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走過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0年代，那時候我們作為學生，既學西方經濟學，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但西方經濟學只學了點皮毛。到我們的研究生階段還達不到中級宏觀水平，更別說應用。

但那個時候以發展所、體改所、北大、人大的一些年輕的學者為代表，他們的的確確在研究中國，他們做的研究非常接地氣，從現實中發現理論，也能和當時的改革緊密相連，總結出來成為政策。

1990年代之后變化非常大，很多人下海了，發展所和體改所萎縮了，學校里很多人也走了。1994年CCER（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開始引進現代經濟學的教學體系。在1990年代，我們引進了研究生階段的完整教學體系，中國的現代經濟學處于引進階段。

2004年之后中國經濟學的面貌變化非常大，很多人從海外回來，國內那些在1990年代受過訓練的人也能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問題。這一階段我們在方法上還是在模仿國外，議題更不用說，基本上是國外給我們定議題。像剛才說的那樣，盡是高鐵跟這、跟那關系的研究，我做《經濟學季刊》主編十幾年，很多這樣的文章，拿到就想吐，難道不能找點新的問題嗎？不能因為國外有人發表了，我們就用中文的數據再跑一遍，這是浪費時間。

新時代給我們提出新問題，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如果我們不能對當下中國，對中國過去70年，甚至從1840年以來的歷史，或者更長的歷史，做出一個解釋的話，我們真的是在浪費生命。

在新階段，我們應該好好思考中國經濟學應該往哪里走。在中國的人文、社會學科里，經濟學和國際接軌最為深入。正因為接軌最深入，我們的研究往往被英美的學術導向所引導，用“綁架”這個詞不太合適，但是我們的研究方向肯定受到了引導。

由此導致的后果是，當我們說主流經濟學，都是在說美國的經濟學。但是美國有多少經濟學家真正在關注現實世界？我回到威斯康星大學去訪問，聽哥倫比亞大學搞國際貿易的一個學者講一個理論模型，但那個模型的預測跟現實完全相反。出來之后另外一個老師說，他應該付我們錢，聽他講完全浪費生命。

我的感受是，在美國只有少數頂尖的經濟學家在關注現實世界，其他絕大多數人純粹把經濟學研究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

因為中國有偉大的抱負，在中國做學術，如何把經濟學研究與中國的現實以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結合起來，需要我們好好思考。這做起來非常難，因為很多學者是看著指標做研究，指標怎么定，就朝哪個方向走。所以說一千道一萬，最后還是要回歸到標準，升遷的標準、獎勵的標準，這個問題不解決說什么都沒有用。

但是不好意思，我們的標準也是同樣的導向，文章發表在世界前五的期刊給12分，發表在中國最好的雜志給4分，二者相差3倍，大家都會算賬，該怎么做很清楚。其實也不一定要把國內發表和國外的發表嚴格區分開來，好的研究應該既在國內發表，也在國外發表，我絕大多數的研究在國外發。

但是，有很多研究雖然發到了很好的雜志，但沒多大意義。在亞太地區，香港科大的經濟學排名最高。但是香港科大有哪位學者有影響力？好像沒有，他們在中國沒有影響力，在西方也沒有影響力。香港科大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個別學者做得很好，就離開了。如果我們照著這條路走下去，文章發得非常好，但跟中國脫節，跟現實脫節，在國際學術界沒任何影響，這有什么意義？

所以經濟學研究重要的不是在哪兒發表，而是建立找到研究議題的能力，這才是最關鍵的。中國有很多好問題，大家如何去抓住這些問題，深挖下去，只要文章寫出來了，無論在國內發表還是國外發表都沒有問題。

我們應該跟1980年代的經濟學研究對接起來，1980年代做的主要是經驗研究，那是非常務實的研究，當然他們那時候的理論功底還不夠?，F在大家的理論功底都上去了，這時候我們能不能有螺旋式的上升，就看能不能以1980年代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導向，用嚴謹的現代經濟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是當下我們該做的事。

這當然很難，如何做我也不知道，但我們要盡量去做?！督洕鷮W季刊》從2001年創辦至今18年了，我們想做一個嘗試，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時出，這樣既在國內有影響，在國際上也可以把我們的研究推廣出去。

[作者姚洋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以上內容選自作者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新）成立大會暨中國經濟學70年演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經作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