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石碑 

2018年4月4日，清明節的前一天，吃過早飯后，張華柏待在屋里抽了一根煙后，他用一種若無其事的語氣對母親張桂枝說，我去鎮上辦個事。79歲的張桂枝愣了一下，然后像往年一樣，她也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說，你去吧，我到菜園去望望菜。她說著，快步走出自家的屋子。

張華柏看著老母親走出家，走到自己看不見的地方時，才轉身從偏房的一個廚柜里取出一個塑料袋，放在摩托車后座工具箱里，打火，掛檔，加油門，發動起車來，向著鎮上的方向去。

張桂枝在自己家的菜園里聽到兒子的摩托車轟鳴聲遠去后，她嘴唇哆嗦著，忽然急匆匆地往家趕，她回到自己的臥室里，打開木箱，把箱底的一個紙盒搬出來，掀開紙盒，拿出里面的一張身份證，細細看著，她邊看邊流淚，雙手抖索著，像是捧不住那張身份證件似的。

張華柏將摩托車開得飛快，他并沒有去鎮上，而是在一個路口拐上了江堤。

江堤兩邊是大片的麥田和油菜地，麥子已經結穗灌漿，油菜花正綻放著最后的金黃，它們很快就要凋謝并開始結莢，江風吹過麥子和油菜，它們起伏著猶如不遠處的江水。江堤上的路況不太好，坑坑洼洼，張華柏緊握車龍頭，任憑道路顛簸，他也一動不動，他似乎能聽到母親在幾里外的哭聲。每年，這個時節，他們母子倆就像演出一場雙簧戲一樣，都裝著不知道對方在做什么的樣子，其實也都知道對方在做著什么。

江邊，張華柏的視野里終于出現了一塊豎立著的并不起眼的石碑。

那碑立在江灘邊一大片麥田中間，原先通往石碑的小路被植物淹沒了，一架窄小的白色水泥板橋搭向麥田。張華柏拎著摩托車后面工具箱里的塑料袋在前面找路，他記得去年來的時候還是有一條小路的，但他沒有找到，只好分開腳下的油菜，踩踏著青草，小心地走過窄小的水泥板橋。

大片的麥田之上，只有這一塊孤碑樹立著，這讓它顯得十分突兀。石碑有點粗糙，一面刻著龍飛鳳舞的幾個草書字：

一·二四海難紀念碑

前面有幾個小字：

人最寶貴  安全第一

后面的落款是：一九九零年五月  季昌清題

另一面則題為：“一二四海難”紀事。

正文兩段：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四日清晨，東至縣楊橋鄉楊套村“東掛114號”客渡船，載客從楊套渡口駛往安慶市途中，突遇濃霧，能見度極低，在安慶港區二號浮標上游偏北約二百五十米處江面，被逆水而上的南京油運公司“大慶407號”油輪攔腰撞擊，當即傾覆沉沒，一百四十五名乘客和五名船員船工全部落水，是時約六時三十五分，經多方救援，三十八人生還，八十八人死亡，三十二人失蹤，造成了一起特大海損事故。事故發生后，黨和政府及時組織搶救，妥善處理善后事宜，災區生產生活秩序迅速恢復正常。

這次事故損失慘重教訓深刻。我們要引以為戒大力加強安全生產，增強全民安全意識，克服麻痹思想和僥幸心理，杜絕違章作業行為，嚴防類似事故發生，茲于楊套江口立碑記事，以牢記教訓，哀悼死者威示后人。

落款是：池州地區行政公署  東至縣人民政府

粗糙的碑刻文字（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張華柏讀著碑上的刻工粗糙的文字，默然無言，這文字他讀過多少遍了，每一次讀都讓他心里生出百般滋味。江風吹來，不遠處的江面上駛來一艘大輪，帶動著江浪一波波涌上岸。他似乎覺得腳下在搖晃，半人高的麥子在集體搖晃，他整個人要被麥子淹沒似的。

張華柏蹲下來，打開塑料袋，里面是幾刀黃裱紙，一把香，一瓶白酒，一一擺在石碑下。他看見石碑底部的基臺上有黑色的未燃燒完而留下的香紙碎片，它提示著，這里沒有被人們徹底遺忘，應該是不久前有人來過這里祭奠逝者。另一邊，臺基上擺放著一束紅色的塑料花，那花是月季花形狀，火紅的月季花，不知擺放了多久了，在大片的綠色里，那紅得異常奪目，紅得讓人不忍直視。張華柏燒了紙，點著了香，插在泥土上，又將酒倒在了地上，他嘴里喃喃著，西祥，西祥……

離開紀念碑，張華柏來到一旁的江邊。這里是當年的楊套渡口，現在渡口已經荒廢，只剩下一艘破船，鐵骷髏一樣翻倒在江岸連接處。當年通向渡船的路已經被荒草占領，1990年1月24日凌晨，己巳年臘月二十八，一百多人正是由此登上那艘“東掛114”，從而，踏上不歸之路。那些挑著一擔子蔬菜匆匆趕路的人，腳步是怎樣急促而沉重地走過這條路啊，張華柏的耳邊似乎響起了那一陣陣“唰唰唰”的腳步聲。走到那條路的盡頭，便是當年的渡口遺址，但是已經找不到一點關于渡口的遺存了，“1·24海難”后，這個渡口便被取消了輪渡資格。眼前，滿是江水沖上來的生活垃圾，一只運動鞋，三個礦泉水瓶子，幾只塑料袋，甚至還有一個皮箱，箱子拉上拉鏈，靜靜地躺在那里，像是裝滿了一個秘密。又一艘大輪駛過，江水浩蕩，江風不息，張華柏默立片刻，重往江堤上走。

靠近江堤，是一排排楊樹。張華柏記得，海難發生的第三天，他來到了這里。當時他看到樹林里排了一具具尸體，有男人有女人，都是臨時各家拿了各色被單來蓋上，花的，青的，紅的，匆忙中，有的尸體沒有全蓋上，男的露出了青灰色的腳，女的長頭發露了出來。四周是一片哭聲。現在，那些當年擺放遺體的地方已經長滿了茂密的青草。

等張華柏走上江堤，他發現，江面上起了一層薄霧，他扭過頭，騎上摩托車，逃也似地竄下堤岸。堤岸下不遠，就是他家所在地——東至縣大渡口鎮的白沙洲村，以前的楊套村已經合并到如今的大渡口鎮白沙洲村了。那場海難以后，張華柏再也不想見到江霧了，他認為，就是那場大霧讓他失去了他的親弟弟、讓母親失去了她的親兒子——張西祥。

2、大霧

那天一開始并沒有霧。也沒有任何別的異常。所以，從凌晨三四點鐘開始，楊套渡口的渡輪“東掛114”號上，就陸續有人上船。

臘月的天亮得遲，四周一片漆黑，大家挑著頭天晚上就整理好的菜擔子，邁著大步，沿著熟悉的道路往渡口走，都是楊套村及附近的村子里的人，雖然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但憑著喘氣聲咳嗽聲，都能知道走在前面的是誰，于是他們一面走一面還說著話，探討著當天在安慶四眼井市場的菜價與行情，這與他們以往無數個早晨并沒有什么兩樣。

曾經的渡口

張華柏早上一覺醒來，看到弟弟床上是空的，便知道弟弟張西祥去賣菜去了。頭天下午弟弟去溝里割了水芹菜，四十多斤，還有地里的小白菜等，一共有一百多斤，因為到年關了，那天是臘月二十八，芹菜在安慶能賣到一塊多錢一斤，很值錢，這一擔多菜能賣到七八十元錢，是不錯的收入。弟弟的勤勞愛家讓張華柏很感動。弟弟個子不小，但其實還只有19歲，他很聰明，初中畢業后，就跟他學做瓦匠。弟弟不僅瓦匠手藝學得快，還很有生意頭腦，平時從鎮上殺豬場收購腸衣，再販賣到安慶沿江西路大觀樓附近的四眼井菜市場，他想攢錢買一輛好摩托車。頭天晚上，也許是下水擇菜的時間長了，張西祥有些感冒，臨睡前，他便和哥哥張華柏商量，說讓他去，但張華柏要去別的村結工匠工資。張華柏就讓張西祥也不要去了。但張西祥還是想過年前給家里掙點錢，最后還是要去。

張華柏隨后也起了床，母親張桂枝也早早起來了，母親告訴他，西祥去賣菜了，是她喊他起床的，三四點就起來了。在那之后的很多年，張桂枝一直都不肯原諒自己：為什么要喊西祥起來呢？他都感冒了，如果讓他睡著了，就不會有后來的悲劇了。

村東頭的舒生林也早早起來了，他挑著一擔菜在門口等妻子。妻子要跟他一起到安慶，想買點魚啊肉啊什么的回來過年，就讓婆婆帶小兒子。可是，臨走時，小兒子哭個不停，把肝都哭出來了，怎么也哄不歇，婆婆就把孩子送來，妻子走不掉了。舒生林只好自己挑著擔子趕緊往渡口趕去，他知道，今天去安慶的人肯定很多，除了平常去賣菜的，還有去逛街購置年貨的。

大約五點鐘的時候，輪渡上的人越來越多，江面上氣溫很低，江風小刀子一樣割人皮膚，很多先到的人就擠到船艙里面避風去了，而老劉這個老實人，他來得早，本來是他占據了艙里面一個最暖和的位置，但他被另外一個霸蠻的人擠了出來，最終被擠到了艙外，擠到了船甲板上，他就將擔子擔過來，整個人橫坐著扁擔上，看著江面。

輪渡快要開動了，起了一陣小小的喧嘩，兩個江北來的木材販子，抬著一根粗壯的木頭要上船，木頭杵了張五四一下，張五四說了一下，木材販子回了一句嘴，張五四是個火爆脾氣，他立即就位住木材販子要論個明白，推推搡搡中，張五四發句狠話：走，我們到岸上比劃比劃！于是，他就和兩個木材販子走下輪渡，繼續論理，推搡，扭打在一起。船，開走了。

船剛開動的時候江面上起了點霧，但并不大，能見度尚可，隱約還能看見對岸的燈火。坐在甲板上的老劉忽然發現前方江面上涌動著一群黑黑的東西，密密麻麻，它們不斷地跳躍，甚至發出了“咕咕”的叫聲，那聲音叫得密集而又緊張不安，老劉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這是一群江豬（學名江豚，長江中下游一帶居民常稱其為“江豬”）??！看那數量有幾百頭之多，長江上已經很少見到這么大群的江豬了，老劉叫喚著：江豬！江豬！

一些人聞聲趕到了甲板上。那些江豬游得越來越靠近“東掛114”，這些長江上體量最小的鯨類，頂著它們黝黑的小背，迎著江浪，不時地從水面躍起，擠著它們的小眼睛，像是對輪渡上的人急切地訴說著什么。

船開出去了很長一截距離，這大群的江豬仍舊擁擠著，叫喚著，追隨著“東掛114”好一陣子后，忽然之間就消失了。

看著那成群的江豬倏忽消失，老劉不知怎么了，忽然覺得一陣透骨的冷氣從江面上旋風般刮來，他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東掛114”行駛到長江中套時，江面上開始起霧了，但并不大，那些霧并不是大面積地彌漫在江上，而是“一杠一杠的”，船上的船員根據行船安全規則就停車了，但乘客們都一致要求繼續開船。乘客們鬧起來說，霧這么點大，沒事的，我們都還急著賣了菜，再去給家里置辦點年貨呢。于是，船員看看天，便又繼續開，開了一會兒，霧慢慢濃起來，這次船員果斷地停了車，讓輪渡隨著江水漂，也不知到了哪，憑感覺，應該離安慶江邊不遠了。

霧越來越大了，一下子吞沒了船只。船員有點緊張，但船艙中的乘客們并不擔心，他們并不了解艙外的情況。他們有的抓緊時間打個盹，有的一家子出門正在討論采購哪些年貨。船艙里塞滿了人，臭腳的氣味，魚的腥味，雞啊鴨啊慌亂中拉下的糞便的氣味，加上人的呼吸，空氣一片污濁，一向愛干凈的舒生林忍受不了船艙里的氣味，他跑到了船艙外——正是這一跑讓他從死亡中跑了出來。

上了船艙外的舒生林吃驚地發現，霧徒然間變濃了，似乎就在那零點一秒之間，大霧爆炸般籠罩在江面上，一點也看不見前方了。他扭頭四處看，努力想看清安慶碼頭到底在什么方位，朦朧中，忽然看見有一點紅光，豎立在一幢大樓樣建筑的頂端，傾刻，那紅光就像壓在眼前，他驚叫了一聲。這時，甲板上另外的人也看見了，紛紛大叫：什么東西？

舒生林還沒意識到這是一艘大輪，他只是直覺大事不好。多年以后，他還記得那大輪上的紅光，那在大霧中詭異的紅光，它暈開來的一片空間，讓人覺得不是在江上，而是身處在地獄里。舒生林后來最怕見到紅色的燈光，他一見到就頭暈，惡心。他正愣著，沒容他反應過來，只聽得“轟隆”一下，“東掛114”就被撞上了。

舒生林能感覺得到，兩船相撞擊的力度非常大，他被那股撞擊力直接撞飛到了江中間，像子彈般射了出去。

一切都發生在剎那之間。

剎那間，老實人老劉驚叫一聲，他就被彈送到停在船頭的巨大的鐵錨上，隨后，船漸漸傾斜，下沉，而他就呆呆地坐在大鐵錨上，船頭高高地翹起，船頭上的鐵錨成了唯一露出江面的東西，他就一直坐在鐵錨上，一動不動，他成了那次海難150名乘客當中唯一一個沒有落水的人——這一點官方表述的“150名乘客含船員全部落水”是不準確的。

（公元1990年的“1·24”海難中，所有的描述都離不開那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霧，當地海事部門的一份對“1·24”海難的安全事故分析文章中，是這樣描述那場大霧的：

1月24日，安徽省池州行署東至縣所屬大渡口區楊橋鄉楊套村集體經營的“東至掛114”客渡船，載客150人(含船員4人)，從楊套渡口開往安慶西門渡口。5時30分從楊套渡口啟航，沿安慶水道上段，距南岸橫約50米下行，6時航行過上高后有霧，往北橫渡過江。6時14分，突遇濃霧，在霧中迷航，將機器脫檔，在長江主航道上處于順水漂流狀態。南京長江油運公司所屬大慶“407”油輪，裝70號汽油2200噸，由安慶至黃石，6時14分駛離安慶石化總廠5碼頭，上水行駛，用車雙進1，駛平錨界浮，6時28分駛平右岸下電纜標，航向270度，用車雙進3，6時37分，駛向安慶港1號江浮前，航向275度讓開拋錨駁，過l號江浮后有霧，曾用車雙進1讓一汽渡，6時40分駛至1—2號江浮中間，船向還原，6時4l駛至2號江浮，船向270度，6時42分車速雙進2、雙進3，6時43車速雙進1、停，6時44車速雙倒3，6時44．5分，停。6時41至44分，車速變換多次。6時44許，大慶“407”油輪在安慶港區與迷航漂流的“東至掛114”客渡輪約在距安慶塔起，方位254．5度，距離2525米的長江航道上相撞，“東至掛114”客渡輪向左傾覆，左側進水后沉沒，造成死亡80人，失蹤32人。）

 3、落水

大霧瘋了似的，繼續炸裂散開。大霧茫茫中看不清人，只聽到大輪上不斷有人喊叫著往下拋救生圈。被沖到江面上的人都在哭叫，他們一邊在水里撲騰著，一邊哭喊著親人的名字，大霧中，他們的喊叫顯得孱弱無力，而這時的江水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零下二三度的水溫冰冷刺骨，讓他們的呼喊變得僵硬冰冷，更透著深深的絕望。

舒生林自小在江邊長大，九歲就玩水，水性非常好，落水后，他一邊用一只手扶著身邊的一只菜籃子，一邊雙腳踩著水，尋找可以依托借力的東西。他看見救生圈就在他的身邊，但等他去抓的時候，一個浪頭趕來，就將救生圈趕走了，他抓了幾次都沒抓到。這時，他看到水中有個黑色的東西漂浮，他以為是船上用的木頭跳板，心中有了一線希望，就拼力去抓，一抓，才發現是個撐篙，根本借力不上。他感覺自己身上越來越冷，大腿在抽筋，鉆心般地痛。

舒生林心想，這回自己肯定要死了。最后的時刻他念叨著老婆和小孩，“他們要吃苦了”，他想。1990年，舒生林才32歲，結婚沒幾年，小孩子才四五歲?！霸龠^兩分鐘，我必死無疑。”好水性的舒生林陷入了深深的絕望里，他覺得自己的意識都模糊了。忽然，他聽到有人在小船上喊道，“有個人，這里有個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救上來的，他只聽到“轟隆”一聲，他被扔到了船上，然后就昏了過去。等他醒來時，已經是三天之后了，那時他躺在安慶地區人民醫院病床上。

霧漸漸散去了些，天漸漸亮了些。這時，老實人老劉在最初的驚慌過去之后，便蹲坐在鐵錨上四處觀望，為落水的人指點著劃水的路徑，可是江水中的人大多聽不見他的喊叫和指揮。一片混亂中，他看見村子里的李昌明了。李昌明是個大個子，水性很好。李昌明正在奮力地游水，不遠處他的女兒喊著，“爸爸！爸爸！”李昌明應答著，“毛妹！毛妹！爸爸來了！”李昌明在冰冷的江水中撲騰著，終于一把救起了女兒，他把女兒架在肩膀上，踩著水往岸邊游去。老劉看得出來，水性再好，也受不了這樣的江水冰凍，李昌明游得很艱難，動作僵滯，都快到岸邊了，卻聽到不遠處他姐姐在喊，“昌明，救我！昌明，救我！李昌明愣了一下，便又轉身又去救他姐姐。李昌明游到他姐姐身邊，肩上架著女兒，一手拉著姐姐，一手劃水，拼盡最后的氣力往岸上游。老劉看見李昌明越游越慢，越游越吃力。天太冷了，處于昏迷狀態的姐姐死死拉住李昌明，他們三個人都已經凍僵了。李昌明最終沒有游上岸。老劉親眼見的，李昌明和女兒、姐姐一起，三個人糾纏在一起慢慢地沉在了江水里。

梁從虎在江水里奮力游著，他看見張西祥在他的左邊拍打著水花，他們是一起落水的。張西祥水性好，平時游長江一個來回一個猛子就到了，游幾個來回一點沒問題。在最初的驚慌過去后，兩個小伙子并沒有意識到危險。但梁從虎發現張西祥對著楊套方向游，便對他說，西祥，你游錯方向了，要往安慶方向游，現在靠近安慶了。張西祥年輕氣盛，他自信地說，沒有錯，就是錯了，我就直接游回家！可是張西祥最終沒有游回家。主要是衣服礙事了，他上身穿的是棉襖，下身穿了一件毛線褲，就是那件毛線褲壞事了，毛線吸水性太強，吸足了水的毛線褲裹緊了他的雙腿，讓他的雙腿使不上勁，梁從虎看著張西祥游著游著就不見了。多年以后，張桂枝還自責，是那件毛線褲拖累了小兒子張西祥，那毛線褲本來是他小姐姐穿的，那時織一件毛線褲不容易，大的穿了小的穿?！拔乙o他買一件新的毛線褲就好了?！睆埞鹬χ灰f起小兒子，就會說起那件毛線褲，一說到這里，她就說不下去，她就抬起手抹眼淚。

江邊的廢船

4、尋找

直到早上八點，正在菜園里伺弄菜地的張桂枝才聽到村口鬧哄哄的。她弟弟特地來喊他，姐姐，出事了，出大事了，你們還在家里待著！

待聽到說有一艘渡輪在江里沉了后，張桂枝就傻了。她連忙就同老伴一起去到渡口邊，渡口邊沒有船只去往對岸的安慶，看著滿河岸的人，張桂枝又和老伴跑到上游的另一個渡口，可是，同樣的，渡船半天不得來，她心里急得像打鼓。

張華柏比母親更早一點得到消息，但也因為沒有船，他也一直和村里人在岸邊等著。直到下午三四點鐘，他才和父親母親一起才乘船到了安慶。

安慶街上一片混亂。楊套村和周邊幾個村子里的人，都在安慶街上亂竄。張華柏丟下父親和母親，他也隨著人流往醫院跑，真的是“跑”。他先聽到消息說，臨時安置打撈上來的幸存人員都在安慶宜城賓館住著，他希望弟弟就是那些幸存者的一員，便跑到賓館。但賓館的門衛不給進。張華柏和村里人就在醫院門口喊，讓安置在里面被打撈出的人站在平臺上露個面，遠遠地看看都有哪些人。于是，幸存的人都一個個走到大平臺上朝門口揮手。那些人中，張華柏沒有看見弟弟張西祥，他的心往下一沉。他決定就在安慶住下來尋找弟弟。

張桂枝和老伴也一直沒找到小兒子，他們怕時間晚了沒船回家，就在傍晚時坐最后一班渡船回到家了。晚上也沒燒飯，張桂枝的弟弟送飯來，張桂枝和老伴一口都沒吃。張桂枝一直在想，我小兒子一定是被人救起來了，還有，他水性好，也許他自己從船上爬出來游到了安慶。

舒生林的妻子正在家里殺雞，準備過年吃的，雞毛還沒有撥干凈，就聽到了壞消息傳過來。她也不知道丈夫舒生林的生死，立即哭著讓她弟弟把她的小兒子帶走。她自己和公公跑到安慶街上去找舒生林。

舒生林的妻子沒怎么上過街，管他什么紅燈綠燈，滿大街都是楊套周邊這幾個村的人，他們全都在街上無頭蒼蠅一樣亂找。舒生林的妻子一邊哭，一邊在馬路上亂闖，正跑到一個車子前頭，一個陌生的女人一把拉住她，喝斥她，你不要命了？舒生林的妻子一看，一輛大卡車的車輪都要滾到她腳邊了，再遲幾秒鐘，她就要在車輪下。因為人們恐慌和焦急中的奔跑，安慶的公交車都有幾個小時沒法開動。到天黑時，舒生林的妻子在街上見到同樣在尋找的公公，她問他找到她丈夫沒有，其實他那時已經找到了舒生林，估計他當時頭腦昏了，他搖頭說，沒有。舒生林的妻子立即嚎啕大哭。他愣了一下才說，不是，找到了，在地區醫院。舒生林的妻子拔腿要走。公公又說，小云沒找到（小云是舒生林的妹妹。她的遺體事后被找到）。

村文書魏玉榮家本來那天早上有些不舒服，他想躺在床上休息一天。但八點鐘不到，村長來喊：老魏，老魏，江堤上都是人，江邊有只船出了事，很有可能是我們村的。當時很多村都有船，章灣，上高，楊套等。老魏吃了一驚，就掙扎著騎了自行車去了江邊。

江邊的人螞蟻一樣，本村的，外村的，圍攏在一起，都焦急地等

待著關于沉船 的克切消息。關于出事船只的說法也很多，只知道出了事，具體是哪個村的船也搞不清。老魏一直跑到章灣渡口，才知道是自己村的船出了事。他立即從章灣坐船到安慶。到了安慶，地區，縣，區，鄉，都有領導去了，當時撈出了14具尸體，讓他去認，自己一個村的人哪個他不認識呢，可是讓老魏奇怪的是，當時他只認出了8人，還有5人也是自己村的，可他當時就是認不出來，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認出來，只有一具是別村的。認出這些人后，老魏才意識到，自己村里出了大事了。那天，老魏的頭昏沉沉的，只知道一天開了很多會，大概有六個會。一直到晚上一點多才回家。第二天一早又開了本村的會，讓各個村民組統計，27個村民組，最后統計上來，全村有95個人死亡或失蹤，最嚴重的是永興組和永正組，幾乎家家都有死亡。

1990年1月26日，災難發生后的第三天，農歷己巳年大年三十。老魏又在鎮里開了一天會。開完了會回家，經過永興組和永正組，他聽到幾乎家家都是哭聲。

除夕夜，張桂枝娘家媽來到她家，張桂枝整個夜晚一直在哭，她的小兒子張西祥既沒有被救上來送到醫院，也沒有在江邊發現尸體。她母親勸她說，桂枝，你鍋上也哭，鍋下也哭，哭壞了身體怎么搞啊。張桂枝說，我不哭怎么搞呢，兒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

那個年夜，對楊套村來說，不是過年，而是過難，除夕夜，村子里沒有一家放炮竹，沒有一家操辦吃喝。在那過后的三年時間里，過年時，也沒有一戶人家放鞭炮，辦年夜席。

 5、活著

四月，村莊里也到處是綠色。池塘的水面上浮萍綠了一片。蟲鳴，蛙鳴，鳥鳴，夾雜著幾只鵝伸長著脖頸尖叫著。村莊里的人家大多喜歡種花，種的最多是紅色的月季花，紅得奪目，讓張華柏想到江邊紀念碑旁紅色的塑料花。

快進村時，孬子大榮傻傻地攔住了張華柏，伸手向他討要香煙。張華柏慢下速度，從口袋里摸出一根香煙遞給了傻子，傻子歡天喜地地扭動著身子很有喜感地走了。張華柏卻喜不起來。傻子是李小凡老人的智障兒子。老人一共三兒一女，那年，女兒和媳婦一起去安慶，女兒23歲，正在談戀愛，媳婦懷孕七八個月了，都出事了。媳婦被撈上船時還是活的，被扔到船上時，頭往船艙上一磕，昏迷了，大出血，肚子里的孩子沒了，她也凍死了。過了兩年，兩個兒子又先后離世。現在只剩下一個智障兒子，一個孫子。

張華柏前兩天遇到老太太，老太太見到她眼淚就下來了。她對張華柏說，我還活什么，我有時候想，我又不能做怪事（指自殺），做怪事對不起孫子。

快到家了，張華柏特意在屋前停了一會，他要給他母親張桂枝留點時間，讓她裝著沒事人一樣，從房間里走出來。

張華柏就大聲和鄰居舒生林打招呼，舒生林正端著一碗飯蹲在門口吃著。

舒生林那天被救上來后，一直昏迷不醒，醫護人員以為他已經沒有了生命體征，便直接送他到了醫院太平間。當時，醫院人手不夠，醫護人員缺乏，就緊急動員先前往院的病人家屬幫忙，包括運送受難者。有一個老人，他兒子生病了，他在醫院服侍兒子，也參與了救助。當老人抬著舒生林到太平間時，發現他還有心跳。醫生就讓老人家臨時負責照顧舒生林。當時救助與醫療條件很差。老人就將舒生林全身上下衣服脫了，在醫院找了四個鹽水瓶，灌了熱水，不停地上下在他身上滾動，滾了幾個小時，終于捂熱了舒生林凍僵的身子，他就這樣慢慢緩過氣來。

舒生林醒來后，醫院給他打了兩個荷包蛋，下了一大碗陽春面，他吃下去后，渾身發熱，本來嗓門就大，一說話，立即有許多人圍了上來。舒生林自己沒感覺到什么，可是他妻子進來時，看著他的樣子嚇了一跳。她看見，舒生林的眼睛睜得牛眼睛一樣，臉腫得臉盆一樣，非常怕人。

舒生林后來還是為此留下了后遺癥。他的心臟壞了。他原來做磚匠，手藝好，后來就做不了磚匠了。天氣稍微冷一點就咳，喘不上氣來。每年都要花幾千塊錢去醫院治療，光2016年的醫藥費就花了五千多，而且三兩天就小腿抽筋，一抽筋就痛得半條命沒有了。他只好用鹽水瓶灌熱水捂。每當痛得難以忍受時，舒生林就安慰自己，這點痛算什么，畢竟，人還活著，活著，比什么都好。

舒生林出院時，只剩一只鞋。他想起來了，他出事那天穿的是一雙黃軍球鞋，落水后，他情急之下，脫掉了一只，好踩水，但另一只鞋粘在腳上怎么也脫不掉，來后，那只鞋就連人一起被帶到了醫院。臨出院，他妻子要把那只獨鞋帶回家，說是做紀念。舒生林說，紀念個屁，沒用了，不帶！

張桂枝在屋里聽到兒子和舒生林大聲說話的聲音，她擦擦眼淚，慢慢來到屋外，她又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拿起掃帚掃地。

她已經很多年沒有到江邊去了。自從小兒子在那一場災難中失蹤后，只要到江邊，她心里就發慌。先開始的那幾年，她還不死心，經常一個人對著江面望，從天亮望到天黑，她總想著有一天小兒子會回家，最后只有自己勸自己：望不到了。

張桂枝后來一想小兒子，就會拿出他的身份證來看看。

村子里很多死者家屬都還保存著親人們的已然失去使用效力的身份證，粗略估計一下，不少于三十個。因為當時的逝者中，有不少人在世都沒有留下照片，那么這些身份證的照片便成了失蹤者或逝者在人世間的最后的影像留存，這些身份證作為法律上的身份證明雖然失效了，可是在他們的親人那里，那是他們曾經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后的證據。

6、村廟

曾經參加過“1·24海難”現場打撈尸體的楊賢啟后來經常做惡夢。

他當時是楊套村的調解委員會主任，當他趕到出事現場，整個人都呆住了。打撈起來的人慘不忍睹，有的兩只手還死死地扣住船艙，怎么都掰不開，因為天冷，他們撈上來時，臉面如生，不像是死人。

冷風中，楊賢啟木木地帶著本村人員辨認遇難者，分別掛牌做標記。他帶著村里的臘梅去辨認尸體，臘梅先是認出了自己的丈夫，最后又認出自己的女兒，自己一家走了兩個，她看著看著，腳步慢了下來，臉上也沒有淚，整個人僵了一樣，突然，她趁楊賢啟不注意，踉蹌著奔跑到江邊，往江水里跳。幸虧楊賢啟人高手長，一把拉住了她。后來，上面就規定，出事家庭的成員，一律不許到江邊，以免讓遇難者家屬受到刺激，生發絕望的心理。

可是，張華柏還是感覺到，恐懼和絕望還是罩在村里人的心頭。一種宿命論開始在村莊里流傳。

他們說，出事的“東掛114”輪渡船定員多少，就死了多少?！皷|掛114號”，這個輪渡船的名稱也不知怎么來的，114號，就死了114人，定員也是114人。

張華柏問說這話的人，不是死了112人嗎？

那人說，頭年就死了兩個人。頭年，也是冬天，有一個人，外號“小木匠”，他挑菜上船，一不小心掉到江里去了，船長胡月和水性很好，立即跳下去，救起小木匠，舉過頭頂，可是船上怎么也找不到拉人的竹篙之類的東西，滿船乘客沒人敢下去，眼見著兩個人一點點往下沉，往下沉，沉到沒影了，兩個人都死了。這兩個人加上后來的112人，就是114人。

他們說，死了或失蹤的112人中，恰好男女各一半，男的56人，女的也56人。

絕望之中，村里還流傳著一種說法，說是村口那處空地，以前有個廟叫“新灘廟”，解放后改廟做學校，再后來，學區調整，學校搬走了，房子閑置在那里，久而久之，村里人就將原來廟里的磚啊瓦啊石頭啊拿回家蓋豬圈、砌小屋、碼圍墻等，出了這個事，就是神靈不滿對那些拆廟的人實施報應啊。

新灘廟

作為村民組長的張華柏當然不相信這些說法，可是，他發現面對遇難者家屬，包括自己的母親，他任何的安慰都無濟于事。村莊里看不到一絲笑臉。人們從那場噩夢中久久不能醒來。

也不知道是誰想起來的，也不知道從誰開始的，反正，村里人又一個個將原先拿走的磚啊瓦啊石頭啊原樣送回到老廟基上，大家一起張羅著，當年又將以往的新灘廟恢復了。

現在，所謂“新灘廟”是指兩個村民小組，永興組與永正組。在那次海難中，這兩個村共有56人遇難或失蹤，恰好占死難者的一半。這里幾乎每家都有人員遇難，是遇難人員最集中的兩個村民組。為什么大家將這兩個村民組合并稱為新灘廟呢，或者說，為什么要用一個廟的名稱來代替兩個在行政意義上并不合并在一起的村民組呢？大家說不上來。只是說，村子里有一座廟叫“新灘廟”。

張華柏現在已經習慣稱自己家所在地為“新灘廟”了，村里所有人也都早已經習慣了這個叫法。

7、后記：當我們在打撈記憶時，我們在打撈什么？

1990年安徽東至“1·24海難”被列為當年世界十大海難之首，可是，在所有面對普通大眾的公開材料里，關于那一次沉船事件一律只有短短的幾句話，如在東至縣政協編寫的《東至文史》一書中，對此的描述是：

1990年1月24日楊橋鄉楊套村“東掛114號”客運船在由楊套碼頭駛往安慶市途中，被南京油運公司“大慶407號”油輪撞擊沉沒，150名乘客和船員全部落水，112人遇難。

算上標點符號才74個字！一個逝者還攤不上一個字。

我開始在更廣的范圍里搜集相關資料，終于找到了一篇內容相對豐富一些的情況介紹：

1990年1月24日（農歷臘月二十八日）5時，東至縣“東掛114號”鋼質雙掛客渡輪載由本縣楊橋鄉楊套村村民駛向對岸的安慶市，當駛至2號浮標上游偏北150米江心時，被逆水而上的南京油運公司“大慶407號”油輪攔腰撞擊，渡船當即沉沒，乘客和船員全部落水。接到報險后，池州專署和東至縣人民政府負責人立即趕到現場，指揮搶救；在安慶市的大力支持下，當日救起52人，其中38人經救護醫療生還，14人搶救無效死去。在150名落水者中，含船員3人，乘客147人（均為東至縣人）。到2月4日止，共撈起尸體80具除生還38人，還有32人下落不明，這是池州歷史上一起罕見的特大交通事故。

是年1月25日（臘月二十九日），成立了“1.24海損事件善后處理領導小組”，由池州專署副專員季昌清任組長，長江輪船總公司總經理戴金象、安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蔡文中任副組長。領導小組下設：技術、殯葬、接待、財務4組。分別承辦具體事務；1月27日（寅午年正月初一），池州專署專員雷澍生主持召開地區、專署負責人會議，研究“1.24海損事件”的善后處理和領導人員的分工。會議決定：除副專員季昌清作為領導小組組長全面負責以外，中共池州地區副書記鮑觀華負責江南，副專員丁伯華負責江北，主要做遇難者家屬的安撫工作，副專員季昌清負責江南、江北之間的聯系與協調工作。

1月29日（寅午年正月初三），專署專員雷澍生、常務副專員季昆森、副專員季昌清在江面現場指揮，繼續組織善后處理處工作。中共池州地區副書記鮑觀華繼續坐鎮江南，專署副專員丁伯華和專署秘書長盧林泉負責江北的群眾工作；1月30日（農歷正月初四），專署領導雷澍生、季昆森、季昌清到安慶市殯儀館探看遇難者整容著裝情況，并向遇難者遺體默哀告別。

上面687個字，來源于《池州專署重大政務活動紀略》，是我通過朋友從當地檔案部門查找到的，一般人是見不到的，而除此之外，我在浩如煙海的網絡里打撈，試圖尋找一些史料性的文字或個人化的記錄，很可惜，除了最上面一條， 我沒有找到別的更詳細的記載。

于是，我來到了事發地點，與十多個受難者家屬進行了交談，后來，我陸續又采訪了幾位當時前往出事地點幫助處理善后的相關官員與工作人員，其中有時任東至縣人民政府縣長的李祝安先生，但他們的回憶主要集中在如何與肇事的航運公司商量賠償事項、如何安撫遇難人員家屬上，而對于具體的個體的命運沉浮則知之甚少，而后者才是我最關注的，我決定再去一次新灘廟。

2019年元月的一天，我一個人獨自開車又去了新灘廟。雖還是冬季，田畈上的油菜卻頑強地大面積地綠著，冬陽正好，一群群麻雀認真地在村莊的上空練習飛翔。我來到新灘廟，進到村里，人家的門口懸掛著腌魚腌肉腌鴨等，正準備著迎接新春。我突然失去了進到那些人家里，請求他們再一次進入到30年前的情境里的勇氣，我覺得，在這樣美好的季節里，那樣做未免有些殘忍。

我猶豫著，再一次走近低矮而又顯得簡陋的新灘廟。廟里香幾上點著一炷香。廟里并沒有人。我看著那些磚頭，瓦塊，石頭，想著這座廟的坍塌與重建，在這一磚一瓦中，凝聚了一個經歷了災難的村莊的多少恐懼與希望啊。我覺得重新修建起這座廟，對于村里人來說，是一種自我療傷，更是一種自我救贖。

我走出新灘廟，上車，返程。我還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讓自己一個人來面對這里的人，與他們一起去打撈當年的記憶。我想，我還是把我先期采訪到的這些內容寫出來，我希望，當年的親歷者能和我一起，我們一起去打撈那些即將徹底湮滅的記憶。我希望關于“1·24海難”的采訪沒有終結，相關的民間記憶的打撈繼續進行。

當我們打撈那沉船海難的記憶時，我們在打撈什么？

我想，我們不僅僅是打撈疼痛，打撈傷口，我們更是在打撈愛與希望，以及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尊嚴。

到紀念碑的路已經找不到了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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