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國光：王中秀藏黃賓虹藝術文獻展”暨“黃賓虹與近現代美術文獻發掘、整理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近日在中國美術學院南山校區舉行。

在此次展覽的策展人、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張堅看來，“在上海這樣一座城市里，王先生讓我想到的是一位在都市精神廢墟里的拾荒者的形象。他曾就我們草擬的文獻捐贈學術活動的文字內容提出過三點意見：一是‘重要貢獻’，去掉‘重要’兩字；二是捐贈前加上‘無償’二字；三是不要儀式了。對于自己所捐贈的文獻和書籍，他說，這些東西是一堆灰燼，但是，如果能從這堆灰燼中煥發起新的生機，則是求之不得了。他還說，賓老這座山還沒見峰，我們對他的解讀將隨著時代前行而更新。”

與王中秀先生相識是在2008年，那時，我在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工作，因為要組織系里的學術活動，就邀請王先生到杭州來做一次黃賓虹藝術講座。王先生非學院中人，從上海書畫出版社退休后，就投身于黃賓虹年譜的編撰和近現代美術史文獻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我們先在電話里進行了溝通，他說會著重談一談黃賓虹“不齊弧三角”以及國畫民學問題，順帶也涉及賓翁畫作真偽鑒定。講座是在南山校區的一個大教室舉行的，來了很多同學，把教室擠得滿滿當當。王先生就黃賓虹“不齊之齊”、“大篆與小篆關乎中國藝術民學和官學區別”進行詳盡闡述，具體到就賓翁畫作中點和線的跳脫與勾連的辨析，與二十世紀早期西方現代藝術的表現和抽象論題頗有相通之處，涵容了一種對黃賓虹畫論與畫作的基于現代美術的認知視角。王先生經年累月地在圖書館爬梳文獻資料，掌握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同時，在繪畫實踐技法上也頗有心得，因此，他所講述的黃賓虹是有一種理論和實踐交融的洞透感的。

》 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藏

事實上，在我個人記憶中，黃賓虹仿佛是棲居在杭州西湖的山水之間的，他的山水畫作的筆墨空濛境界，恰是西湖韻致絕佳寫照，中學時代起，就喜歡游走西湖周邊的群山，賓虹故居在棲霞嶺旁，從黃龍洞公園，穿過一條竹林掩映的山間石徑，經紫云洞下山，即可抵達岳廟和曲院風荷，這是一條從松木場和曙光路抵達西湖邊的捷徑。賓虹故居在這條山路的出口附近，一座帶院子的老房子，平時并沒有什么游客光顧，里面的陳列很簡單，只是擺放了幾件老家具和舊物件，幾位閑散的工作人員在里面負責看管，很是僻靜，置身其間，倒是可以想見賓虹先生晚年在棲霞嶺山間生活起居的日常光景。

大學畢業后，到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工作，在系里，時常可以聽到王伯敏先生用濃重臺州口音提及賓虹先生的名字，那時，我們年輕老師到他家里去做客，他會拿出個人收藏的賓虹先生山水畫作給我們看；另外，記得當時系里的書記也是一位黃賓虹迷，他從部隊美術干部復員到美院工作，原先是做版畫的，也喜歡畫山水，學的是黃賓虹的一路，作品完成后，掛在辦公室里，讓往來老師提意見。耳濡目染之間，對通常所論及的黃賓虹畫作的渾厚華滋、黑密厚重、繁而不亂的說法，倒頗有一些直觀感知和體悟，但也只停留在這樣一種抽象和一般的認識之上，而王中秀先生的講座顯然提出了一個進入黃賓虹藝術世界及其畫史、畫論的更為核心的視覺命題，他是從賓翁“內美”和“不齊弧三角”概念，引申出東西方藝術在一種“骨子里求精神之美”以及“重在發揮自我”的民學層面上的共通性，這對于我們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接受西方現代美術的語境的復雜性是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的。

2018年1月8日，我接到洪再新發來郵件，向我轉達王中秀先生愿意把他的研究資料捐贈給黃賓虹最后的工作單位中國美術學院的意愿。對于圖書館來講，這當然是特藏藝術文獻建設的一個重要進展。一方面，就像洪再新說的，王先生捐贈的黃賓虹藝術文獻，可彌補之前高居翰藏書側重中國古代美術的不足，同時，也會是圖書館目前正在進行的近現代美術圖籍和文獻研究中心的一個重量級收藏。向許江院長匯報后，他也非常高興，要求圖書館把這項工作做好。

王先生把黃賓虹研究視為一樁薪火相繼的文化功業，希望自己捐贈的這些文獻資料能為年輕一代學子所用，為國內乃至國際上從事黃賓虹研究的學者提供一些切實幫助，這些東西安放在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是物得其所。與他接洽捐贈事宜，他一再跟我們說，他的捐贈不帶任何條件，是無償的和傾其所有，甚至那些已流散到其他學者和機構的文獻資料，他也表示要盡可能協助我們找回來。他說，讓圖書館派幾個人來就行了，不必拘于俗套。他的這些圖書和資料當中，可能讀報摘錄還有點用處，他的工作的第一步是手工抄錄，再錄入電腦。我們就問他，為什么不選擇復印，他說，復印當然快，但過程中缺乏細讀，美術索引每天都有新材料，是復不勝復的。然后，就講到報紙上的新聞報道比雜志日期更加精準，是研究近現代美術史的一個有待開發的富礦等。經過簡單商談，我們就確定了接受圖書資料的日期。1月15日，我、馮春樹和張帆影一行三人，代表圖書館如約來到王先生家中，經過兩天時間整理和打包，王先生第一批捐贈共40箱于1月18日運回學校圖書館。

從2018年1月到11月28日王先生去世將近一年時間里，我們與王先生保持即時聯系和溝通。以當時王先生身體狀態，主要是行動有所不便和氣喘問題，其他方面都還算正常，我們與王先生商量著屆時他來杭州參加學術活動的各種可能的安排。

與王先生日常交流主要是通過微信，話題聚焦在黃賓虹繪畫的現代性問題上。黃賓虹被稱為近代以來最后的國畫傳統派的大師，對這個定位，在撰寫展覽和學術研討會文稿時，曾向王先生征詢過意見，他提出來說，黃賓虹是革新畫家，而不是傳統意義的國畫家。而朱金樓先生1982年7月發表的論黃賓虹藝術文章，也是秉持這個看法的，朱先生引用黃賓虹《論新派畫》一文，“畫有新派，近代名詞，…救墮扶偏，無時不變，…除舊翻新，由來已久”。王先生在《傳無盡燈：黃賓虹藝術大展作品集》序中則說，“黃賓虹和他的畫學是時代的產物，其本質是現代性的”。他的繪畫具有一種貫通再現與表現、臨摹與寫生、師古人與師造化的“不隔”之境界的。我想，這也是他對黃賓虹與其時代關系深度認知的成果吧。

相對于繪畫創作，王先生更關注黃賓虹的畫學和畫論，他把黃賓虹視為一位美術史論家，創建了以“內美”為核心的藝術史觀，并與歐美現代美術之“不齊弧三角”，乃至格式塔心理學理論形成中西互通的關聯。

以格式塔心理學來建構一種藝術史科學，是20世紀初德語國家藝術史學中的重要現象。新維也納學派藝術史家奧托·帕赫特(Otto Pacht)和澤德邁爾(Hans Sedlmayr)在1932-33年創辦《藝術科學研究》（The KunstwissenschaftlicheForschungen）雜志，倡導以格式塔心理學為基礎的嚴謹和客觀的“藝術科學”實踐。他們是在考夫卡和其他格式塔心理學家著作中，找到一種科學和客觀的感知心理學分析方法。這種方式不同于沃爾夫林、李格爾的經驗主義心理學，與潘諾夫斯基圖像學闡釋模式也截然有別。他們更注重藝術的創造行動及其所伴生的經驗的整體性，特別是這種整體性的藝術實踐與形式感知之間的內在關聯，而這也成為20世紀初期德語藝術史學中的形式主義和表現主義思潮的一個核心論題。藝術創造是由人的多層面知覺素養和實踐能力的綜合造就的。作為整體的藝術品，并非是一系列單個感覺元素，諸如色彩、線條、體積、光影等的簡單疊加，也不是單純為了傳遞主題信息，而是擁有一種超越這些單個感覺要素和主題內容的內在特性，也即黃賓虹所說的“內美”或傳統畫論中的“氣韻”，它是在藝術實踐活動得以展開的，對這種“內美”和“氣韻”的意識，指向藝術與審美中的一種“頓悟”（insight）。

相比于新維也納學派，在中國，黃賓虹在1929年發表《虛與實》中提到“歐人以不齊弧三角為美術”的，他所指涉的是格式塔心理學派完形理論與中國傳統畫論的相通之處，這種東西方藝術史研究不約而同對格式塔心理學理論的觀照，無論如何都是有趣的學術現象。當然，也帶來了一系列未解難題，比如，黃賓虹從何種渠道了解格式塔心理學理論的，他的作為美學概念“不齊弧三角”的說法又是來自哪里？

王先生和洪再新老師都對這些問題做過一些調查，但也正像王先生所說，迄今為止沒有弄清事情的全部真相。他說，自己查閱過1929年前后國內心理學雜志和《東方》雜志，沒有發現涉及不整齊形和格式塔心理學的報道和論述。他猜想，黃賓虹“歐人以不齊弧三角為美術”的論說，也許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繪畫助理教授德里斯珂，后者與德裔美國格式塔心理學家考夫卡關系密切，考夫卡上世紀20年代中期到美國，一度在芝加哥大學任教，而德里斯珂在1939年寫信給黃賓虹之前就已認識黃賓虹了。現在可查到的資料，德里斯珂曾在1931年作為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在中國訪學，但究竟德里斯珂與黃賓虹是怎么認識的，是何時認識的？兩人究竟有沒有在1929年前后就格式塔心理學的問題進行過討論，卻還需要找到更多確鑿證據來加以證實。

期間，王先生在微信中談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發現，他說，“德里斯珂寫給黃賓虹的信是由黃賓虹之子黃用明轉交的，而黃用明當時在香港任商務印書館印刷廠廠長，從德里斯珂的信看，他們似乎是認識的”。至于德里斯珂與黃賓虹結識，可能是“胡適介紹的。胡適與商務印書館的關系非同一般。”（2018年7月20日，王中秀微信對話）。我們在整理王先生捐贈文獻時，也看到一些資料，比如德里斯珂1936年提交古根海姆基金會的申請研究資助的報告，其中提到她將要與之合作的中國學者和藝術家，包括鄧以蟄、黃子通等，以及她的推薦人胡適、張彭春、陸志韋，不過，里面是沒有提及黃賓虹的。2018年夏天，我們文獻整理工作團隊的成員，藝術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張帆影正好去芝加哥大學藝術史系參加一個工作坊，就讓她到芝大圖書館查閱相關檔案，其中查到1936年11月胡適寫給芝加哥大學副校長沃德伍德的信，在這封信中，胡適談到他對德里斯珂的中國藝術研究很有興趣，說德里斯珂之前訪學中國，中國當地藝術家對她有良好印象，現在正計劃再度訪華，如最終成行，她的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朋友可以給她的研究提供幫助云云1 ，洪再新推測，胡適說的“上海朋友”很可能包括黃賓虹，而據王中秀先生查考，胡適與黃賓虹結識是在1917年7月，類似這樣的推測，雖有一定可信度，但也還是沒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以王先生的查考，黃賓虹“不齊弧三角”最初是一個出自中國本土文化的算學概念，在賓虹民國初年論金石學文章中出現，推其意即三角形或不整齊三角形，有時候也定義為“不方不圓”。實際上，黃賓虹是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算學概念變成了美學概念，并以此與西方格式塔心理學呼應和印證，這個傳統概念因此煥發了頗具時代特點的新意，讓諸如“氣韻生動”或“傳神”之類的形而上學和多少帶著神秘色彩的傳統畫學概念，變得具有了一種近代科學的客觀和普遍的可傳達性，既可見，又可學，同時，也還保留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而朱金樓也說，“利用近代美學知識和藝術科學來研究金石、書法對傳統繪畫的關系和發展，對于今后中國畫如何更好地繼承和創新，甚至包括油畫民族化等諸問題，不僅具有生命力，而且也有嶄新的時代意義。” 2

2018年7月30日，王先生發來一個1936年二卷二期《學術世界》文檔，其中“世界學術消息”欄目刊載消息說：我國數學家汪聯松解決了三等分角的論證難題，“將兩千余年世界數學家未能解決之幾何難題，原原本本解決無余。”鑒于黃賓虹是《學術世界》月刊（世界書局出版）的主要撰述人，這份材料雖不能算直接證據，但多少也說明黃賓虹畫學和美學視野里，包含了當時學術界一些重要的前沿進展，包括數學和幾何學領域的新發現。王先生不時把一些他覺得有趣的材料發過來，這些材料結合起來看，是能提供給我們一些對黃賓虹藝術實踐和思想的新認識的線索的。

事實上，與王先生聯系和交流過程中，他很少提及自己的病情，偶有不適，也是輕描淡寫。記得2018年10月22日到他家拜訪時，他依舊精神矍鑠，我向他介紹了次年三月份的文獻展和學術研討會的籌備情況，他聽了之后很是高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議。我說，屆時學校可以派個車過來，直接接你過去，如果身體條件允許的話，就做一個學術報告，講黃賓虹畫作鑒定，以王先生觀點，不能分辨真假就算不得讀懂了黃賓虹。他回應說，只要身體恢復過來了，就去參加，爭取做一個講座。但在我回到杭州后不久，就聽到他需要再次住院的消息，并且很快，病情急轉直下，11月26日，與他在瑞金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見了最后一面。他見到我們過來了，非常興奮，掙扎著坐起身來，讓我們逐個跟他在病床前合影留念。

王先生是一位謙虛、樸實和執著的人，懷抱著一種精神的理想，用現在的話說，是一位有情懷的人。師母跟我說起過這么一件事，印象深刻，她說，王先生每天早上出門去圖書館看資料，帶著一個藍布袋子，她照例都會站在他們家26樓的窗口，目送王先生走過小橋，出夢蝶苑小區大門，然后消失在路口的高架橋和車水馬龍之間，這一切王先生本人是不知情的。在上海這樣一座城市里，王先生讓我想到的是一位在都市精神廢墟里的拾荒者的形象。他曾就我們草擬的文獻捐贈學術活動的文字內容提出過三點意見：一是“重要貢獻”，去掉“重要”兩字；二是捐贈前加上“無償”二字；三是不要儀式了。對于自己所捐贈的文獻和書籍，他說，這些東西是一堆灰燼，但是，如果能從這堆灰燼中煥發起新的生機，則是求之不得了。他還說，賓老這座山還沒見峰，我們對他的解讀將隨著時代前行而更新。 

1 洪再新推測，胡適信中所說的“上海朋友”，很可能就是指黃賓虹。

2 朱金樓《兼容并涵，探蹟鉤奧：黃賓虹先生的人品、學養及其山水畫的師承淵源和風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