舊傳統不放，不相信一切來自城市的黨派的使徒所宣傳的深奧道理；他們回想起過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想起皇帝在位時他們沒有負債而且生活還比較富裕，因此他們就通過普選權把執政的權力交給了皇帝的侄子。社會民主黨的積極鼓動，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侖的措施在農民當中引起的失望情緒，促使這個階級的一部分人轉到紅黨的隊伍中來了。但是，這個階級的大部分人仍然固執舊的傳統，他們斷言，如果說路易-拿破侖還沒有表現出他就是人們所期待于他的那個救世主，那是由于國民議會的罪過，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腳。”

在英格蘭支持脫歐的北部老工業城市民眾身上，在美國為特朗普投票的銹帶工人階級身上，我們仍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那些因不滿現實而趨向保守的法國小農的影子。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安德斯·布雷維克事件所折射的，是當代西方政黨政治代表性斷裂的深刻危機。

3.

在《我們中的一員》里，西耶斯塔德描述了主人公少年時代就讀的奧斯陸西區中學的日常景象。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形成了自己的圈子，他們在POLO衫外面穿一件套頭毛衣，舉止優雅談吐斯文。他們的家里有巨大的花園，明亮的客廳和時髦的家具，假日跟著父母去郊外雪場滑雪，周末則會約同學在家里地下室的家庭影院一起看電影。這個圈子里沒有住廉租房的窮人和移民孩子。后者形成了自己的團伙，他們迷戀的是嘻哈和涂鴉。這是一個被看不見的階級壁壘區隔開的世界。少年時代的布雷維克沉迷于涂鴉這一東區少數族裔和移民青少年的社區亞文化。他渴望在這個群體中出人頭地，甚至以在日常語言中夾雜阿拉伯語單詞為榮。然而，西區白人的身份讓他在涂鴉社群中難以獲得信任，而他那妄自尊大的個性更是遭人反感。最終他被涂鴉社群拒之門外，當小團伙老大的夢想徹底破滅。

離開涂鴉社群之后，布雷維克進入進步黨青年團。他個性拘謹談吐乏味，卻滿心以為自己能夠在政黨中出人頭地。他遞交申請參加進步黨青年團地區領導人的選拔，在該黨網絡論壇里指點江山舍我其誰。在確知自己未獲選拔提名之后，他退出進步黨的公共活動，靠開販賣假文憑的公司發了一筆財，最終在股票投機中損失慘重。此后他不得不搬回母親的公寓。沒日沒夜地打了兩年《魔獸世界》之后，他于2008年開始注意到所謂“歐洲的伊斯蘭化”議題。通過瀏覽網絡上的反穆斯林論壇，他形成了這樣一種觀點：穆斯林正在針對歐洲發動人口戰爭。穆斯林移民生育率高，最終有一天會使歐洲變成伊斯蘭社會。屆時白人將會在自己的國家成為少數族裔。而工黨所執行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正在毀滅國家的前途，這些左派的文化多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勾結伊斯蘭出賣自己的國家，是歐洲的叛徒。

布雷維克所沉迷的白人至上極端主義網站有“風暴前線”、“維也納之門”、“吉哈德觀察”等等。風暴前線以“白人驕傲，世界廣闊”為口號散布極端種族仇恨言論，大量引用1930年代的納粹宣傳。吉哈德觀察是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羅伯特·斯賓塞的個人網站，該網站集中火力對伊斯蘭進行攻擊，所有文章只有一個主題：必須摧毀伊斯蘭在西方的影響。而美國人愛德華·S·梅以“博德西男爵”為網名創建的網站“維也納之門”則散布諸如歐洲正在面臨大屠殺，歐洲歷史上被伊斯蘭侵略，現在則經歷著伊斯蘭大量移民威脅之類的言論。安德斯·布雷維克最推崇的極端主義寫手是挪威人弗約德曼。布雷維克襲擊事件之后，弗約德曼的真實身份被曝光，他是挪威奧斯陸一個看護中心的夜班看門人。此人在網上以居高臨下的俯視視角發布歐洲災難即將到來的預言。聲稱在其有生之年，歐洲白人將在自己的國家變成少數族裔。他大肆渲染穆斯林男性強奸斯堪的納維亞婦女之類的謠言，在渲染伊斯蘭威脅論時縱橫古今，從柏拉圖一路引征到喬治·奧威爾。他聲稱如果這一趨勢不得到扭轉，歐洲的毀滅指日可待。同時又指控歐洲的政治精英已經勾結了穆斯林，圖謀摧毀歐洲文化，要把歐洲變成一個穆斯林化的“歐拉伯（Eurabia)”。布雷維克對此人佩服不已，奉之為偶像。在大量抄襲這些人，尤其是弗約德曼言論的基礎上，安德斯·布雷維克拼湊出一份反穆斯林的極端主義煽動讀物《2083：一份歐洲的獨立宣言》。

在《宣言》中，布雷維克聲稱歐洲與穆斯林之間的和平對話階段已經結束。他列出一個所謂歐洲叛徒的名單，將這些人分為三類，并給出相應的懲罰：A類叛徒是政黨領袖、工會、文化機構和媒體，這些人應該被執行死刑；B類叛徒是重要性相對較弱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也應被判處死刑，但在特定環境下對其處罰可酌情減輕；C類叛徒自身影響力較小，但是跟在前兩類人身后造勢罪不可赦，對其應實行罰款和監禁。針對工黨政府首相辦公室的汽車炸彈襲擊和工黨青年團夏令營的大屠殺，就是所謂“處決歐洲叛徒”觀念的實踐。布雷維克聲稱，文化多元主義者若在2020年1月1日之前投降“圣殿騎士團”的話，可以得到寬恕。而歐洲的穆斯林也將在這一天開始被遣送出境。他們如果不想被遣送出境，就必須改宗，接受基督教洗禮并改用基督教的姓氏和名字。這些人被禁止使用自己的母語。歐洲所有的清真寺將被拆毀，伊斯蘭文化的痕跡在歐洲被徹底磨平，就連那些重要的文化古跡也不能幸免。改宗的前穆斯林夫妻將不得生育兩個以上孩子，他們與歐洲之外的穆斯林之間的電話、郵件和通信將完全被禁止。對于改宗基督教不超過三代的前穆斯林，不允許他們前往穆斯林人口超過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國家旅行。

安德斯·布雷維克公開向穆斯林宣戰。他聲稱，從該宣言寫作時起到2030年，是針對伊斯蘭的內戰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中將有自發的秘密小組發起恐怖襲擊，這些恐怖小組甚至彼此之間都不發生聯系。內戰第二階段從2030年到2070年，會有更多“抵抗”形式產生，這些攻擊不僅針對穆斯林，也針對歐洲各國正在執政的政府。內戰第三階段從2070年開始，屆時將對A類和B類叛徒進行處決，然后啟動一系列文化保守主義的議程。他宣稱，到2083年，也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圍困維也納六百周年的時候，歐洲將贏得對伊斯蘭的內戰勝利，基督教白人的歐洲將恢復和平。

4.

除了仇穆之外，布雷維克的寫作充滿濃厚的厭女氣息。他宣稱文化多元主義的歐洲被一種娘娘腔文化所充斥。而女權主義、性解放和同性戀運動是這種娘娘腔文化的罪魁禍首。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不惜造謠污蔑自己的家人。他聲稱自己的同母異父姐姐生性放蕩，曾與四十多個男人發生性關系，結果感染了衣原體。而歐美有幾百萬婦女和他的姐姐一樣，因為性生活不檢點患上淋病，導致骨盆炎，最終無法生育。這些人的后半生將在悲慘中度過，就連她們的醫療費用也不能通過政府的公共醫療基金支出。而他母親的故事更為悲慘。這個女人48歲時從男朋友那里傳染了生殖器皰疹，把病傳染給她的那個男人有五百個性伴侶，而她卻仍然選擇跟他交往。最終皰疹病毒進入大腦引發腦膜炎，母親不得不去做手術把一根管子插進大腦。結果使得她只有十歲兒童的智力，生活都不能自理。布雷維克認為，母親是使家庭和他本人蒙羞的罪魁禍首，這個家庭因為女權主義和性解放的負面影響而分崩離析。而實際上母親在布雷維克成年后深受他的影響，一直給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進步黨投票。

除了污蔑自己的母親和姐姐之外，布雷維克還構陷了自己兒時唯一的玩伴，巴基斯坦裔移民阿米德。他聲稱阿米德加入了一個由穆斯林移民組成的流氓幫派，編造故事說阿米德曾在弗洛格納公園參與一起穆斯林移民針對白人婦女的團伙強奸。他聲稱正是這一事件讓他看穿了穆斯林移民的邪惡面目，從此義無反顧地退出了他們的小團伙。

在厭女的同時，布雷維克毫不掩飾自己對“同性戀娘娘腔”的仇恨。而在早年生活中，他宣稱自己是一個“都市麗男”，每天在鏡子前花費幾個小時做面膜，抹隔離霜，打發膠。他熱衷健身，做過一次面部整形手術，喜歡購買品牌時裝。他早年的朋友大多認為他是一個隱藏自己真實身份的同性戀。他一直到三十歲沒有和異性發生過性關系，對此他的解釋是“挪威的婦女太放蕩，不是賢妻良母的合適人選。”而他的朋友們則認為這只是因為他對女人不感興趣。有一次他少年時代的同學跟他一起喝酒，好心勸他正視自己的性取向，趕緊出柜，這樣能讓自己活得輕松一些。結果他霎那間情緒失控，差點跟同學翻臉。后來在寫《宣言》的時候，他告誡未來的反穆斯林“圣戰騎士”，一定要注意偽裝自己。他說：“比如你可以騙你的朋友。說你沉迷于網絡游戲，你對此感到很羞恥，不知道該怎么跟他說。或者你干脆就說你自己是個同性戀。這樣你就能騙取別人的信任。對方覺得你已經把自己最內在的隱私袒露在他面前，就不會再來糾纏你。”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無疑想到了自己的經歷，緊接著補充道：“當然，除非你確定自己特別直，否則假出柜這個事會對你的自我造成一定的傷害，因為別人會真的以為你是個同性戀。當年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以為我就是個同性戀，這事實在是太可笑了，因為我百分之百是個純直男。”

這些扭曲的觀點固然是作者卑污人格的體現，卻也跟當代資本主義的總體病癥不無關系。穆斯林移民進入挪威社會始于1970年代初。1971年，挪威政府因勞工短缺向巴基斯坦開放勞務簽證，六百名巴基斯坦單身男性于當年抵達挪威就業。1980年第一波難民到達挪威。抵達挪威的難民人數在1983年只有一百五十名。到1986年，這個數字急劇擴張到九千。歐洲難民潮，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歐洲難民潮的出現，是巴爾干、近東、南亞和非洲等地戰亂的結果。而在這些區域沖突的背后，無不存在著從殖民到冷戰再到英美等大國插手干涉乃至軍事打擊的身影。這些難民在自己的國家大多是技術精英，他們因逃避戰亂來到歐洲，淪落至社會底層，大多靠體力勞動糊口。西耶斯塔德書中描寫了庫爾德難民拉希德一家的經歷。穆斯塔法·拉希德曾是一名伊拉克管道工程師。為了躲避薩達姆·侯賽因對庫爾德人的種族屠殺，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在難民營熬了一年多之后得到挪威難民簽證，一家人艱難地扎下了根。大女兒巴諾學業優秀，具有杰出的領導才能，是當地工黨青年團領袖。巴諾渴望長大后從政服務挪威社會，改善移民和女性的處境，卻在十八歲時死于布雷維克槍擊案。

移民為歐洲社會帶來了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打著“提高經濟效率”的旗號大量削減勞動崗位，這讓那些失去工作的本土白人勞工將移民視為其競爭者。事實上，移民在西歐社會大量占據低端工作崗位。這些工作勞動強度高，收入低，本土白人并不愿意從事。而制度安排卻讓移民淪為底層白人發泄仇恨和不滿的替罪羊。厭女跟對移民的仇恨相似，也是資本主義的邏輯所導致的結果。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讓女性得以擺脫家庭束縛，自由地進入勞動力市場。這個過程必然導致部分底層男性失去對女性的身體支配權。而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的再分配體系中，女性是一種被物化的資源。在這套再分配體系里，富有的男性精英占據更多的資源，包括更多的異性；而底層男性被剝奪處境的一個直觀表現就是“找不著老婆”。這些在資本主義再分配邏輯中處于被剝奪地位的男性體驗著一種強烈的挫敗感，其中一部分人由此轉而呼吁整個社會回歸更加保守、反動的父權制，他們以為通過這種方式強化對女性的身體控制權之后，就能確保自己對異性資源的占有。他們厭惡現實生活中那些獲得一定程度解放的女性。而事實上，就算社會變得更加保守，由于他們在再分配系統中所處的弱勢地位，他們對異性的占有和支配也只能在想象中發生。

在當下西方社會，對抗這種極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是泛左翼的文化多元主義者。令人遺憾的是，文化多元主義者的政治正確理念面對極端主義言論和行動的沖擊，已漸漸失去其效力。事實上，當人們的現實處境不僅未能改善反而處于惡化時，又如何能指望他們的觀念朝著積極的方向轉化呢？另一方面，作為白領和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化多元主義左派們也很難設身處地感受底層的無望和怨憤，更不能指望他們理解后者投身民粹主義懷抱的動機。社會中的不同族群無法達成相互理解，又如何能避免沖突的產生呢？在《我們中的一員》寫到結尾處，西耶斯塔德呼吁讀者用對社區的關切戰勝悲劇。然而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總體政治-經濟危機中，社區意識如何能克服普遍的分裂狀態？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5.

布雷維克案件中最令人困惑的事實，是他在寫作和作案后面對警方審訊時，均聲稱自己創建和領導了一個反伊斯蘭的國際網絡組織——“圣殿騎士團”。他宣稱該組織2002年成立于倫敦，由他擔任最高領袖“正義騎士指揮官”。他還號稱該騎士團的地下秘密小組遍布全歐洲，任何人只要愿意拿起武器對抗穆斯林和歐洲叛徒，就可以成為圣殿騎士團成員。警方對布雷維克案件進行了深入調查，發現這個所謂的組織其實并不存在。這是一種狂想，還是一個錯覺？安德斯本人真的相信這個組織是存在的么？他到底是一個瘋子，還是一個有政治意圖的恐怖分子？在對布雷維克的審判中，這些問題成了持續爭論的焦點。為此檢方指派了兩位精神病法醫學專家對安德斯的精神狀況進行調查。專家在與布雷維克進行深入交流之后發布報告，表明他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癥。這份報告遭致被告本人的抗議和公眾的不滿，調查不得不重新進行。之后的審判現場聚集了眾多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他們的專業判斷直接影響著對被告的定罪和量刑。

實際上，當時許多右翼極端分子都認為布雷維克精神不正常。布雷維克的偶像弗約德曼在事件之后公開否認自己對布雷維克的思想有任何啟發，并且拒絕出庭作證。在審判期間寫的一份博客帖子中，他聲稱布雷維克是個瘋子。其他反伊斯蘭極端分子大抵持同樣觀點。布雷維克事件使他們面臨巨大輿論壓力，對此他們的回應是：此人的觀點不值得認真對待，他是個瘋子，他的所有言論都是胡言亂語。

回到2011年，即便是那些最極端的反伊斯蘭分子，都對布雷維克的血腥理論避之唯恐不及。誰能料到，短短不到六年，布雷維克的屠殺理論就獲得了一次罪惡的豐收。新西蘭槍擊案的襲擊者聲稱自己是“圣殿騎士團”的成員，而這次恐襲之后的網絡公共輿論更加表明，今天的右翼極端分子已經全面接納了布雷維克的意識形態，他的追隨者甚至不僅只有白人。這粒新自由主義所孕育的癌細胞已經蔓延擴散到資本主義的整個軀體。如何消滅它？人們對此束手無策。

布雷維克不是一個精神疾病患者。但精神疾病引發屠殺或許恰恰就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