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流浪大師”沈巍的“熱度”似乎有所減退。隨著“流量價值”的過度開發，圍繞在他身邊的粉絲可能會逐漸減少。而同時，這個熱點新聞中蘊含的一些法律問題，卻值得我們進行一些“冷思考”。比如3月26日“重慶晨報上游新聞”報道，沈巍堅稱自己精神正常，卻被兩度送進了精神病院。那么，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對一個人進行精神病鑒定和治療，到底該由誰說了算？

這里想把精神病的鑒定和治療分為兩類：涉訴的和非涉訴的。關于涉訴的，我國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有明確嚴格的規定。早在1989年，《關于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就已實施，刑事訴訟法也對此進行了規定。2018年2月，最高檢專門印發了《人民檢察院強制醫療決定程序監督工作規定》。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一旦這點精神出了嚴重問題，對一個人的正常生活、社會評價乃至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都要產生極大的影響。比如，目前印有“流浪大師”肖像的文化衫已經在淘寶上售賣，沈巍若想維權，他到底有沒有必要的民事行為能力，很可能就成了一個疑問。

就實際情況來看，非涉訴的精神病鑒定與治療程序，無論在制度設置還是實際執行方面，與涉訴的相比，都還存在一些不盡嚴密細致之處。這也可以理解，精神病程度千差萬別，一刀切很困難。但不可否認，這也給“沈巍們”留下了一定的隱患。

那么，如果一位成年公民能夠清晰表達，他又不同意對自己進行精神病鑒定和治療，這時候，誰有權利向醫院提出鑒定和治療申請？醫院能否對其進行鑒定與治療？據沈巍自己介紹，第一次是家人說他有精神病，把他“送進去關了3個月”，第二次是街道。對于當時的鑒定結論，沈巍至今認為是“一面之詞”，“我撿垃圾不是生活所迫，只是一種生活理念。”這就有點兒尷尬了。

健全非涉訴的精神病鑒定與治療制度，首先應當確立一個原則——無病推定，也就是說，一個人在被鑒定為精神病人之前，如果他有準確表達的能力，他人不能隨意剝奪其意志自由；同時，由于精神病人可能會做出一些危害他人和自身安全的事，我們既要保障真正的精神病人得到及時治療，又要防范“假精神病”和“被精神病”情況的出現。筆者認為，可以參考我國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制度設置：在一個人確有治療需要或存在現實危險時，可以由其近親屬、居委會等向有關機關申請對其進行鑒定和治療，有關機關應在盡量短的時間內，作出決定。這樣一來，既保證了辦事效率，又多了一道關口。同時，當事人對于鑒定結論不服的，也應設立一道復議程序，以確保精神病鑒定與治療的準確與有效。

（原題為《讓“非涉訴”的精神病鑒定與治療更嚴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