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11月爆發至今，黃背心運動還在持續。最新消息是，法國當局已出動軍隊，并允許士兵在感受到威脅時向示威者開火。據統計，這幾個月因鎮壓而受傷的人數，比自1968年5月以來幾十年的總和還要多。法國當局在示威爆發后不久便做出了讓步的姿態，運動肇因燃料稅加征被推遲而最終則完全取消。然而，基本福利待遇沒有提高，團結財富稅也沒有恢復。它沒有幫助最不穩定的群體，同時還放過了各色企業和特權者，還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加深赤字，使政府進一步削減了公共服務。馬克龍在1月宣布舉行的持續三個月并向所有人開放的“全國大辯論”，企圖以“法蘭西民主精神”澆滅黃背心示威者的怒火。然而，引導辯論的四個主題和八十二個問題都是總統事先決定好的，如公民自決，恢復團結財富稅，提升人們購買力的舉措等對于黃背心抗議者而言重要的議題，已被事先排除。有些問題設置則有明顯的分裂公眾意圖，比如圍繞著難民與政教分離的議題。這一切都激起了示威者的持續不滿。近日，發表于《新左評論》的《AN IMPROBABLE MOVEMENT?》一文，系統性地討論了黃背心運動所展露出的法國政治精英的傲慢、新自由主義經濟對處于其邊緣人群的剝奪、示威者的社會經濟處境、代議制民主的失敗和群眾運動的力量。中譯版首發于安雯蒂的知乎專欄，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2018年11月22日，黃背心抗議活動爆發后的第五天，全法約有2000條道路和環形交通樞紐設起了街壘，在主要城市里，約280000名示威者涌上了街道，而此時此刻，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卻正在愛麗舍宮隆重歡迎《世界報》的記者們。當然，馬克龍并沒有打算告訴記者他對這次非同尋常的爆發的剖析，而是帶他們四下參觀總統府，參觀最近剛以大成本翻新的豪華宴會廳。他告訴他們說，“法蘭西第一名媛”布里吉特是該項目的總監，他還夸贊了她的獨特口味，因為她挑選了一條在奧比松皇家制造廠織造的價值30萬歐元的地毯。他宣稱，“國正逢多事之秋，當務之急乃擴大投資”，況且愛麗舍宮干系著法蘭西的面子，故擴大在宮殿上的花銷更為重中之重。[1]馬克龍認為，法國革命處決路易十六這一事件可以說是法國人民永久的創傷，于是乎填補這一因國王的肉身的消失而騰出的空間也就是他的使命，但顯而易見的是，如今法蘭西國族(nation)的當務之急已經同其國家(state)元首的當務之急之間產生了嚴重的脫節——民調顯示，一開始有75％的法國公民支持黃背心運動——我們理當把這一脫節稱作路易十六時刻，馬克龍的言辭足以同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寫下的那條簡明紀錄相比擬：“今日無事。” 然而就在當天，法蘭西叫、巴士底舉、波旁一去，可憐焦土。

行政部門根本沒有評估黃背心動員的規模，更沒有評估其背后積累的不滿情緒。他們覺得這場反亂是針對新自由主義改革徒勞無功的抗議。馬克龍登基以來兩年對人民的赫赫戰功：一再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也未能阻止他修改勞工法、大改國鐵運營和削減養老金，使得法國當局相信它能安然渡過這場新來的騷亂。巴黎覺得黃背心的主要怨氣不過反映了些細枝末節：每升柴油的燃料稅增加6.5美分和每升汽油2.9美分，計劃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開始執行，然而政府很快在2018年就干起了類似的增稅勾當。碳排放稅的既定目的是減少化石燃料的消耗，這一生態議題上姿態旨在消除因環境部長Nicolas Hulot辭職而產生的負面印象。Nicolas Hulot受到人們的愛戴，他聲稱自己辭職是因為政府在綠色問題上缺乏政治意愿，故而十分沮喪。

總統及其部長們覺得示威者的力量很弱小，也沒有什么動員起來反抗他們的實力，也就最終拒絕聽從示威者的說辭。馬克龍反而試圖指控他們為“令人發指的暴民”、“當代的布熱德分子”——他提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民粹主義反稅運動者，他說這些人的辭說的主題是反智、仇外、反猶的。他聲稱，黃背心運動的發言人要對“猶太人、外國人還有同性戀者”下手，而馬克龍在此處確實是在搬弄是非了，該運動自發起以來，一直拒絕任何人自封為其代表。[2]內政部長Christophe Castaner給黃背心活動者打上了“煽動性極右分子”的標簽 ——盡管黃背心堅決拒絕同任何政黨來往——并將他們比作塔利班，他的理由是，12月16日，黃背心在沙泰勒羅的一個環形交通樞紐破壞了一個花哨的雕塑（多半是無意的），其后有人點燃了一個街壘以妨礙企圖清理道路的警察。[3]

說實話，沒幾個政治家或評論家能預料到會發生這種騷亂，也沒人能在黃背心剛打下牢固的根基時就對這些騷亂做出闡釋——盡管就此問題涌出了許些文章。一個無領導的、經常是只牽涉到相當小的抗議群體的草根運動是如何能獨占國家新聞，乃至吸引到全世界人更廣泛的注意力，并動搖了一個曾于2017年以壓倒性的勝利上洛的政府的根基的呢？雅克·朗西埃提到，要是說，我們很難理解為什么有些人在面對他們以為不可接受的情況時會動員起來，我們也同樣理解不了為什么其他人在類似的甚至更糟境況下卻沒有任何行動。[4]黃背心運動最值得注意之處在于，其大多數支持者此前從未參與過任何示威游行活動，此刻也拒絕接受任何同政治的或工會的隸屬關系。因此，這一現象要么是史無前例的，要么它就同大革命時期的無套褲漢和意大利的五星運動那般變化不定，我們在闡釋這一特殊事件時，萬萬須謹慎行事。

紆尊降貴

有評論員嘲弄黃背心一開始的不滿，可他們無視了反對加增燃料稅有著更深層的意義這一事實，黃背心的不滿的根源在于過去幾十年的社會變遷，而最近的措施只是加劇了該情況。[5]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不平等逐漸惡化，可就算提高的速度并不相同，只要生活水平還在繼續提高，人們也就還頗能忍受。但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占人口40%的低收入人群的財入已大為減少。貧困化魔咒主要落在了那些早已是最弱勢群體的人身上，而弱勢群體里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的人卻越來越多。與此同時，住房、能源、保險和學校餐費成本的增速卻超過了整體通脹增率。諸多趨勢使最為底層的民眾不得不削減預算，以至于不能滿足他們的其他需求。

與此同時，租金和房價正在穩步上漲，特別是大城市的地租一路飆升，這迫使越來越多囊中羞澀的人進一步搬離城市中心，可城中心卻也正是許多人工作的地方。城外的窮鄉僻壤的公共交通仍然長期處于不發達狀態，故而有一輛汽車人們來說至關重要。因此，燃料成本的飆升大大損害了家庭預算。在農村地區，問題則更為尖銳。農村公共服務的萎縮——郵局沒有、火車站沒有、醫院沒有、學校也沒有，迫使人們只有驅車到更大的城鎮，才能接觸到任何類型的便利設施。因此，燃料的增稅對于只占其預算一小部分的社會特權階層影響不大，而它卻對遠離城市的人造成了真正的經濟負擔。據估計，碳排放稅對低收入的10%人口的影響，要比對高收入的10%的人口高出4倍，可前者產生的污染卻要比后者少得多！此外，汽車行業本身卻免于這一征賦。除了這些不公正外，柴油車司機認為對他們的車輛額外加稅是極為不公平的，因為政府幾十年來一直鼓勵使用該種類型的發動機，以至到今天，法國超過60％的私人車輛都安裝了柴油機——主要都在低收入司機所有的舊車上。政府發言人Benjamin Griveaux嘲弄他們為典型的紅脖子，故而“吸大煙的柴油車司機”完全有理由穿上黃色戰袍。[6]顯然，巴黎的評論家要么是雇別人開車，要么就是用優步和地鐵慢行城市，他們要在鄉間別墅度過周末時光時，別墅車庫里停放的又是混合動力汽車，可見他們很難理解那種俗不可耐的擔憂——紅脖子們為燃油價格上漲幾美分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在斤斤計較個啥呢！

當局一致共有并公開表達了這種輕蔑的態度，他們認為抗議者是“蠢貨、野蠻人、暴徒、法西斯、反動派、俗人”——國家高官David Gilbaud是這么說的，他這話又引用了他同事的語言——強化了被忽視階級的社會降級感。[7]總統本人已經多次在公開場合做出了各種各樣貶低的或居高臨下的公共干預：駁斥他的批評者為“懶鬼和憤世嫉俗者”;將被屠宰場開除的婦女描述為“多半是文盲”；他比對“成功的人和什么都不是的人”；惋惜“我們正將過多的預算投入到最低限度的社會福利上”;他還對一個年輕的求職者說“我過條馬路就能找到你能做的工作”；而關于黃背心，他評論說，“我們必須讓那些受苦的人自己去承擔責任，因為只有一些人會表現良好，其他人卻只是混混”。[8]他的這些煽動性言論未曾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盡管他在12月10日的電視講話中做了個遲來的懺悔。這可能足以解釋，為什么1月的民調顯示，68％的法國人認為馬克龍傲慢自大，是第五共和國史上最不受歡迎的法國總統，且只有23％的人對他有正面看法。[9]正如歷史學家Gérard Noiriel所說，“群眾斗爭幾乎總要涉及到對肉食者蔑視人民的做法的譴責，而黃背心也無外乎對這一規則的證實。”[10]

但馬克龍口頭上的傲慢并不是他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唯一原因。對于抗議者來說，不僅僅是他的言論，就連他的行動，都能表現出他對抗議者狀況的蔑視與冷漠。他新當選總統走馬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就毫無疑問地展現了他的政治取向。在商業領袖的歡聲歌頌中，這位前羅斯柴爾德的銀行家取消了團結財富稅，代之以對此前一直當作金融資產而免稅的房地產征賦，并削減公司稅和雇主編制繳費。相反，為了平衡國家預算，住房福利、家庭津貼和養老金都削減了。毫不奇怪，馬克龍很快贏得了“富人總統”的稱號。他出臺這些政策的理由依賴于陳腐的涓滴理論，根據該理論，對富人和企業減稅可以刺激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并最終會使所有人受益。但這并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他們認識到，他們當初因這個男人聲稱自己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投票給他，俾之上臺，但他實際上卻是一個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者。馬克龍并沒有像他在大選期間所承諾的那樣，使政治世界恢復活力，卻似乎只是在新瓶裝舊酒而已。[11]這可能就是為什么黃背心馬上就能獲得如此非凡的公眾支持的原因，盡管它干擾到了許多人的日常生活。雖然說在任何一天，街頭抗議者的數量都很少超過10萬，但在民意調查中大多數法蘭西人對黃背心表示同情，他們應該是請抗議者代為示威了。

無身份的政治客體

但是，將黃背心的抗議稱之為運動是合理的嗎？其抗議活動的許多特征與運動不符，我們尤其要思考的是它是如何在2018年的最后幾周動員起來的。首先，這不是一次協調一致的示威，而是一場自發的起義。鄰居和朋友間商議一致，上街鋪設路障。他們直到行動的最后一刻才選定場地，通過社交媒體將之發布，以舉行簡易的抗議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會去乞求當局的許可，因為當局早已擺好架勢宣布這些集會是非法的，繼而會對參與集會的所有人都施以逮捕。其次，他們的隊伍中沒有脫穎而出的領導者或發言人。那些與當局建立聯系或接受談話節目邀請的人馬上會受到人們的批評，有時甚至收到威脅。第三，參與者并不統一于單一的口號或程序。盡管某些特別是在稅務司法方面的主題反復出現，但最常聽到的口號還是反對馬克龍本人，這證實了人們對總統不滿的總體情緒。這種非常規的動員至少部分地源自馬克龍將“中間主體”邊緣化的策略：傳統政黨在民意調查中受到壓制，可國民陣線卻不在此列；工會在勞動改革過程中被拋棄；而總統直接無視了任何非政府組織。馬克龍本著他對主權的崇高理解，希望將“人民”作為他唯一的對話者。然而，在與選民的蜜月期結束后，他發現如今只剩下28％的人宣稱他們信任總統——有關機構的年度民意調查中有史以來得分最低——馬克龍大失顏面、意志癱瘓。[12]

反對黨和工會也因這種特殊的動員，因其模糊的社會基礎，因其不同尋常的做法和不明確的目標而頗為不安——尤其是因為黃背心令它們自己不那么有效的反對政府政策的行動方式聲名掃地。政客們猶豫不決，因為當局和主流媒體將這一抗議浪潮污蔑為暴力的、無法控制的、趨于極右的。但他們不愿支援黃背心，更是因為抗議者強烈反對任何將他們的斗爭變為政治工具的企圖。讓-呂克·梅朗雄的不屈法國最為公開地支持黃背心，而瑪麗娜·勒龐的國民聯盟則以更為謹慎、也許更為有效的方式表示聲援。有關2019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的投票意圖的預投票結果表明，后者從危機中獲得的收益要遠遠超過前者，而不屈法國的支持者已大大減少。與此同時，支持馬克龍的硬核人士依然穩固。[13]主要的工會表示，他們理解黃背心的憤怒，也和他們一樣擔憂購買力的下降，可在有關減稅的吁請上，他們卻顯得更加謹慎，因為稅收是再分配的主要工具。然而，在有的地方，比如馬賽，工會會員加入了抗議者行列，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同黃背心有很多共同之處。

公眾人物對黃背心感到不適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他們難以理解抗議者究竟是誰。毫無疑問，動員采取的特殊形式令分析其社會人口構成的做法困難重重。然而，通過社交媒體和民意調查，人們也在環形交通樞紐就地進行了研究。[14]迄今為止，記者和社會學家在全國各地收集到的觀察結果確實表明了黃背心的某些一般性特征。首先，黃背心是一個非常異質的群體。大多數人沒有過參與社會運動、有組織的勞工團體或政黨的經驗。其次，黃背心是由各色男女組成的（女性的參與度非常高，占運動的45％）——領養老金的人和還在工作的人、手工業者和小生意人、護士和保安，學生和失業者。大多數擁護者來自上層的勞動階級或下層的中等階級，他們因收入日益受稅收提高和開銷增加的擠壓的共同經驗而聚集在一起。第三，大多數人居住在遙遠的城郊和人口稀少的農村，故而飽嘗被國家所遺棄之辛澀感。人們經常用“法蘭西邊緣”這一詞來表征他們，因而我們應該看出這一表達對那些占據著政治、社會和空間邊緣的人而言的多義意義——或者說他們自己認為自己占據了這一邊緣身份。社會學家Serge Paugam認為，黃背心運動表現了抗衡精英的“社會蔑視”的來自“不可接觸者的報復”。[15]

但地理學家Hervé Le Bras指出，與普遍看法相反，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的分布同極右派的票倉分布完全不同。而黃背心也沒有聚集在最為貧困的地區。[16]值得注意的是，塞納-圣但尼是法國最貧困的省，有著大量移民人口，可該省既沒有道路封鎖也沒有街頭示威。這一現象確實頗為矛盾，而這也是黃馬甲最明顯卻又最不被人注意的特征之一：它不包括最弱勢的社會分子。這些行政上被稱為“困難社區”或“城市敏感區”的社會經濟和種族隔離最為明顯的住房計劃區的居民，與之前在騷亂中的主導作用相反，這次并沒有出現于動員之中。他們大多數是非洲人后裔，其失業率和貧困率最高。許多家庭沒有汽車。政府對他們所在區域的公共服務的投入非常微薄，他們往往只能遇見執法人員而不是社會工作者，也就是說，他們只有在被警察鎮壓時才能碰上國家。其學校長期缺乏教師。在接受采訪時，他們宣稱，他們并不真正認同白人占主導的運動。雖然他們沒有表示對抗議活動的反對，但他們認為，黃背心似乎正在重蹈非裔法國人在過去幾十年中經歷的苦難，而這頗為諷刺：社會邊緣化、經濟困難和警察暴力——這些施加于非裔法國人身上的邊緣化過程似乎到現在都沒有人關心。[17]

群眾力量

雖然反叛表達了各種各樣的不滿，但黃背心的抗議程式也有著兩大較為固定的主題：社會正義和再造民主。[18]第一個主題主要針對的是稅收，黃背心覺得最近的稅法變化完全不公平。呼聲最大的需求是恢復對富人開征團結稅。而購買力問題也很重要，這方面轉寫成議題則為要求增加最低工資和最低養老金。有趣的是，黃背心的話語使這一社會問題從傳統的對貧困的關注轉移到有關不平等的更具爆炸性的討論。例如，他們提出了一個更為進步的稅收制度，要求取消前總統的終身福利，改革法國的教育系統，使每個班級最多有25名學生，以提升其與其他國家相比極為糟糕的表現。他們還聲援最弱勢的群體。抗議者最終在1月份匯編了42個要求，其中一個就是要實現“零個無家可歸者”（作為馬克龍在當選之前的承諾之一），另一個則要求政府對尋求庇護者提供更好的待遇，包括安全、住房、食物和教育等方面的改善。大多數抗議者并未對移民表現出任何敵意，這與與法國總統的含沙射影完全相反，也反證了意大利內政部長Matteo Salvini對黃背心的希望，后者保證會給黃背心以支持。相反，他們呼吁“真正的融合政治”。當然，這一自我的立場定位并不排除少數參與者對極右翼勢力的同情。

另一方面，黃背心毫無保留地譴責法國代議制民主的缺點。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只有不到25％的參與率，而議會連一名工人階級代表都沒有——工人占人民的20％，行政人員和立法部門卻都談不上能很好地代表人民。此外，在過去的兩年里，第五共和國的總統制外殼也變得形式上頗為極端，馬克龍總是要實施他的“朱庇特風略”，即繞過議會自己決定一切，駁回所有調解。[19]為了反對這種寡頭的、主權者只用師長式范疇——向他們解釋他為什么要用這種方式來治理——來思考他與人民的關系的治理形式，黃背心提出了無領導式集會、平等主義辯論和團結實踐。他們最重要的提案是建立全民商討會，即在沒有總統或議會干預的前提下，就公民提出的議題進行全民投票，參照了瑞士和意大利的做法。他們還要求將總統的任期從五年延長到七年，故而議員選舉不必緊挨著新一任國家元首的產生，而原來的五年制任期實際上確保了國民議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屬于總統所在的政黨，并且溫順地遵從他的指令。對于黃背心來說，類似的憲法變更將有助于國家機構“聽到人民的歌唱”。當然，許多左翼人士長期以來更為激進，他們迫切要求第六共和國。

黃背心的異質性，他們需求的多樣性，尤其是他們在公眾輿論方面的成功，最終地使政府方面作出一些不穩定的、矛盾的反應。我們尤其要注意三個時間段。最初，盡管總統本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沉默，但其政府堅持其政策，他們巴望著圣誕假期一來，動員就會逐漸消失。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宣布不會提高最低工資，因為這與減征公司稅務的做法不連貫，而燃料稅的加征仍要挪用環境保護之名。一些人擔心到了“月底(la fin du mois)”，他們留下的東西是否足夠糊口，一些人則更關心“世界末日(la fin du monde)”，政府假設這兩群人存在著競爭，而政府將站在后者那一邊，可這不過是些空洞修辭的回響！因為馬克龍在殺蟲劑、核電站和采掘工業問題上，采用的都是些會使環境保護倒退的政策。

然后，隨著抗議活動的繼續，占支配地位的多數派也有一些政客開始呼吁減輕原來的不屑一顧的態度，故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讓步，對社會不平等和經濟穩定也產生了某種曖昧的影響。燃料稅加征被推遲而最終則完全取消。最低工資由國家出資償付特殊保險費來籌集，而非由雇主來支付，從而將成本轉嫁給納稅人。加班費不再要納稅交費，這同與薪酬處于最低水平的員工無關，他們沒有足夠的錢來付收入稅。最低收入的退休人員免征新的附加費，但養老金首次不再同通貨膨脹指數相勾連，這會使其實際的價格下降。基本福利待遇沒有提高，團結財富稅也沒有恢復。馬克龍將這一系列措施當作一個主要的“社會轉向”呈獻給我們，但它一沒有幫助最不穩定的群體，同時還放過了各色企業和特權者，還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加深赤字，使政府進一步削減了公共服務。

最后，1月13日，面對持續的騷亂，總統宣布舉行一場持續三個月并向所有人開放的“全國大辯論”，企圖繞開黃背心并遏制其勢頭。雖然馬克龍的這一舉措表明，他已從執政第一年的垂直風格轉變為更為橫向的治理模式，但許多跡象表明，總統已經操縱了整個論辯過程，因為引導辯論的四個主題和八十二個問題都是事先決定好的。[20]它們部分對應于已經著手實施的改革——例如，減少議員和參議員的數量——而它們的形式規劃也已經預先規定好了可能的回答：“為了減少稅收和減少債務，我們首先要削減哪幾項公共支出？” 一些黃背心認為至關重要的主題：公民自決，恢復團結財富稅，提升人們購買力的舉措等，已被先驗地排除。有些問題設置則有明顯的分而治之的意圖，盡管這些問題同抗議者的要求沒有任何關系。關于政教分離(la?cité)的問題尤其如此，因為政教分離只是延續了國家將穆斯林少數民族視為眼中釘的做法：“你們對鞏固法國國家同宗教關系中的世俗主義原則有什么建議？”，還有移民，這迎合了保守派共和黨的興趣：“你希望議會制定一個關于移民的年度配額嗎？” 兩位部長控制了論辯的組織，而分析論辯所產生信息的框架則是不透明的。國家公共論辯委員會曾被要求對這一進程作出監督，以確保其透明度和中立性，可是他們的提案并未得到尊重，于是他們決定退出。委員會主席Chantal Jouanno批評論辯缺乏公正性，充滿家長式導向。在1月21日的民意調查中，大多數人對馬克龍的倡議持積極態度，但有62％的人認為政府不會把這一論辯當回事。同情黃背心的人則更為普遍地持有該悲觀態度——79％。[21]

壓迫之國度

雖然對馬克龍和愛德華·菲利普所做的三角測量可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但有一個因素自騷亂開始以來一直保持未變：要對抗議者采取極為嚴厲的鎮壓措施。根據犯罪學家Fabien Jobard的說法，這幾個月因鎮壓而受傷的人數，比自1968年5月以來幾十年的總和還要多。[22]這兩個月，警察武器造成的傷亡比過去十年都要多。在沒有內政部長公布的數據的情況下，反對國家暴力同盟給出的不完全傷亡統計表明，在1月的第一周，有111人受重傷，這一點已為獨立記者David Dufresne所證實。[23]Flash-Ball橡膠彈發射器和Sting-Ball榴彈這兩種防暴裝置造成了大部分傷亡，而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未曾使用過這些裝置。一名八十歲老太被手榴彈擊中身亡。三人因橡膠彈射擊而昏迷。有四個人被打斷了手。十八人失明。受害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頭部被擊中，導致腦部受傷，而原則上，這類武器只能瞄準軀干和四肢。有一名戰地記者，他曾報道過波斯尼亞、阿富汗、利比亞、乍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國的諸多戰事，此前從未受傷，這次竟然在巴黎首次掛彩了！事實上，包括記者在內的任何拍攝示威游行場面的人，都會受到警察的“特殊關照”。

1月15日，Christophe Castaner宣稱他“從未聽說過任何警察或憲兵攻擊黃背心的事情”。[24]他的矢口否認表明，政府將全力支持執法人員，而不管他們采取什么樣的武力手段。五天后，批評者指出“國家撒謊”，政府發言人面臨壓力，終于承認，國家警務監察局的調查結果顯示，前后共有81次警官暴力行為被登記在案。然而，警察不同尋常的野蠻行為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普通探員的心理動機，因為這正是近來的國家政策演變的結果。2015年巴黎恐襲發生后，奧朗德宣布法國進入緊急狀態。緊急狀態于2017年11月1日正式結束，而在10月30日，馬克龍于議會投票通過了一項新的安保法。[25]這部安保法所包括的大部分措施，此前都僅適用于緊急狀態，而新安保法尤其擴展了警察的特權，強化了許可制度以禁止示威游行。最初以反恐行動為自己正名的權力如今已成為警方干預乃至控制抗議活動的慣常形式。他們要在建筑物屋頂上安排狙擊手（這點已被警察工會證實），他們擁有突擊步槍并使用可致肢體傷殘的武器。凡為例外者，皆成新常態。

暴力之景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抗議活動的前六周，國家和國際媒體在如何看待傷亡人員這一問題上，一致保持了沉默。他們未曾報道警察的暴力行為；他們死盯著“烏合之眾(crowd)”的暴力不放。電視廣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發生在香榭麗舍大街的破壞和搶劫景象。報紙頭版把被焚的路障的夜景高高掛起，而社論則著力描述無秩序與混亂。在1月5日的示威活動中，媒體拍到一名前拳擊冠軍擊打警察的場景，警察龜縮在盾牌后面并只受了輕傷。可這卻成了好幾天的頭條，引發了政府、警察工會和媒體專家的憤慨。媒體并未提到，在同一天，有七個人遭到了警察的嚴重迫害，導致腦部受傷、面部受創或失明。大多數媒體之所以在報道上如此有傾向性，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他們過分依賴當局給出的官方事件版本；有些人則要揣摩他們報社經營者的意思，這些報社老板往往與政府有關系；而另一些人則可能只是對黃背心感到蔑視；最重要的是，他們需要一些能夠吸引觀眾的故事和圖像。

社會學家Laurent Mucchielli寫道，“暴力會產生驚訝/迷狂/排斥性效應，從而阻礙思考”。[26]就此而言，駭人聽聞的鏡頭和危言聳聽的敘述可能會使公眾忘記，幾十年來，法國抗議活動的共同特點正是暴力團體或個人的出場；他們還忘記了的是，從前的農民動亂燒毀了公共建筑，卻并未引起如此強烈抗議。某些黃背心的集會招致了暴力事件，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可是，在12月1日巴黎抗議活動期間，人們更樂于激情譴責黃背心對凱旋門的破壞，而不是馬賽市中心一棟破舊建筑倒塌帶來的八人死亡， 12月2日，當地居民和黃背心展開了和平示威，以抗議窮人無法擺脫惡劣的住房條件的現實——這就好像是在說，施于國家紀念物的涂鴉“暴力”要比主權當局的致命疏忽的暴力來得更為可恥。馬克龍用判決定罪式的口吻宣稱，有十人因路障而死亡，但他實際上指的是因車輛試圖穿過或繞過路障造成的交通事故而不幸受害的人！

媒體緊盯著少數抗議者和滲透到其隊伍內部的騷亂者的暴力行為，同時無視警察的暴行，從而盡職盡責地為事件的官方口徑的出臺以及針對抗議活動的暴力治安戰的正名做出了巨大貢獻。例如，12月5日，政府宣稱抗議者準備襲擊首都，并進行“毀滅與殺戮”。 一名黃馬甲參與者沮喪地在Facebook的電視直播上傾訴：“巴黎歌劇院附近只有成千上萬平心靜氣的黃背心，可你，你會展示這些圖像嗎？”黃背心對大多數媒體的親政府傾向及他們的偏見頗為不滿，因故，他們經常在抗議活動中表現出對記者的敵意，有時甚至會襲擊他們，他們寧愿依賴社交媒體和其他新聞網站，盡管其中既有有用的信息，也有fake news。

諷刺的是，正是受群眾指控，不遺余力地詆毀黃背心并歪曲他們的抗議活動的媒體助了黃背心一臂之力，為他們的運動添注了宣傳的酸素。如果媒體沒有從一開始就對他們進行廣泛報道，他們也不太可能獲得如此特別的公眾關注。畢竟，近年來其他的活動動員人們走上街頭，卻沒有引起太大的公眾興趣，從表面上看，抗議燃料稅加征并不是個非常激動人心的話題。黃背心不同以往之處在于，他們提供了暴力的景觀。這是另一個需要加以強調的悖論。正是描繪抗議者的負面形象地的圖像和敘述，助他們成為了全世界的焦點，這絕不是單純的出于運氣。故意選擇象征性場所和紀念物，以之為群眾表演的舞臺。由于在12月1日的第三次示威時涌現的破壞和搶劫主要發生在法國有名的首都，抗議從而成為了全球現象，各種政治光譜都對此表達了支持性評價，從右翼的薩爾維尼到左翼的薩拉·瓦根克內希特。它還在全球范圍內催生了類似的動員，從比利時一直到臺灣，甚至在埃及，一名律師因張貼自己身穿黃背心的照片而被送進了監獄。法國政府現在不得不認真對待這件事，即大多數人雖然不贊成所謂“群氓”的過分行為，但還是對動員保持同情。人們似乎認為，抗議者的身體暴力是對社會的結構性暴力的一種可理解的，不妨說它是正當的回應。

感知與不定

因為黃背心動員才開始不久，我們也很難得出關于其意義和未來的明確結論。盡管經常有人覺得該運動自成一體，可事實上，過去十年發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的動員也恰可與之相較。毫無疑問它們有相似之處：針對購買力下降和代議制民主功能失調的憤慨；抗議者的社會政治異質性，既有不穩定的工人也有新近轉入激進的人，尤其是女性；占領公共空間和利用社交媒體；至少在運動的早期階段缺乏領導者和正式結構。然而，有兩個因素可能會使法國的案例與眾不同：人們對總統的憤怒，他已經成為了傲慢專制的新自由主義的象征；以及法國歷史上反對社會國家(social state)的斗爭，而這仍然是集體想象的一部分。

我們需要確認這些假設。但我們在這一點上還是頗有底氣的，即黃背心的動員構成了一場事件（這個范疇有深刻的意義），這一時刻為前后相繼的事物的線性進程劃下了暫時的斷裂。對社會不公正和民主實踐的質疑當然不是新鮮事，但在這種情況下，這一質疑卻引起了廣大民眾（至少廣義上的工人階級）的共鳴。它在學術界也產生了有趣的影響。很少有社會科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會如此迅速地對動蕩的事件做出回應，因為這需要冒投射自己的欲望和期望的風險，卻有助于集體活力。運動開始僅僅兩個月，主要出版商就已將三本由多名作者共同撰寫的著作付梓。[27]知識界的泡騰可謂是一個信號。

因此，社會各界爭論的激增也是如此。并非出乎意料的是，許多保守派對黃背心不屑一顧或頗感懷疑，而大多數進步人士則對他們解放業已癱瘓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可能性頗為著迷，縱然他們也已經意識到了運動中的張力和矛盾。可以認為，黃背心聲稱自己為人民并挑戰精英的合法性的做法，是將自己置于民粹主義傳統中。 然而，民粹主義并非一體同心的。尚無人知曉這一運動的形式是否會演變得愈發清晰，但它至少提醒了法國的政客們，這世上存在著一類已經從他們的詞典中消失的群體：群眾階級。

[1] Louis Nadau,“那時馬克龍夫婦接受了《世界報》的采訪……他們要說的也就是愛麗舍宮的裝修”, Marianne, 5 December 2018.

[2] Emmanuel Macron, ‘Mes voeux 2019 aux Fran?ais’, 31 December 2018.

[3] “黃背心：Castaner將對雕像縱火的人，比作破壞大佛的塔利班”, LCI, 18 December 2018.

[4] Jacques Rancière, ‘Les vertus de l’inexplicable—à propos des “gilets jaunes”’, AOC, 8 January 2019.

[5] Xavier Molénat, Guillaume Duval and Vincent Grimault, ‘Inégalités: Les cinq fractures fran?aises’, 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 21 December 2018.

[6] Jean-Michel Bretonnier, ‘Environnement: Cette France qui roule au diesel et fume des clopes’, La Voix du Nord, 30 October 2018.

[7] David Guilbaud, ‘“égo?stes, imbéciles, illuminés, poujadistes, vulgaires”: les Gilets Jaunes vus depuis une certaine haute fonction publique’, AOC, 19 December 2018.

[8] Cyril Brioulet, ‘Maladresse ou arrogance: les dix phrases choc d’Emmanuel Macron’, La Dépêche, 17 September 2018.

[9] Ipsos Public Affairs, ‘Le baromètre de l’action politique’, 16 January 2019.

[10] Gérard Noiriel, ‘Les “gilets jaunes” replacent la question sociale au centre du jeu politique’, Le Monde, 27 November 2018.

[11] Didier Fassin, ‘Sure looks a lot like conservatism’, London Review of Books, 5 July 2018.

[12] Madani Cheurfa and Flora Chanvril, ‘2009–19: la crise de la confiance politique’,Baromètre de la confiance politique, SciencesPo Cevipof, January 2019.

[13] Ifop, ‘L’intention de vote à l’élection européenne de mai 2019’, 16 January 2019.

[14] Beno?t Coquard and Eric Aeschimann, ‘Des femmes, des abstentionnistes, des bandes de copains . . . Un sociologue raconte les gilets jaunes’, BibliObs, 1 December 2018; Collectif, ‘Qui sont vraiment les “gilets jaunes”? Les résultats d’une étude sociologique’, Le Monde, 26 January 2019; Luc Rouban, ‘Les “gilets jaunes”, une transition populiste de droite’, The Conversation, 28 January 2019.

[15] Serge Paugam, ‘Face au mépris social, la revanche des invisibles’, AOC, 7 December 2018.

[16] Pascal Riché, ‘La carte des “gilets jaunes” n’est pas celle que vous croyez’,L’Obs, 21 November 2018.

[17] éric Marliere, ‘Les “gilets jaunes”, vus par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Slate, 9 January 2019.

[18] Jérémie Chayet, ‘Liste des 42 revendications des gilets jaunes’, Mediapart, 2 December 2018.

[19] Hélène Combis, ‘“Président jupitérien”: comment Macron comptait régner sur l’Olympe (avant les Gilets jaunes)’, France Culture, 11 December 2018.

[20] Lucas Mediavilla, ‘Grand Débat: les 82 questions soumises aux Fran?ais sur Internet’, Les échos, 16 January 2019.

[21] OpinionWay, ‘Pour 67% des Fran?ais, le Grand débat national est “une bonne chose”’, LCI, 22 January 2019.

[22] Fabien Jobard, ‘Face aux “gilets jaunes”, l’action répressive est d’une ampleur considérable’, Le Monde, 20 December 2018.

[23] Désarmons-les, ‘Recensement provisoire des blessé-es des manifestations du mois de novembre-décembre 2018’, 4 January 2019.

[24] Anthony Berthelier, ‘Ces gilets jaunes furieux de la petite phrase de Castaner sur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HuffPost, 15 January 2019.

[25] Paul Cassia, ‘Sortie de l’état d’urgence temporaire, entrée dans l’état d’urgence permanent’, Mediapart, 31 October 2017.

[26] Laurent Mucchielli, ‘Comment analyser sociologiquement la colère des Gilets Jaunes?’, Mediapart, 4 December 2018.

[27]Joseph Confavreux, ed., Le fond de l’air est jaune: Comprendre une révolte inédite, Paris 2019; Collectif, ‘Gilets jaunes’: hypothèses sur un mouvement, Paris 2019; Collectif, Gilets jaunes: Des clés pour comprendre, Pari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