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醫生在火車上救助病人，卻被鐵路方面要求出示行醫資格證并拍下身份證，鐵路方面已經做出了道歉，廣西衛健委出來撐腰點贊。但是，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法律責任的匹配問題才剛剛浮出水面——鐵路作為承運人有“盡力救助”發病乘客的法定義務，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法院判決敗訴，所以才會這么吃相難看地忙于“甩鍋”。

“頭條健康”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到了多起乘客在列車上突發疾病后、鐵路工作人員參與救助，卻被告上法庭的案例，其中不少都是鐵路方面敗訴。

比如，2017年，王某從棗莊站乘上開往南京的列車，不久突然發病，列車廣播向醫務人員求助，在到達徐州站后，王某被移交車站，站方也叫了120，但王某不幸去世。結果，家屬就來打官司。法院認定：鐵路“未能證明本次列車上備有藥箱，也未能證明列車紅十字救護員攜帶藥箱到達現場”，所以承擔事故30%的責任。類似案例發生了多起之后，鐵路自然變成一個“風險厭惡者”。

其實，《合同法》第301條規定的是：“承運人在運輸過程中，應當盡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險的旅客。”這本來是要強化承運人的安全責任，防止他們對發病旅客不聞不問，耽誤治療。但是，“盡力救助”不是無限制的，乘客上的是火車，不是救護車，不可能指望火車像救護車那樣提供醫療救助服務，司法機關在判決時應該厘清責任。

而且《合同法》在這里是“舉證責任倒置”的，鐵路需要“自證清白”才能撇清關系，需要自證已經“盡力救助”才不用對乘客的死亡承擔責任，結果反而倒逼著鐵路方面把精力放到了撇清關系上：乘客發病后，鐵路對響應廣播救人的醫生反復核實身份信息，要求簽下字據，甚至有的還是全程錄像，以備以后作為“呈堂證供”。

這就形成了法律責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人人求自保，卻人人得不到安全。雖然，法律對于醫生的緊急救助行為，是明確免責的，比如，《民法總則》第184條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但是，醫生好端端地無償救人，反而被要求“簽字畫押”，當然心有余悸。

這個就像前幾年的“扶老太恐慌”，如果法律責任錯配了，就怪事特別多，鬧得人人都傾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讓鐵路向醫生甩鍋，司法責任的關口也要守住：對于乘客在火車上發病的，只要鐵路部門盡到合理的救助責任，就不應該苛責；否則就可能啟動一波“甩鍋多米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