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都挺好》：拒絕 “大團圓”背后的親密關系變遷

隨著《都挺好》這部現象級的電視劇播放進入尾聲，抵制“大團圓”結局的聲浪也愈發浩大。“編劇千萬不要給我大團圓”的呼聲長期占據影片豆瓣評論區的首位。以家中強勢的家長之死拉開序幕，圍繞蘇家三個子女如何安頓失去伴侶的蘇父，《都挺好》呈現了兩個代際、兩種性別、大家庭與小家庭之間種種復雜沖突與糾葛。重男輕女、啃老、家暴，原生家庭等敏感話題不斷戳中觀眾的痛點，相比起此前《延禧攻略》等熱劇的“爽文”式觀劇體驗，《都挺好》的現實取向引發了更多代入感：如同一枚棱鏡，觀眾多多少少都能從其中照見自己生活經驗的面孔。

也正因如此，大眾對“大團圓”結局的抵觸更值得玩味。“團圓”結局的關鍵在于劇中女主蘇明玉與家人的關系：她是長期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由于女性身份從未獲得真正的父愛與母愛，在下定決心與蘇家斬斷關系后，蘇明玉又因蘇母之死再度被拉回原生家庭漩渦。那么，到底是要徹底與蘇家決裂，斬斷血親“出走”；還是選擇原諒與和解，維系起已經破碎的家庭關系？當劇情的走向愈發投向后者時，輿論的情緒顯著地傾向前者。

當然，觀眾拒絕女主與家庭和解，與《都挺好》在人物與劇情設置上的刻意與“投機”不無關系。張之琪在公眾號“GQ報道”發表的《〈都挺好〉：一場過于刻意的代際反動與性別反動》中便提出：號稱“現實主義”的《都挺好》內里仍隱含著“爽文”的復仇邏輯——蘇明玉走出家庭，完成了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逆襲，即使在被迫卷入家庭漩渦時，已然“成功人士”的她成為這個家矛盾化解的關鍵。某種意義上，契合國產劇“大女主”形象的蘇明玉難以稱得上是一個完整、 飽滿、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更近乎“一個道德審判者，一個賞罰執行者，一個觀眾情緒的代言人”；與此相應地，蘇家男性（尤其是蘇父）因其令人生厭的行動邏輯與明玉鮮明對比，在“受害者-加害人”這一過于鮮明的情節設置中，觀眾的情緒更易被引向宣泄性的愛與憎對立。

在張之琪眼中，《都挺好》事實上刻意制造了一代人對另一代人的反動，一個性別對另一個性別的反動，這種戲劇化的、復仇性質的反動更近乎現實中的壓抑在劇作中補償式的釋放。殊不知看似自立自強、“三觀正”的蘇明玉始終存在難以克服的性格缺陷，而以“加害者”面貌出現倚老賣老的蘇大強同樣也是霸道母權的受害者。扁平化的戲劇對立抹消了更復雜混沌的真實人性，也讓任何形式的和解都顯出幾分生硬、強行的意味。

不過，《都挺好》的故事情節固然極端化了某些生活困境，但終歸是近年國產電視劇中少有的將當下現實家庭問題擺上屏幕的作品，而觀眾對“大團圓”的拒斥，固然有劇情設置缺陷的影響，卻也反映出青年一代在家庭與親密關系上某種普遍的沖突：人們愈發察覺到“原生家庭”對個體的創傷和影響，擺脫這些桎梏的愿望也愈發強烈，觀眾下意識地期望明玉能成為那個斬斷家庭關系，從而真正獨立出走的女英雄。

沖突背后，是當代中國的家庭倫理的變遷。“探索與爭鳴雜志”近日發表的閻云翔《社會自我主義：當代中國的家庭親密關系是怎樣建構起來的》便著力討論上述問題。閻云翔提出，所謂“孝順”之“順”——即子女對父母的服從關系——已隨著父母權威的衰落，個體意識的覺醒，年輕人權力的增長而喪失基礎。與此同時，生活的根本意義已經從祖先身上轉移到子孫身上，閻云翔稱之為“下行式家庭主義”，即，各種家庭資源向下流動，第三代兒童吸引父母與祖父母的注意，成為家庭的向心力量。換言之，傳統家庭倡導以子女的孝順和自我犧牲促成的祖先和父母的幸福，“下行式家庭主義”則強調長輩為子女提供幫助，促成子女過上幸福的生活。如同蘇父那般從子女身上索取無條件尊重和服從的行為，只會遭到“為父失職”的責難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的家庭文化伸張“權威”并壓抑親密關系，重視家庭作為一個聯合體的紀律、等級和效率；而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和社會個體化趨勢下，無論是配偶間還是代際間對“親密關系”的需求，諸如愛、關心、支持、理解，正愈發成為家庭關系的維系基礎與正當性來源。不難理解，當老大蘇明哲以“你跟明成是親兄妹，都是一家人”為理由勸說遭到二哥蘇明成家暴的明玉與二哥和解時，明玉出如此大憤怒：“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蘇家人看過！”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姊妹間的親屬聯結本身被賦予的責任與權力關系受到質疑，從未在這個家庭中獲得親密關系的明玉，正強烈地渴望否定傳統家庭秩序對自己的約束。

然而，這種約束能夠徹底擺脫嗎？新舊的碰撞，正是當代人必然面對的處境。“大團圓”結局未必服眾，但蘇明玉全然決絕地“出走”也難以談得上現實。正如“新京報書評周刊”作者李靜在《〈都挺好〉：如何對“大團圓”結局說不？》一文中的解讀：生活不允許幻想，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關系去想象“現代”和“獨立”，即使自立自強如蘇明玉，同樣需要在成長、工作、婚姻、生育等全部事項中，與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再生家庭發生復雜密切乃至相愛相殺的關系。這其中既包含個人療愈的過程，即個體不斷反思、抗爭、新建親密關系；也包含家庭倫理變革的過程，即成員間博弈、和解、調整相處邊界。李靜認為，新的家庭倫理正在形成，個人與家庭之間展開了新的博弈與平衡，藉由這部話題作品，我們應該反思的正是如何應對家庭生活的新經驗——“對大團圓結局說不，是為了強迫我們走出想象力的邊界，另尋一條改變現實的新路”。

【國際】被歐洲遺忘的歐元問題

2019年5月的歐盟大選臨近，面對法國嚴峻的社會與政治危機，兩年前被法國總統馬克龍稱為重中之重的歐元區改革問題，卻在他3月4日發給“歐盟全體公民”的公開信中徹底消失了。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經濟系主任達尼埃·科恩（Daniel Cohen）上周在《新觀察家》雜志發表文章分析：為贏得所有成員國選民的支持，的確有必要向“全體公民”發聲，然而在經歷歐元區預算案壓制之后，馬克龍已明顯將陣地退守到爭議較小的邊境防御和環境保護問題。

科恩在文章中指出，放棄支持歐元區的抉擇源于一個怪現象：據Eurobarometer的民調顯示，包括法國在內的不少歐盟國家，國民對歐洲統一貨幣的依賴和認可度，是對“歐盟”本身的兩倍。在這項調查中，當人們被要求給自己依戀歐洲的原因進行排名時，歐元均排在第一、二位，其次才是“可以在歐盟國家自由旅行、學習和工作 ”。不僅是馬克龍，強烈反對歐盟委員會緊縮計劃的希臘左派領袖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痛恨歐盟的意大利極右翼北方聯盟黨黨魁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法國極右翼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在了解到公眾輿論對于歐洲貨幣的青睞之后，都開始轉變策略，對歐元問題避而不談。

科恩從依附歐元的民意悖論中得出結論：統一貨幣所帶來的貨幣穩定性值得贊賞，但它同時帶來了對利益一致性的錯誤期待。他援引泰圖里（Brice Teinturier）在去年11月經濟圖書節發布的一份調查，指出“工人和無學歷階層對歐元仍非常警惕，其中85%的人認為它是造成購買力下降的原因。盡管歐元的支持率超過三分之二，但在法國本土經濟增長和就業問題得到解決之前，這一歐洲貨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即將舉行的歐盟選舉辯論將僅圍繞“邊境、移民”等廣義上的歐洲議題展開，而一系列涉及歐元區改革的重要議題很可能完全缺席，包括：統一企業稅與財產稅，對危機國家能提供實際援助的預算，發行債券規避風險的合作能力……以及最必不可少的，由各國財長組建，對抗歐元集團的歐元區議會。科恩認為：“這樣的逃避是歐盟委員會及德國默許的，目的是竭力避免27個成員國與19個歐元區國家的隔閡。基于同樣的理由，歐元區特別預算已被壓縮到最低限度。人們疑心這場圍繞貨幣的爭論早已過時，直到下一次危機來臨。”

【國際】本土主義、仇恨與社交網絡

3月15日，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又譯基督城）發生槍擊慘案，極端右翼恐怖分子襲擊了兩座清真寺，造成49人死亡。該案的主要嫌疑人倫頓·塔蘭特（Brenton Tarrant）已于16日在當地出庭受審，面臨一項謀殺指控，據新西蘭媒體報道，他將于4月5日再次出庭，屆時還將依據新西蘭法律，接受很可能包括恐怖主義罪在內的多項指控。截至上周末，各國主流媒體都對這起嚴重恐怖襲擊事件進行了深度報道，除對受害者表示沉痛哀悼，譴責極端主義暴力行徑之外，都進一步反思了案件背后的思想根源與社會成因：白人至上主義思潮在社交網絡平臺上的病毒式傳播。

奧克蘭大學藝術學院克里斯·威爾遜博士（Chris Wilson）3月21日在新西蘭獨立新聞網站《惠林頓新聞室》（Newsroom）發表文章，呼吁新西蘭媒體和政界應謹慎宣揚身份歸屬感，勿助長恐怖分子種族主義和仇外理論在網上傳播。

威爾遜博士在文中分析，這位28歲的澳大利亞人塔蘭特，自2013年時不時在新西蘭居住，經常活躍在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者的網絡論壇，發表些笑話賺取點數和聲望。在發動襲擊前，他在這些論壇上發表了所謂“本土主義（Nativism）宣言”。

文中指出“本土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和排外心理的危險混合體，其主旨是“謀求將某地區歸于一個群體控制之下，而該群體自視為該領土的‘一等公民’，盡管他們并非這里的唯一居民，”然而值得諷刺的是，“對新西蘭、澳大利亞及其它一些地方的土著原住民來說，白人民族主義者宣稱自己是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可恥而可笑的，但這正是許多白人民族主義者在后殖民社會給自己的定位。”如今這些人跨越國境，通過社交網絡平臺相互聯系、影響甚至合作，“天主教徒、猶太人、非洲裔美國人、華人，南歐難民過去都曾是他們的‘敵人’，而現在他們主要的攻擊目標是穆斯林。”因為他們的目的“不再僅僅是保衛國土，而是將斗爭上升為種族與文明間的沖突”。

據文章統計，塔蘭特的“宣言”中共出現56次“入侵者”一詞。“聲稱社會犯罪率提高，并將其歸罪給移民人口是本土主義者常用的種族主義措辭，其目的在于在所謂‘土生土長’的民眾心中制造對移民的恐懼”。另類右翼經常鼓吹的新納粹概念“白人種族滅絕”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塔蘭特甚至直接引用法國極右派雷諾·加繆的“大置換”概念作為自己“宣言”的標題。而這些人正是“利用煽動恐懼，來挑起分裂、沖突甚至是本土人民與僑民之間的內戰。”

通過回顧自2011年來發生在挪威、加拿大、美國等多地，造成大量死傷惡劣后果的白人民族主義暴力事件，文章警告人們這些事件中的兇手都自稱是其前者的崇拜者和模仿犯，“而讓這些極端觀點更進一步普及的，是那些為了博取人氣，取悅某類選民而公開認同此類言論的明星和政客，從‘我們的斯洛伐克’極右派政黨創立到希臘的‘金色黎明’，從澳大利亞的‘一個民族’到美國共和黨。本土主義觀念從未像今天這樣具有合法性，擁有如此多的擁護者。”文章呼吁臉書、推特和各國的國家媒體應主動承擔責任，反對煽動仇恨暴力的言論。“公眾人物、政治家、媒體和學者在談及移民主題時，決不能忽視本土主義的危險。杜絕任何對移民犯罪的夸張報道甚至捏造，否則無異于為白人種族主義者宣揚的暴力復仇賦予合法性。”

法國《世界報》1月21日發表社論《阻止仇恨在社交網絡上蔓延》，嚴厲抨擊臉書在控制恐襲直播視頻傳播上的反應遲緩，呼吁加強對網絡平臺的監管，以防平臺“成為仇恨言論的傳聲筒和共鳴箱”。

文章稱恐怖分子塔蘭特在進行屠殺的同時實時拍攝，并“厚顏無恥地在臉書上進行死亡直播，吸引數十萬網絡觀眾的行為，是一場令人作嘔的表演”。從第一個臉書用戶舉報視頻內容，平臺用了近半小時才做出反應，扎克伯格小組聲稱已刪除了150萬條襲擊視頻，其中120萬條是被截斷在平臺加載之前，然而此時該視頻早已在各種大小平臺上病毒式地火速蔓延開來。“這一恥辱揭示了社交網絡和視頻共享平臺在內容控制上的局限性。……這已經不只是教唆窺私癖這樣的小問題。可以說平臺參與了一次最危險有害的邪教布道。在襲擊發生幾小時后，大量美國另類右翼、新納粹和右翼極端分子的擁護者們通過分享視頻來慶賀他們的‘新英雄’誕生，甚至有人宣稱從這次襲擊中獲取了新的靈感。”

文章譴責各大網絡平臺創始人“打著美國互聯網以言論自由為核心原則的幌子，不遺余力地助長仇恨言論的傳播。” 從最初毫不負責任，到開始逐漸通過自動過濾程序有效控制未成年人網絡賣淫，網絡巨頭們從2016年起將同樣的控制措施應用在有關恐怖主義的內容上，然而“基督城的慘劇證明其效果遠遠不夠”，因為“造成失控的主要是這些大型平臺固有的內在邏輯：要提升知名度，就必須訴諸情感，不斷地煽動義憤情緒，以獲得更多的反饋回應，以此來讓好的更好，但更多時候是讓糟糕的更糟糕。加密式論壇成為小圈子的王國，鼓勵人們只和與自己相似的人交流，從而消除禁忌使言論擺脫一切反對意見。很顯然，比起適度理性的見解，這樣的病毒式傳播工具更能有效地傳播極端主義思想，這就是極端主義很難在今天的網絡生態中根除的原因。”文章提出，目前迫切需要通過有針對性的立法，強制各大網絡平臺承擔責任，以杜絕類似基督城慘劇的利用和濫用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