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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長》歷史反思的錯位:轉嫁給人倫關系的制度問題

王小帥的新片《地久天長》是一部試圖書寫中國人與時代的主題宏大的作品,這點從電影的海報也可以窺見一些眉目。電影講述時代和家庭的關系,目前的官方海報正是一個標準的上世紀末的中國三口之家的合影:父母簇擁著兒子,兒子被高高架在父母頭頂之上。這個三角形結構也預示著電影的走向,一旦當至于絕對位置的兒子缺失之后,這個家庭結構也隨之倒塌。
電影的故事并不復雜,卻充滿糾葛:劉耀軍和妻子王麗華與鄰居沈英明李海燕不但是工廠同事也是生活上的摯友,他們一同經歷過知青的上山下鄉,并一同生下了兒子劉星和沈浩。隨著時間的流逝,盡管兩家的關系沒有改變,時代卻悄然發生著變化。麗華的肚子里有了二胎,卻讓成為副主任的海燕為了貫徹計劃生育政策強行勸說并強制打了胎;麗華因此成了計劃生育的先進,而在后來的下崗風潮中,因為是先進早一步下崗。反觀海燕一家,英明下海做生意,慢慢發家致富……事情的轉變發生在劉星的突然死亡上,兩個孩子一起去水庫玩耍,回來的卻只有沈浩一人。這件事徹底改變了耀軍一家,他們無法面對這份傷痛,更無法面對昔日的朋友,他們選擇了背井離鄉,從內蒙古逃離到福建。
從這些劇情描述中我們不難看得出王小帥導演此次的企圖心,《地久天長》不論從體量還是格局都較為宏大,時間跨度更是涵蓋了中國變化最巨大的數十年。在這部電影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所能想到的社會變革之于人的改變,那些時代金曲和人的青春一同消逝的感傷,這種題材大約是屬于王小帥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據說,這部電影是他繼“三線三部曲”之后的“家園三部曲”的第一部。
1.
電影對中國時代變遷的捕捉是以家庭為核心的,《地久天長》在長達三個小時的時間里,講述了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失去獨子的悲劇,以及主人公朋友的悲歡離合。電影不惜生活空間上大做文章,那些屬于時代記憶的工廠、筒子樓、單位醫院都成為電影的敘事符號,而不厭其煩出現的做飯、吃飯、刷牙、洗腳則是點綴在這些符號中生活場景。
電影在近可能的給予觀眾當代中國的奇觀元素,當年是工廠禮堂里黑壓壓的千人一面,現在是空蕩蕩的筒子樓里霓虹閃爍的“按摩”廣告牌,據說在柏林電影節上映的版本還有對城市中高大的毛澤東塑像。這些全都構成了一種中國元素的強烈存在感,主人公置身在這些元素之中,他們的面目被這些表意強烈的背景模糊掉了。電影的畫面有時候更像是一幅幅擺拍的觀念攝影作品,試圖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個大時代里小人物的生活史。
電影幾乎涵蓋了我們所能想象的關于上世紀末的標志性時代風潮,電影的人物的作用似乎就是展現這些時代烙印而存在。電影在主線之外植入的那些關于返城知青““83年嚴打”、下崗、下海、遷徙以及對南方和國外的想象等等的故事和人物像是走馬燈似的流轉,導演沒有對任何一個事件進行深挖,他只是展現這些歷史景觀,把一個在任何時代都成立的喪子之痛賦予中國特色。
誠然,有人評價《地久天長》幾乎是一部絕無僅有的近乎直接的表現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弊端的院線電影,電影的言猶未盡有著種種原因。但是,這顯然造成了“計劃生育”成為了這個電影最大的標簽化符號,尤其是在所謂“開放二胎“的今天,我們在一部電影里追溯這段歷史,本可以進行更多的言說,也可以把時代中被剝奪的人表現得更加立體,但是顯然,電影的創作者把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了如何讓主人公遭遇更多的事件而不是體現更豐富的含義。
王小帥在接受訪談的時候被問到是否以真實的“失獨”故事為參考時說道:“我故意不去尋找一個特別的案例,因為我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材料、文章,每個家庭遭遇到這種不幸時,精神層面的狀態其實都差不多。盡管他們是不同的個體,但是受到打擊之后的精神創傷都差不多。”
事實上,這種大而化之的“差不多”正是《地久天長》的問題,電影太想建造一個華麗的歷史景觀,讓我們僅僅通過對歷史事件的刻板印象去想象耀軍麗云們的遭遇,卻缺乏對每一個個體經驗的尊重。
我們怎么理解那個時代,往往是通過時代里的具體的人和具體的情境,這個電影的最大問題在于,只有一個個的沖突矛盾,但往往淺嘗輒止。以麗云的朋友美玉為例,她的男友在“嚴打”因跳黑燈舞被捕入獄,美玉南下廣東海南,這兩個人物的作用似乎僅僅為了豐富時代背景,成為這個宏大敘事里必要的背景資料而已。
電影中所有人物的情感和性格都像是澆筑好的模型,只要款擺出一個固定的姿態即可。他們只需要做出善良隱忍的姿態,等待命運對自己的審判,他們的確成為了時代變遷中的不如意者和受害者定格下了一副面孔,只是這幅面孔的麻木和呆板讓人生疑。
沖突滿滿的橋段取代了本來留給觀眾的思考空間,其中的邏輯漏洞全部用溫情填補,電影在人倫悲劇和制度悲劇的交織下把我們導向了和解和原諒,這是對歷史中每一段真實遭遇的遮蔽和消費。這部電影的人物幾乎都沒能擁有一個完整的性格,盡管是一部長達三小時的電影,人物的性格依然稀薄,都是單一向度的。三十年的生命歷程似乎沒有帶給電影主人公任何改變,他們只是增加了人生的經歷,衰老了面龐,改變了環境,這是讓人匪夷所思的。
《地久天長》里的麗華就是典型的此類人物,這個人物的性格幾乎是被泯滅的,我們幾乎看不到她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有任何的哪怕是形式上的反抗。電影中的麗華幾乎沒有太多表情,她的存在基本上是作為丈夫的附庸。麗華對待自己身上的不公從沒有任何反抗,她似乎是在丈夫的慫恿下才二次懷孕,又是在海燕的強拉下進行了流產,她默默流淚接受了下崗,也默默流淚承受了喪子之痛。這樣一個飽受傷害的女性缺乏一點對命運的行動力,這不是用這個角色的文化程度不高,缺少自覺性就可以解釋的,事實上,即使要不要腹中的孩子,或是面對丈夫和他人的情感,她的態度都是模糊不清的,麗云的行事作風似乎已經出離了我們對一般普通女性的理解,她在電影中僅僅完成了一個我們對賢妻良母的想象。
對人物性格塑造的模糊化處理似乎一直是王小帥電影的一個特點。坦率地說,這部電影的主要人物談不上有什么復雜的性格和轉變。他們更多的只是在承受命運的安排,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當然,這似乎正是導演的立意所在,他表現的正是被侮辱和損害的大多數,過去有評論說這樣的設置是符合現實邏輯的,這似乎是說當環境的壓迫過于嚴酷,活下來的就只能是這樣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無能為力就是麻木不仁,如果認為民眾只能如此,無法無力無能對自己的生活表現一點意見,這似乎有意無視歷史真實的個體經驗,也無視人性的基本法則,其實是一種創作者的傲慢。

2.
電影一方面揭示某種社會制度結構性的不公正,一方面又將不公轉嫁在親人朋友間的相互關系上。電影看似平淡,但故事沖突的高度戲劇化增加了電影人物遭遇的偶然性,隔離了觀眾對電影中人感同身受的理解。劉家和沈家的多重糾纏讓本可以更有啟發性和代表性的時代故事變成了灑狗血一般的個人恩怨。
《地久天長》是通過設置一個又一個的巧合推進故事的,從電影的開頭兩個孩子同年同月同日生開始,這種強行設置的巧合就無處不在。沈劉兩家的關系異常要好,危機也在蘊含其中。電影把一個大時代的故事聚焦在兩家人的相互虧欠之上,大大削弱了電影的力量。
海燕為了保住主任的位置勸說麗華打胎固然是人性的惡,但是給予她行動正義性的卻是更高層面的權力和一種全民的意識形態。參與麗華打胎的不僅海燕一人,強行拉她其醫院的同事和醫生也參與其中,他們都成為制度惡的一部分。但是電影沒就此展開討論,最終以海燕的懺悔做了這一事件的收尾,這個收尾的落腳點還是在于人的善良之上,似乎有了這樣的善良,歷史的惡就可以化解,個體的遭遇就可以被原諒。
劉耀軍和沈家小妹茉莉的感情線是全片一個無法回避的敗筆,這條副線的設置讓耀軍這個主要人物因為苦難而塑造起的道德優勢轟然倒塌。茉莉在工廠實習期間暗戀自己的師傅劉耀軍,后來她考上了大學,依然保留了這份情愫。電影并非一開始就講出這個故事,而是通過多年后茉莉尋找到劉耀軍并和他有了一夜情之后展開的。這感情沒有得到很好的鋪墊,給人一種突兀的感覺,究竟是什么心態讓耀軍背叛一直恩愛的妻子,電影沒能給出一個令我們信服的理由。
僅僅一夜,茉莉就意外懷孕,雖然即將出國留學,她卻執意把孩子生下來。在她的邏輯里這是哥嫂對耀軍一家傷害的補償,自己生的孩子也可以彌補麗華的喪子之痛和不能生育之苦。劉耀軍當然拒絕了茉莉的瘋狂的想法,電影里的臺詞是這樣的,耀軍表示自己是想要孩子,但是想要的僅僅是自己和妻子的孩子。只這一句話,打消了茉莉生下孩子的念頭,但是也消彌了耀軍這個人物身上的受害者光環。
這次,男主人公面臨倫理的困境是要不要接受自己的婚外私生子。當然,他的最終選擇看上去是堅守了自己作為丈夫的責任,為了相守的妻子放棄了這個腹中的孩子,看似保持了道德的高尚,其實是對另一個女性的施害。至此,電影的核心價值觀依然保持家庭倫理的合法性,但是這種家庭倫理其實又毀于男主人公之手。
實際上,而在劇情的設定上,這似乎完成了沈家對劉家虧欠的一點補償,為日后兩家人和解埋下了伏筆。然而,且不談這樣的補償心理是否合理,不論是用自己的身體去償還兄嫂道德虧欠的茉莉,還是以道德為名拒絕負責的耀軍,都沒能成為在生活邏輯和道德倫理上立得住的人物。
事實上,用一個孩子去替代失去的孩子并非不是耀軍和麗華的選擇,只是在這樣一部以世俗倫理為故事核心的電影中,耀軍夫婦的行為均需要輔助一種道德的力量。一個養子的出現很好地從敘事層面滿足這一點。
這對夫婦搬到福建之后收養了一個和劉星頗為相似養子,并讓他“扮演”成為星星,用以彌補這對夫婦的情感缺失。可惜的是這個孩子的表現并不如意,他的叛逆讓養父母心痛,理由是“無論如何這個孩子不是真的星星”。這個假“劉星”一次次的出走觸碰了耀軍夫婦的底線,最終他拿到了屬于自己的身份證離開了養父母。盡管電影著力想把這個部分塑造成耀軍夫婦的人生的又一個打擊,但是實際上,觀眾并不難發現這中間施加在養子身上的不公和暴力。
丈夫的出軌和養子的出走加劇了麗華的絕望,她留下遺書,自殺未遂。作為妻子和母親,她所承受的痛苦在電影里表現得非常隱忍,但是顯然,同樣是受害者的丈夫對麗華的傷害是她選擇走場絕路的一個推動力。至此,這對夫婦已經經歷了人生的各種苦難,但是我們也分不清楚這些苦難的來源。電影越是往后發展,我們越是覺得人物陷入的是命運的巧合和倫理的困境編織的無盡的深淵里。
電影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種極端的道德困境下的選擇,這固然考驗人性的力量,但是削弱了對時代大環境的批判。究竟是制度造成了電影中人的悲劇,還是命運,這在這部電影這里成了一個模棱兩可的議題,也讓電影里對時代環境書寫的意味變得更加曖昧不清。

3.
盡管是一部藝術電影,這部電影同時可以看作是一部家庭倫理劇,其中充斥著戲劇化的苦難和悲情,父子、夫妻、朋友之間的沖突和解讓電影擁有了多處淚點,但是苦難所堆砌出依舊是苦難,這些來源不同的苦難最終都會被情感的力量消化,這也許是它被批評為更像是一部國產家庭電視劇的原因。
整個影片看下來,我們不難發現,這個看似用家庭史去書寫歷史的電影的內在倫理其實構建在男性家長制的家庭范式之中,電影圍繞著喪子的矛盾推進,在后代的繁衍和歸來中獲得和解,甚至可以說本質上體現著一種對傳宗接代的宗族社會的價值觀。
電影并未把矛盾的核心放在任何制度的不幸上,事實上,打胎事件之后兩家的關系依然很緊密,下崗造成的經濟差異也沒能阻隔兩家人的來往。真正的悲劇來自于劉星的意外去世,比起一種普遍性的悲劇,這是一個個體生命遭遇的偶然意外。但是這件事才是耀軍夫婦此后生命急轉直下的轉折點。在這里,耀軍夫婦的悲劇被簡化為孩子意外死了,卻無法通過再生一個來彌補,因此自絕于時代。
電影不斷使用閃回和倒敘,將不同時間段人的處境進行演繹,從而形成并置對比的效果,更用這樣的方式層層揭開電影結局處布置的“懸念”。而這個懸念就是沈家小兒子最后的懺悔,時隔多年,他終于說出真是自己當年逼著耀軍兒子劉星下水,推了他一把才釀成悲劇的隱秘。而再一次的閃回則顯示正是在耀軍的要求下,兩家大人選擇了沉默,怕給沈家兒子帶來傷害,不再質問劉星之死的真相。
而這樣的結局,其實并不出乎意料,可是究竟誰應該為這樣的悲劇負責,就真的那么不可以質問嗎?電影也并非沒有給出答案,電影的結尾是兩個家庭因為海燕的早逝重新聚在一起,臨終前,海燕對麗華進行了懺悔,彌留時她說:“咱們有錢了,可以生了。”
這句話作為全片的一個高潮,看似感人,其實根本是諷刺。橫亙在耀軍和麗華的人生中的障礙似乎被簡單地化解為生二胎的問題上。何況,當年麗華沒有生出肚子里的孩子并不簡單用經濟條件來解釋。這里海燕的懺悔始終是不徹底和錯位的,她作為一個具體的施暴者在電影里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也獲得了朋友的原諒。厚重的歷史的最終被這樣一句話輕易打發,卻把更為本質的問題掩蓋了。
在電影現有的格局之下,我們隱隱約約看見《地久天長》對歷史的態度,這種態度被人倫悲喜劇包裹著,軟化著,最后侵蝕掉。對應每一個時代造成的傷害,電影在每一處設計上都選擇了團圓的結局。沈劉兩家重修舊好;曾因嚴打入獄的好友家庭美滿;茉莉在國外也成立家庭生了孩子……
劉家在養子歸家這個富有象征性的行為中得到生活下去的愿望;沈家這邊,兒子生下了新的繼承人,“一個帶把兒”的。在劉星的墳邊,耀軍麗云為下一代的出現由衷地高興,遠處荒草萋萋,這里面有種電影沒有涉及的殘酷。所有的電影人物最終都獲得了一種形式上的圓滿,而那些不可挽回的缺失是否可以當前人情的美滿來彌補,這是電影沒有給我們解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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