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經紀人》是近來流行的綜藝節目，它把經紀人這個幕后形象推到臺前，通過展現經紀人的日常生活，滿足觀眾對娛樂圈具體生活的想象。在這個節目中，我們可以看到明星的人設如何塑造，原來我們在新聞和熱搜里看到的明星，都經過了幕后團隊的精心設計，明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迎合什么形象等，都經過大量數據的分析、團隊基于市場調研的決策，從楊天真及其旗下經紀人的策劃中，一個個明星熱點撲面而來，造就了“爆款”的同時，也讓明星變得愈發人設化。

當局外人批評演員離真實越來越遠，演藝圈充斥著流量的浮躁，演藝圈內部卻有一個難堪的現狀——許多明星不得不塑造人設，來維護他們的熱度，如果沒熱度，他們就會被淘汰。當我們批評炒作人設成為已成習慣的手段時，不妨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明星不得不塑造人設？

明星形象的管理早已有之，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無論是大陸還是港臺，演員們都沒有強烈的塑造人設的訴求。那時的演員大多把自己當作合同工，沒太多偶像包袱，尤其是在導演中心制，影視劇又沒有太大“流量”訴求的情況下，仗著流量吃飯的演員并沒有多少話語權，實力和地位才是說話的資本。比如在八十年代的大陸，年輕演員如果被扣上奶油小生（類似今天的流量明星）的帽子，他們會急切地希望摘掉這個帽子，證明自己是實力派。唐國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俊朗的外表反而讓他的演技被低估，為了擺脫奶油小生的形象，唐國強爭取到加入《三國演義》劇組的機會，這才有了后來感動千萬人的唐版諸葛亮。

在港臺，身處更殘酷的市場邏輯中，演員更是敬業到令人心疼。今天我們很難想像，一年接十幾部戲、年度晚會還要賣力真唱、甘愿被整蠱是種什么敬業態度，但在九十年代的香港，這就是常態。張學友在TVB晚會撐著橫杠真唱；周星馳1991年一口氣演了十一部戲；成龍和惠英紅，危險鏡頭都要親自上陣；香港的配角演員，更是風吹雨打全不怕。他們把精力投入到演戲上，無暇顧及人設養成，原因很簡單，在這個行業，不搏命就會被淘汰。那個年代的香港演員大多把自己當打工仔，或者很江湖氣地就把自己當作某個團體里的一員，演員們經常稱呼彼此“大哥”、“老弟”、“師傅”，他們的興趣點并不在人設上。

所以現在回看這些演員，會有兩個體會：一個是他們在公眾視野內表現的性格，和他們日常生活中大體匹配；另一個就是他們把拼命工作當常態，后來內地很多團隊喜歡用香港的導演、演員，就是看他們夠敬業。

但互聯網改變了玩法。社交網絡的出現，以及傳統媒體走向自媒體的演化，讓網絡熱度成了明星們爭奪的焦點。過去，人們衡量一部影視劇的得失，主要看它的收視率、口碑，資方衡量一個演員是否有投資價值，也主要看他的作品和實力，但如今，流量成為關鍵指標，一個演員能夠上多少次熱搜、為影視劇帶來多少流量，成為資方選擇演員的重要考量。在演藝市場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演員為了獲得優質片約、保住投資者和制片人、導演的青睞，就要讓自己在互聯網上保持長期的話題度，寧愿有爭議，也不要被遺忘在熱搜之外，于是，怎么爭奪網民的注意力，成為演員們潛心研究的“學問”，對人設的追求，正是從這里而來。

在《我和我的經紀人》中，經紀人楊天真之所以懷疑喬欣的前景，就是因為她存在感低，沒有讓人過目不忘的人設。而在給朱亞文制定年度規劃時，楊天真也提醒朱亞文的經紀人一娃，說朱亞文實力有，名氣有，但是宣傳的點太散。楊天真希望一娃把朱亞文集中往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點上去推，所有的營銷、造勢，都為那個固定的形象服務，這個點其實就是能讓人記住的人設。

塑造人設成為娛樂圈的潮流，甚至是經紀人們心知肚明的策略。這種對人設的推崇，是市場邏輯主導下的眼球經濟的產物。在浩如煙海的互聯網碎片中，演員們要讓公眾注意到自己，不能僅僅依靠出演的作品，還需要邏輯簡單明確的一個人物形象，一個精心維護的臉譜，這個臉譜要貫穿于熱搜之中，乃至他的作品和新聞，只有這樣，才能力往一處使，形成長效的眼球效應，讓路人一提起這個人，就自動聯想起那個臉譜對應的標簽。比如吳秀波此前的魅力儒雅大叔人設、翟天臨的學霸人設、薛之謙的深情創作歌手人設等。

演員和經紀人共同參與到對這個人設的管理中，什么戲可以接，什么產品要代言，都需要考慮到它們和人設的契合度。一個演員也許在實際生活里有多面，但在公眾面前，他就集中展示符合人設的那一面，其他面向被經紀人和他自己小心翼翼地掩藏起來。朱亞文在和壹心娛樂商量是否參與《向往的生活》時，就坦言真實的自己觀眾未必能接受，他賣力表現的，其實是那個經過調研后最可能被喜歡的形象。

對人設的執著集中在中青年演員里，尤其是缺乏代表作、嚴重依靠話題度的演員，他們清楚自己的地位和戲約建立在流量上，一旦流量失靈，他們的機會就會大幅流失。反觀已經在行業內取得地位的老演員，他們就沒這擔憂，因為他們的片約是建立在作品、資歷和人脈上的，就比如王慶祥、倪大紅、王勁松這些演員，他們已經有了《大明王朝1566》《北平無戰事》這樣的代表作，他們也是張黎、孔笙、李雪等知名導演的心頭好，所以即便不經營人設，他們也有穩定的機會和曝光度。但比如節目中的喬欣、張雨綺，她們并不是很難替代，在圈內也還沒有穩固的江湖地位，所以需要利用營銷保持話題度。

這是個惡性循環。賣弄人設的演員圈住話語權，通過曝光度和關系獲取角色，就會擠占其他演員的空間。尤其是在青年演員里，很多團隊用青年演員，都偏向找一個熟面孔或者流量包，這時候肯定是頻頻在熱搜出現的青年演員更吃香，很多演員進組已經不靠演技，而是靠他的話題度，他從業多年，最得意的作品是他的人設。

這種人設塑造法能讓演員短時間內走紅，但從長久來看未必是好事。從《我和我的經紀人》這幾集的內容來看，這些經紀人對藝人的塑造，過于追求短期效應，為了短期的高曝光度，犧牲了藝人在路人里好不容易攢下的口碑。比如壹心娛樂對朱亞文的營銷，為了讓他的國民話題度更進一步，就希望他多接綜藝，更快地打通他在年輕觀眾里的好感度，但這對朱亞文的長期職業生涯未必是好事，如果他還想在演員道路上更進一步，過多接綜藝，容易固化他的形象，影響觀眾對他在影視作品里的觀感。

壹心娛樂把數據化作為自己考核的重心，明星一年接了多少部戲、上了多少次熱搜，都被經紀人總結出來，而這也是目前經紀人公司的常態，經紀人團隊根據這些數據判斷演員一年的得失，評比公司內的經紀人業績高低，但是唯數據論真的能很好地評估出演員一年的得失嗎？數據之外的東西，在這類考核標準下是不是被疏忽了？如果以數據作為第一指標，蔡徐坤、吳亦凡這些藝人，一年的表現比王慶祥、王勁松好了太多太多，可實際上呢？前者可能下一年就不火了，但后者仍憑借對作品的精益求精而穩步上升。同樣的，讓一個藝人大量接戲、演綜藝在數據上是很好的，但實際上卻會加劇路人對他的疲憊，甚至是口碑下滑。

所以，《我和我的經紀人》展現的娛樂圈運作生態有它的合理之處，卻也隱藏著危機。人設養成注定只是一條危險的捷徑，無法長久，在當下整治流量注水的大背景下，流量藝人們更是迎來了自己的十字路口。這一輪影視圈洗牌是對藝人的大考，也是壹心娛樂這樣的經紀公司所面對的難關。擺脫唯數字論，側重口碑經營，才是他們的突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