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提出以來，對宋以后中國歷史的整體認識成為歷久彌新的學術話題。以歷史分期為主要方法論的“明中期變革說”、“宋元變革說”、“宋元明過渡說”等學說分別對兩宋、宋元、明清之間的變革意義進行了闡發,亦有學者對宋元、元明之繼承與延續有所發揮。總體而言，學界多從宏觀理論視角對宋元、元明在不同層面的因革進行框架式的勾勒，學術發展的內在需求迫切需要歷史專業不同領域、方向研究者打破學術藩籬——從各自領域出發批評探討、取長補短，以期在整體連續視角下重審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

2019年3月16日—17日，“碑刻·文書與地域：12-14世紀江南史研究的新探索學術工作坊暨第十九次江浙滬宋史青年學者沙龍”在南京舉行，該工作坊暨沙龍由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聯合江浙滬宋史青年學者群體共同組織，江浙滬三地學者濟濟一堂，以碑刻、文書的專題形式深入探討宋元江南地域社會的具體問題。此次活動由學術會議與專題演講兩部分組成，學術會議分宋史、元史各兩個專場，旨在加強宋史和元史青年學者之間的對話和交流。

會議現場

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主任楊曉春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中國古代史研究對于新史料的發掘非常重視，而新發現的碑刻和文書均屬于新史料的范疇，傳統金石學對唐以前的碑刻尤為重視，但由于宋元之后傳世文獻較多，故學界對宋元之后的碑刻關注度不高。近年來，宋元時期碑刻材料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國家社科基金中有關碑志的立項數目持續增長，宋人墓志數據庫也在建設之中，不少學者利用此類資料解決了一些疑難問題。”

楊曉春教授開幕致辭

宋史專場第一場由蘇州科技大學周揚波教授主持，浙江大學吳錚強副教授以《墓志書寫與宋代溫州士人社會的構建》為題進行報告，文章敘述了墓志書寫對宋代州士人社會的構建造成的重大影響，地方墓志書寫是科舉官僚鄉居并與地方士人、業儒富戶建立社會關系的產物，體現了儒家文化在地方的傳播，溫州地方的地方墓志書寫者是北宋太學三舍法運動、洛學傳播的邏輯延伸，由此形成了一批有全國性交游圈的地方儒士。溫州墓志書寫的地方差異性體現在當地富戶與業儒群體文化觀念的落差；即使在同一地方，墓志書寫構建的宋代士人社會形態也可能是不穩定的，不同的墓志書寫者也會表現出不同的取向，在溫州就表現為周行己與許景衡關注的富戶與業儒的沖突與融合，王十朋以地方勢力為根基的取向，陳傅良沉湎于士大夫門第的構建，而葉適超然于地方社會之上的地方社會關系網絡。河南大學仝相卿副教授的報告（劉江博士代讀）以《宋代“一人二志”現象芻議：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為中心》為主題，對宋代文獻中存在“一人二志”這種極為特殊的現象——亦即墓主去世之后，喪家對延請不同人對墓主的生平事跡加以撰寫，并全部保存下來這一墓志碑銘撰寫的非常規操作為切入點，以王安石父親王益墓志為中心，探討了不同撰者對同一墓主所撰墓志內容的不同側重以及喪家與撰者在求銘過程中的理念，引起與會者諸多興趣。西南民族大學張衛忠老師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守邊帖》為中心，對其作者、投寄對象等文獻信息進行了詳細考辨，提供了宋季“元豐舊黨”聲援聯結、待機而動，但在常見史料中又很難看到的案例，視角獨到、引人入勝；上海師范大學劉江老師通過解讀《武義南宋徐渭禮文書》，對宋代借服色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用意進行了鉤沉。

上述四位學者報告按次序分別由南京大學楊曉春、南開大學馬曉林、北京大學求芝蓉、中國社科院李鳴飛等幾位元史研究學者進行評議。尤其關于宋代借服色問題，引起元史學者極大興趣，探討一直延續到中場休息之后。

宋史專題第二場由杭州師范大學尤東進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學周曲洋老師論文主題為《南宋經界法的推行路徑及相關文書復原——以宋元時期的土地簿籍為線索》，報告對紹興年間李椿年與王鈇交替主持經界法不同思路及其實施效果進行了梳理， 認為紹興經界法的推行，是為了解決南宋初期特點的土地賦役問題，目的是做到“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其核心是“均稅”與“定戶”，即做到土地的擔稅平均及有戶承稅，推進了以往學界有關這一問題認知；復旦大學歷史系呂曉閩博士以《關于呂祖謙門人的幾條短札》為題進行講演，對文獻有關呂祖謙門人進行史料索隱，并指出在考慮朱呂門人的交集時，必須在已有名單的基礎上，結合文集的細讀，試圖探明諸人究竟是更多保留了呂學或謂“婺學”的底色，還是受到朱學的深刻影響，從而影響著金華一地的學風；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董飛以《論史嵩之起復——以外廷臣僚與宋理宗為中心的考察》為題，對淳祐四年九月史嵩之遭遇起復事件進行了重新解讀，對事件前后政治生態、意識影響以及對南宋后期政治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進行了勾勒，諸多觀點不乏新意。本場會議分別由廈門大學李春園、復旦大學溫海清、濟南大學王素強等老師進行了評議。

元史專題第一場由南京大學陳波副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溫海清副教授以文天祥死國事件為中心，以后世宋“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之說為切入角度，對文天祥在宋亡元興之際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象征地位及其勤王抗元開始直至被殺之間的具體行實做了詳實的文獻考察，并分析了文天祥被處死當年紀事在諸種文天祥傳中的不同書寫，由此來認識元人的“宋亡”歷史觀念及其歷史書寫。南開大學馬曉林副教授以《壬子年日月山祭天與元朝政治文化的二元傳統》為題進行了報告，首先分類辨析文獻的史源，探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相，指出壬子年日月山祭天，是元代歷史編纂中的一次典型性事件，分析了壬子年祭天這一事件如何被書寫、漏寫、篡改，從而探析元朝的二元政治文化傳統的演變，國家禮儀則是一其意識形態與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現，祭天居于其首。元朝官修本朝史的過程，就是元朝二元政治傳統演變與交會的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李鳴飛副研究員的報告主題為《蒲松齡遠祖蒲居仁族屬生平補考》，文章根據《至正條格》所保留的史料對蒲居仁的仕宦經歷進行了梳理，并由此推斷蒲居仁在元代屬于漢人，并通過對蒲魯渾和蒲居仁的親屬關系辨析認為蒲居仁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的證據并不充分，報告有理有據，對學界爭論已久的一樁疑案進行了補充考證。濟南大學王素強老師以《龍湫顯圣廟執照》碑刻為切入點，結合地理環境、時代背景，對元代官方祠神信仰進行探討，報告見微知著、深入淺出。元史專題第一場分別由宋史研究學者中山大學周曲洋、上海師范大學劉江、復旦大學呂曉閩、河南大學仝相卿等老師進行點評。

元史專題第二場由復旦大學溫海清副教授主持。廈門大學李春園老師以《水利碑所見的南宋至明初平陽社會變遷》為題進行報告，文章以南宋后期至明初的溫州平陽地區為時空范圍，分析其水利事業開展過程中的社會關系，特別是國家的角色與地方社會組織者的變化。具體而言——南宋時代平陽地區存在著從民間修筑的小型水利，向大型水利設施轉變的過程。前者是在移民逐漸進入飛云江、鰲江沖擊平原的過程中，以村落為單位陸續建設的小型塘埭；后者則是以灌溉流域為范圍、區域協作而建設的“總結性”工程；入元以后，政治變遷、特別是科舉制的廢除與財政、賦稅體制的變化，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平陽地方的社會權勢，從而也改變了水利事業開展的組織方式；進入明初，國家明顯地加強了對地方水利社會的參與，但其參與的方式與南宋時代有了很大的區別。南宋的官府主要依靠財政力量介入水利，從南宋到元代，官府與地方大家在水利問題上基本是一種“協作”的關系。文章以時間先后為線索，展示了歷史時期平陽當地社會變遷的諸多面相。南京大學于磊老師以《石刻史料所見徽州鄭玉的地域社會像》為題，通過現存石刻史料來更為直觀地展現鄭玉活躍于地方社會的知識人形象，以此來回應森田憲司先生所提倡的“利用具有可見度的材料，考察碑刻文獻，探究活躍于地方社會的知識人所發揮的作用、活動的空間及其知識人網絡等問題。”進而利用明清時代地方文獻的記載，考察了后世對鄭玉在元代活動的認知情況。北京大學求芝蓉對浙江省新昌縣董村元代摩崖石刻進行考證，揭示出碑文涉及人物哈剌?生平中不為人知的開采水晶的經歷，并對其事跡進行發揮，探析哈剌?獻寶與元成宗對珍寶的熱衷的內在關聯，以及對朝政社會的諸多影響。最后一場報告的是南京大學楊曉春教授，其報告題目是《元代松江下沙瞿霆發家族譜系小考》，文章根據清修《鶴砂瞿氏族譜》的記載，就元代及明初瞿霆發家族的譜系狀況明確的說明，并舉例說明瞿霆發家族譜系狀況的確立對于一些零星文獻的理解的幫助，修正了傳世文獻有關元代瞿霆發家族的記載相互歧異之處。本場報告評議人分別為浙江大學吳錚強、西南民族大學張衛忠、杭州師范大學尤東進、蘇州科技大學周揚波等老師。

最后中國政法大學李雪梅教授致閉幕詞，李老師特別以政法大學古籍所拓碑團隊的經驗指出，碑刻、文書資料并非僅單純起到補充傳統史料的作用，如果相關碑刻資料，特別是一手的現存碑刻、拓片積累到一定的數量，其實很有可能會顛覆傳統歷史學史料以及認知的。這也正面回應了會議討論中屢屢為學者們所提及的碑刻、文書資料之于傳統史學的意義問題。

會議第二部分為專題演講，第一場演講者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李偉國教授，其演講主題為《宋遼金元墓志文獻的搜集整理及其數據庫編制》，李教授從自己多年從事圖書編輯工作談起，結合自己平時研究積累，對宋遼金元墓志文獻的搜集整理及其數據庫編制工作做了簡明扼要的概述。李偉國教授指出，宋代墓志銘類文獻是中國古代文獻和藝術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可填補傳世文獻空白。與純文本資料相比，其所能提供的歷史信息是立體的、多方面的。首墓志銘實物中的文本，絕大多數具有原始性，石刻完成以后，可能得以隨其他載體流傳，也可能從此成為孤本，因而具有特殊價值；墓志類原始文本相對于同一傳世文本來說，具有無可爭議的準確性，而根據刻石文字流傳的文本，隨著時間流逝幾經翻刻、改動，難免發生差錯；石刻文本的行款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具有同類書面文獻所不具備的研究價值。尤其是對數據庫編制工作的介紹，引起聽眾極大興趣。

第二場演講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李雪梅教授，其演講題目是《宋遼金元碑刻中的公文和私約》，李老師從漢至元代公文碑的書目，如何辨別公文碑，為何要刊刻公文碑等幾個問題展開，對公文碑的學術史做了專業深入的解讀。李老師認為，較之甲骨、簡牘、紙本文獻，碑志是更為經典的本土性史料，石刻文獻兼具傳世和出土、官方和民間、實體和程序等特色，且有自宋代金石學研究的千余年積累，使石刻文獻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構建本土學術話語體系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中國傳統法制文明的傳承基因，很可能就隱藏在碑石之中。李老師還介紹了中國政法大學多年來進行的田野訪碑工作，圖文并茂，生動精彩，給聽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李偉國教授做主題演講

陳寅恪先生曾論及史學研究的“預流”問題，其深意在于指出學術研究應該洞察新材料與舊材料、舊問題之間的關系，兼容不同領域、不同文化的學者對同一問題的不同看法，輔以中國歷史文化語境所特有的視角，解決舊問題，提出新問題，并由此在各自的領域內占得一席之地。斯人已逝，其言猶存，時至今日依舊是不無裨益。如何在具體研究中將碑刻材料與典籍文獻各自的優長充分結合？如何在地域與文本之間探尋內在的隱秘關聯？如何通過不同領域、不同方向的學術對話突破學科邊界的自我限定？此次宋元史青年學者間的交流與對話活動，無疑是一次有益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