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東住宅占地約17畝，東墻沿陜西北路，北墻沿北京西路，早年四周是用上海常見的竹籬笆相圍，透過籬笆的空隙可以看到花園和住宅。1957年，毛澤東主席倡議重新修訂《辭海》，并建議由上海來完成此事。第二年，何東住宅就成了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上海的許多文化精英集中在這里辦公。以后，這個編輯所改組為上海辭書出版社，并于1979年正式出版了新版《辭海》。上海史研究學者薛理勇先生撰寫的此文，講述了何東住宅的歷史被發掘的經過，及何東家族的故事。

總算找到了Hotung Home

20世紀90年代中，時任中國國際旅行社上海分社總經理辦公室主任的周明德來找我，說他們社里接到一份通過香港分社轉過來的美國訂單——幾十位曾經在上海工作和生活過、而今已在美國定居的菲律賓老人將自行組織重返上海旅行。這些老人從小生活在上海的西班牙社區里，有的是酒吧樂手，有的是西班牙人家中仆傭，均是天主教信徒，且都不懂中文，只會講一些簡單的上海話。他們用英文開列出一批他們要求“重游”的地名、機構名稱，希望由上海方面找到其今日的地址，了解其保存情況后，再決定來上海的行程。

國際旅行社上海分社十分重視這件事他們希望通過此次特殊的服務打開美國的旅游市場，但是拿到菲律賓人用英文開出來的50余年前的上海地名和機構名稱后，他們就束手無策了。周明德來找我，就是希望我將其譯成對應的中文名，并指出它們的今日地址。

這份名單中有一個地方叫“Hotung Home”。Home自然是“家”，但這位Hotung究竟是誰，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陳玉堂編著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中找到了一個叫“何東”的人名：

何東（1862—1956），廣東寶安人（生于香港）。原名啟東，字曉生，西名羅撥（Robert），亦署Robert Hotung，園名曉覺園（1938年筑于香港山頂道，俗稱何東花園）。畢業于香港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任英商怡和洋行副買辦、買辦……

根據此小傳，何東似乎定居香港，他的大部分事業和他所任職的地方大多在香港。上海的Hotung Home是不是這位Robert Hotung的家呢？隨后，我又在民國十九年（1930）上海文明書局編印的《海上名人傳》中找到了“何東先生小傳”。“小傳”的文字較長，有相當一部分的記錄與《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相近，初步可以確定，這兩位“何東”是同一個人。但《海上名人傳》中講“何東爵士，廣東臺山人”，與《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有出入。《海上名人傳》還附有何東先生的照片，一看就知道，這位何東不是黃種人，而是一位有著歐洲人特征的“老外”。原來何東不是中國人。

不過，《海上名人傳 · 何東先生小傳》的文末有這樣一段記錄：“近治第于海上之西摩路，時來小駐，江浙人士咸愿一瞻豐采焉。”順此線索，我又在1937年上海英商字林洋行出版的Hong List of China（中國行名錄）的“Shanghai Street Directory”中查到，當時上海公共租界Seymour Road 457（西摩路457號，即今陜西北路457號）的戶主就是Sir Robert & LadyHotung。毫無疑問，Hotung Home就是今天陜西北路457號的上海辭書出版社。后來，當那些菲律賓老人重返上海時，他們一眼就認出今日的上海辭書出版社就是當年的Hotung Home，我的努力也總算有了結果。

有著中國血統的英國爵士

何東有一個孫子，是香港著名的實業家何鴻章先生（Eric Hotung）。他也是中國古玩的愛好者和收藏家。當年上海博物館遷址人民廣場興建新館時，他出資建博物館的貴賓廳。1966年，他以150萬港元的價格從香港拍賣行里買下一只流失海外的精美絕倫的吳王夫差盉，并將它無償捐贈給上海博物館（該盉陳列于上海博物館青銅器展館），上海博物館為此舉辦了隆重的捐贈儀式。當時一位記者發現了這位身高馬大、藍眼珠高鼻梁的“老外”，卻能操一口連今天的上海人也講不像的上海本地話，大為好奇，于是就想著法子采訪了何鴻章先生。這位記者是這樣寫的：

何鴻章先生并非中國人，而是一位典型的英國紳士。他的英文名叫埃里克 · 何東（Eric Hotung），不過，他能講一口道地的上海方言，如僅聞其聲不謀其面，是斷然不會猜出他是一位外國人的。

而何鴻章對自己的祖輩及與上海的緣分是這樣講的：

我的曾祖父是英國人，曾祖母是離上海不遠的蘇州人士，他們在香港生了我的祖父羅伯特 · 何東（Robert Hotung），中文名字叫何曉生。曾祖母熱愛中國，她的諄諄教誨，影響了祖父的一生。祖父后來娶了我的祖母，她也是中國天津人氏。由此，我們的家族就開始有了中國的血統。

大概在1843年上海開埠后不久，何東的父親就從英國來到了上海，并娶了一位蘇州籍太太，以后他們又去了香港，1862年生了何東。雖然何東有一半的中國血統，但是他的外表更像他的父親，看上去是一個英國人。他的父親給他取了一個中國名字——何曉生，以后又將他送進了一家中國的私塾念書。他們的家境當時還不富裕，據說在念書期間，他母親每天給他的飯錢還不夠吃一頓飽飯，而正是這種境遇使他養就了刻苦耐勞、勤奮節儉的品格，對他以后的成長和發展很有幫助。

12歲時，何東進了香港中央書院，17歲時就進了廣州海關，做了兩年的職員，不久被怡和洋行看中而任華行副經理。他在怡和洋行的成績很出色，于是又被廣東保險公司聘為經理。這件事遭到何東的哥哥何福的反對，但是何東認為進保險公司任經理前途更好，他還是跳槽了，到廣東保險公司干了6年。后由于健康原因，他辭職了，并推薦長兄何福接任經理的位子。

以后何東直接經商，并成為香港的首富。他是匯豐銀行和上海黃浦船塢公司的大股東，投資和擔任董事的企業有數十家之多，其中包括香港電器公司、電車公司、地產公司、墾業公司、廣澳汽船公司、怡和輪船公司、廣州火險公司等。何東還熱心公益和慈善事業，在香港設立兒童幸福會、兒童工藝學校、東英學圃、何東官立工業女子學校、九龍英文學校、香港大學工學院何東機械實習廠等。1914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分幾次捐給英國政府的錢款達百余萬元。1915年英國皇家授予他爵士稱號，中國的北洋政府也向他頒發勛章。省港海員大罷工期間，何東被推舉為勞資雙方的調停人。由于勞資雙方談判條件相差懸殊，難以達成妥協，最后何東決定自己拿出資方欠勞方工資的半數來填補，才妥善平息了這次工潮。

新版《辭海》在這幢英國式住宅中誕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的民族工業發展飛快，何東又增加了對上海的投資。他是上海多家公司的主要股東，同時還是上海房地產巨商，今被稱為“北外灘”的大名路、塘沽路、南潯路、峨嵋路一帶的房地產，幾乎全部是何東的產業。

隨著在上海投資的增加，何東又派他的兒子何世儉（英文名愛德華 · 何東）到上海打理生意。1926年，何東即購進西摩路愛文義路（今陜西北路北京西路）地塊，興建自己的住宅——Hotung Home（何東住宅）。

何鴻章是何世儉的兒子，1926年6月8日出生于香港。當何世儉將上海西摩路新宅安排停當后，將家眷接到上海。這一年是1928年，何鴻章僅3歲。何東住宅所在的西摩路一帶是當時西班牙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區，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上海的不少天主教教會學校均得到何東家族的慷慨資助，何世儉也擔任了多家天主教教會學校的校董。何鴻章就讀的中學是坐落在虹口的圣芳濟中學（今北虹中學），他在上海一直生活到1947年赴美國留學，所以他會講一口流利的上

海話，而且是絕對地道的60年前的上海方言。

1949年后，何東家族舉家遷回香港，何東住宅由上海房地產部門接收。1957年，毛澤東主席倡議重新修訂《辭海》，并建議由上海來完成此事。第二年，何東住宅就成了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上海的許多文化精英集中在這里辦公。以后，這個編輯所改組為上海辭書出版社，并于1979年正式出版了新版《辭海》。

何東住宅占地約17畝，東墻沿陜西北路，北墻沿北京西路，早年四周是用上海常見的竹籬笆相圍，透過籬笆的空隙可以看到花園和住宅。主建筑設計在園子的中間，是一幢假三層磚木石混合的英國式住宅，以南立面為主立面，設計為高大柱子支撐的門廳，里面是大客廳；東立面是次立面，通常由這里進入室內，內裝修頗為豪華典雅。上海辭書出版社是中國最大的專業辭書出版社，業務量很大，由于房子不夠使用，于是在原來的花園里又增建了不少新建筑。在越來越多的現代樓宇的環繞下，這幢早期的英國式建筑似乎已經不那么顯眼了，但只要你走近它，仍可感受到一種與眾不同的氣韻。

摘自上海通志館、《上海灘》編輯部編：《樓藏風云——上海老洋房往事》，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