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址之痛：海潮之下，污穢之上

2018年高居全美最宜居大城市榜首的西雅圖，在1880年代，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奇葩”城市。

那時的西雅圖，不僅與波音、微軟、星巴克，以及亞馬遜的顯赫聲名相去甚遠，而且跟《西雅圖無眠夜》的浪漫氣質也毫不相干。這座剛剛興起于木材采伐、運輸和加工的城市，常年受到一個奇怪問題的反復困擾：市區富裕木材商家中的抽水馬桶，每天都會規律地“噴發”兩次，力道足以將出恭的主人掀翻在地，高度甚至可達數米，并且終年不輟，令人苦不堪言。

西雅圖由此成為一座可以“未睹其容，先聞其味”的城市。這么說一點兒也不夸張：人們只要通過嗅覺，就能在1-2英里之外，感知這座城市的“脈動”，尤其是在太平洋的海潮達到高潮位之后。

海潮，正是這一問題的癥結所在。1880年代末，家中安裝了抽水馬桶的西雅圖居民，手頭會常備西雅圖埃利奧特灣（Elliott Bay）的海潮時刻表。他們每天必須對照海潮時刻表，來決定自己如廁的時間，以避免在海潮漲至高潮位時使用馬桶，否則將慘遭污水的“洗禮”。

1880年代西雅圖的抽水馬桶（Crapper），是托馬斯·克拉普（Thomas Crapper）改良并引入的，被稱為人類文明史上最為重要的發明。這一剛剛市場化不久的精巧設備，本是西雅圖的富裕木材商，用來替代室外旱廁的奢侈品，卻不幸因埃利奧特灣海潮的倒灌，成為他們家中定時噴發的間歇泉。

不僅如此，西雅圖的街道，每天也會受到海潮的反復沖刷。海潮來的非常規律，在達到高潮位后，就會在處于海平面下的街道上泛濫，不僅會把街頭旱廁的污物一并卷入，而且還有可能將過街的居民溺斃。

而問題的種子，早在西雅圖選址之時就已埋下。1851年11月5日，西雅圖的開創者亞瑟·丹尼（Author A. Denny）受西雅圖廣袤森林和安全深水港址的吸引，率領一批白人拓荒者——“丹尼團（Denny Party）”，由波特蘭出發，來到埃利奧特灣東部海岸安營扎寨。

亞瑟·丹尼將西雅圖的城址，選定在當今的拓荒者廣場（Pioneer Square）附近，這里是西雅圖的“第一個街區”。然而，拓荒者廣場及其周邊的土地，大多位于埃利奧特灣高潮位線以下的潮灘之上，而這正是造成西雅圖抽水馬桶噴發的直接原因。

亞瑟·丹尼的決策，不幸讓西雅圖成為一個“與海潮共舞” 的城市。而面對城市選址失誤帶來的苦果，西雅圖只能借助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在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后，才得以解脫。

選址之重：非浴火，不重生

1889年6月6日下午2點39分，西雅圖木匠喬納森·愛德華·巴克（Jonathan Edward Back）失手打翻并碰巧引燃了櫥柜店里熬膠的器皿，火勢借助城市的木質人行道、失效的圓木給水管道，以及笨拙的消防志愿者，迅速將市中心31個街區付之一炬。

大火之后，西雅圖市長羅伯特·莫蘭（Robert Moran）和600名商人，立即決定開始西雅圖的重建，并就重建做出了兩個重要戰略決策：

第一，重建的新建筑規范規定，建筑材料必須使用磚、石材或鋼材，而不得使用木材，以避免將來類似災難的發生。

第二，重建計劃要求將市中心的地面標高，平均提高15英尺（約4.6m），最高處提高33英尺（約10m）。即重建的街道，應當比原街道高出一至二層，以解決海潮倒灌的問題，同時建立能夠與抽水馬桶結合的現代排水系統。

其中，提升市中心地面標高的具體方案是這樣的：城市首先在街道兩側，沿原人行道的邊緣，加筑兩道梯形混凝土擋土墻（retaining wall），作為隔墻。隔墻與街道兩側建筑之間形成“小巷”，可阻擋海潮對建筑的侵襲；隔墻之間則是寬闊的“大路”。

其次，利用水力采礦技術（hydraulic mining technology），對市中心潮灘周邊陡峭的自然山體，進行一系列高壓水力的切削和沖洗，之后將產生的土石方填入隔墻之間，從而把街道標高提升到計劃高度，形成新的街道路面。

這個方案可謂一石三鳥：其一，抬高街道，可解決抽水馬桶倒灌，以及市中心被海潮淹沒的問題；其二，可以利用隔墻之間的空間，敷設包括排水系統在內的現代市政管網；其三，可以削減市中心周邊地區陡峭山體的坡度，改變市區的地形，使其有更多平坦的用地。

不過，這顯然是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浩大工程，對于市中心急需房屋的商戶來說，實在是遠水難解近渴。時間緊迫，城市的決策者為安撫商戶的情緒，允許他們在過火的廢墟和遺留的建筑上，即刻開始重建，條件是要求他們在二層建筑上當街開門。

這是因為執行地面標高提升計劃后，二層地面將成為城市未來的一層地面，而大火前的一層建筑，則將成為地下室。商戶們的對策，是在重建中將一層建筑簡單裝飾，以應對未來可能的填埋；二層則進行重點裝飾。這樣的雙層街區一直并存至1907年。

在商戶重建的過程中，城市逐步完成了沿街建筑間的填高計劃。但不幸的是，城市在街道上修筑擋土墻并完成填方后，就已經將資金用盡，而二層的人行道，則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建設。

此時，填高后的路面與新建的二層建筑，只能通過建筑入口的磚拱聯系。另外，街道雖已填高，但人行道還在一層的地面，人們在街上行走猶如置身于深深的峽谷之中，這給過街的居民和牲畜造成極大的不便。有報道記述當時居民過街的情形：

“有一陣子你要想過街，得從（一層）建筑的正門出來，步入人行道的陽光之下，而后與一堵高聳的擋土墻不期而遇，那上面坐落著新的街道。你需要走到街角，爬上一段梯子，過街，而后爬下另一段梯子--有些梯子竟高達35英尺（約10m）。”

實際上，在城市建設二層人行道之前，西雅圖的居民和牲畜過街，很容易從高聳的路面墜落。據記載，有17位醉漢因此喪命。下面這幅漫畫，生動地表現了當時的情形。

政府歷盡艱辛，最終完成了二層人行道的建設，將填高后的路面與兩側建筑的二樓相連，并通過二層人行道上鑲嵌的玻璃棱鏡，為一層提供照明。

二層人行道一建成，業主們隨即將商店搬到二層，原來的一層則成為西雅圖的地下城（Seattle Underground），火災中幸存建筑的業主，這時有部分仍在地下城營業，也有居民在地下的人行道上行走。

1907年，政府出于對瘟疫的擔憂，開始了對地下城的聲討。地下城由此逐步衰敗，直至關閉，期間一度成為倉庫、流浪漢聚集地和犯罪分子的溫床。1973年的美劇《花街惡魔》（The Night Strangler ）對西雅圖的地下城有精彩的描述。1965年，地下城部分開放，成為西雅圖的一個旅游景點。

西雅圖是幸運的。這座羽翼未豐的城市，意外地因大火，獲得了解決海潮倒灌問題的機會。這場大火由此被稱為“偉大的西雅圖大火（Great Seattle Fire ）”，以及西雅圖歷史上最美妙的事件。

然而，西雅圖又是不幸的，城市為修正選址的失誤，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這些代價包括直接焚毀的31個街區、廢棄的地下城、巨大的填挖方工程，以及那17條醉漢的生命。從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城市規劃的失誤，會對建筑設計、市政工程等，造成一系列負面的連鎖反應和困難。

西雅圖這段詼諧而慘痛的歷史，說明新城選址對城市而言，茲事體大，絕不是可以付之輕松一笑的。在重要性上，我們未嘗不可以說，新城的選址猶如胚胎的基因。它有兩個基本的特性：

其一，它攜帶胚胎的全部遺傳密碼，不僅掌控其孕育、生長、衰老的過程，也會左右其后天的生命健康；其二，重大的基因缺陷不僅難以修正，而且會導致特定的遺傳疾病，醫術精湛的大夫對此往往也會束手無策。

同理，新城的選址也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城市生長、成熟和衰敗的軌跡，以及城市建設與開發的成本。如果身陷重大的選址失誤，新城就有可能在經濟、社會以及安全方面，持續付出難以想象的成本與代價。此時，即便我們呼天求救，恐怕也難以一施援手。

選址之律：高毋近阜，下毋近水

西雅圖浴火重生的規劃建設史，讓我們知道新城選址的極端重要性。因是之故，新城選址，一直是城市規劃專業本科階段基礎的必修課。教科書《城市規劃原理》的開篇，就記述了中國戰國時期的管子，關于城市選址的經典原則。

《管子·度地篇》認為，新城選址的原則，應當是“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這一看似簡單的原則，是中國古人從最基本的地形地貌，以及工程地質條件出發，考慮新城選址的金科玉律，意味著新城開發成本的極大節約，以及城市安全的基本保障。

當然，對于管子的選址原則，也許有人會爭論說，意大利威尼斯人就將威尼斯城，選址在離海岸4公里威尼斯瀉湖淺灘的沙丘上，而且這座風情萬種的水城，還在日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我們首先需要清楚，威尼斯城的選址是當年來自羅馬的難民，為躲避日耳曼蠻族的攻擊，迫不得已選定在離岸潮灘上的。

其次，這一選址還是為城市日后的發展，埋下了相當的隱患。例如，1966年11月4日，大潮涌入威尼斯。圣馬可廣場水深逾1.2米，五千多人無家可歸，不少藝術作品被毀。當年，水淹高達一百次。至今，威尼斯城仍在不斷地付出巨大的成本，與海平面的上升和城市的沉降對抗。

選址之悟：抽水馬桶與城市規劃

如果1851年的亞瑟·丹尼知道新城選址的厲害關系，一定會避免低地選址城市的弊端，不讓西雅圖的居民，飽受抽水馬桶噴發和被海潮溺斃之苦。

他的經驗告訴我們，新城選址既是城市規劃這一古老行業的“小問題”，也是涉及天量公共投資、城市安全和公眾幸福的大問題。一旦出現差錯，代價極大。就新城選址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說，管子的那一句話，或許就能為新城開發，節省數以千億計的資金，

當代中國的城市規劃師，在諸多方面，都有著遠遠超越亞瑟·丹尼的優勢和便利條件，至少知道在新城選址時，應把洪水淹沒線，作為選址的基本約束條件。在技術手段上，他們已經成為用AI、無人駕駛、大數據、機器學習和現代工程技術手段，武裝到牙齒的“鋼鐵俠”。

最為重要的是，“鋼鐵俠”們大都親歷了近幾十年，中國史詩般的新城擴張，其規模、數量和發展速度令人驚嘆。他們主導或參與過的新城選址，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足以傲視全球的同行。

正因為如此，面對如此大量的樣本和經驗，中國的規劃學界，有理由站在古人智慧的肩膀上，心懷對城市規劃學科的敬畏，將新城選址，作為既基礎又重要的課題加以總結和研究。

英國作家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寫到：“鐘擺甩過去又蕩回來，這個過程永遠往復無休。”意思是很多事兒會反復地發生。但對于城市選址，我們則希望西雅圖抽水馬桶的故事，最好成為城市規劃行業新城選址失敗個案的絕響。

（作者系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中國青年規劃師聯盟聯合發起人，北京大學未來城市實驗室（深圳）研究員，北京大學規劃設計研究中心（深圳）主任。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青年規劃師聯盟，原文題目為《抽水馬桶與城市規劃：一個低地選址城市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