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每年都會吸引大眾的關注。筆者作為一名考古專業的碩士生，懷揣著與不少人相似的好奇心，在比對了入圍終評的二十個項目后，嘗試預測2018年度考古十大發現如下。

一、廣東英德青塘遺址

青塘遺址的發掘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英德市博物館進行。三年的考古工作都屬于帶有明確學術目標的主動性考古發掘。

青塘遺址的黃門巖1號洞發現的一座蹲踞葬式墓葬距今約13500年，是中國年代最早的可確認葬式的墓葬。在廣東境內距今一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中，墓中的這具人骨化石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黃門巖2號洞地點還出土距今2萬余年、華南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2號洞地點發現的陶片也是廣東境內年代最早的，距今約1.7萬年。

廣東英德青塘遺址黃門巖1號洞地點墓葬遺跡與人骨化石

青塘遺址的遺存能夠梳理出距今2.5萬年至1萬年連續的文化序列，這就為研究與了解當時人類行為的復雜化提供了寶貴材料，也為進一步復原華南從狩獵采集社會向早期農業社會過渡的歷史進程提供了可能。當我們把視野擴大，能夠發現華南是研究現代人起源和農業起源非常關鍵的區域，就像專家所認為的，“青塘遺址的新發現對于東亞-東南亞史前人類與文化發展的認識和探討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二、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

湖北省沙洋縣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與沙洋縣文物管理所共同主持發掘。

因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遺址而得名的屈家嶺文化在距今約5000-4600年時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湖北省沙洋縣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王家塝墓地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嶺文化墓地。在該墓地中，首次發現了屈家嶺文化大型同穴多“室”合葬墓。史前獨木棺的發現，在長江中游也屬首次。而墓葬的面積差異與空間分布的規律，為探討社會的分層與群聚提供了可能。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M51棺木

墓葬群與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遺存等距今5000年左右的重要遺跡共存在該遺址中。如此完善的聚落形態，使學者可以進一步研究長江中游地區的文明化進程。

三、陜西延安蘆山峁新石器時代遺址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組成的蘆山峁考古隊自2016年起在大營盤梁開展發掘工作。

遺址核心區分布有四座大型人工夯土臺基，每座臺基上的圍墻院落和建筑群形態規整，近似嚴整的四合院式格局，可以推測曾經過有序的規劃。專家認為，這些臺基與建筑的始建年代不晚于廟底溝二期文化（因河南省三門峽市廟底溝遺址第二期的遺存而得名，是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距今約4900-4600年）晚期，沿用至龍山時代晚期（距今約4500-4000年）。如果整體觀察龍山時代晚期至夏商周時期都邑遺址，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宮城或宗廟建筑布局均與蘆山峁的大營盤梁宮殿院落布局接近。因此，陜西延安蘆山峁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建筑遺存，可以被看作中國較早的宮殿或宗廟建筑。

陜西延安蘆山峁新石器遺址大營盤梁1號院主建筑

大型房址、院墻、廣場的夯土中，多次發現以豬下頜骨、玉器奠基的現象，有助于復原早期的禮制活動。白灰墻皮殘塊上繪制的黑紅色彩相間的壁畫，與陜北石峁、后寨子峁等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類似，對早期藝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陜西延安蘆山峁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現對于研究中國聚落形態演變和早期禮制的發展意義重大，有助于學者們探索新石器時代社會進程的復雜化與早期國家、文明的起源。

四、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

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地處伊犁河三大支流之一的喀什河北岸。2018年5至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對該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發現早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時，伊犁河流域就已是多元文化交流匯聚、文明發達的重要地區：

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近400平方米大型單體房屋建筑，這是目前發現的新疆史前最大的單體房屋建筑，它與氣勢磅礴的石構高臺遺存遙相呼應，展現著該遺址在當時人們的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陶范、銅刀、石杵等

與青銅冶煉有關的遺物遺跡顯示出該遺址存在一定規模的鑄銅活動，在新疆同時期遺址中罕見。此外，遺址還出土了幾件鐵塊和較多鐵煉渣，對新疆甚至中亞史前的冶金考古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吉仁臺溝口遺址中發現了大量與煤相關的遺存和遺跡，并且從遺址的早期一直延續到晚期。這表明，自距今約3600年前起，生活在吉仁臺溝口的人們已經熟悉并利用了煤，這是整個人類能源利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遺址還發現了2000多粒碳化的黍種子以及大麥、小麥的遺存，為研究黍的西傳、大麥和小麥的東傳提供了新材料。

五、山西襄汾縣陶寺北兩周墓地

山西襄汾陶寺北兩周墓地位于襄汾縣縣城東北約7公里處的陶寺村北，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旅游發展委員會與襄汾縣文化局共同主持發掘。墓葬數量近萬座，時代從兩周之際延續到戰國時期。

該墓地許多大中型墓葬墓口北部均發現有兩個圓坑，墓葬填土多經夯打，有的坑內堆積有較大的石塊。M2010墓口北部有玉石器祭祀遺存、動物祭祀坑疊壓在兩圓坑上。該墓地春秋早期的大中型墓葬中也都發現有銅翣、蚌貝、銅魚等棺飾的殘存。這些喪葬、祭祀活動的遺痕與遺存，可以與《禮記·喪大記》的記載相結合，復原當時的部分喪葬過程。

山西襄汾陶寺北兩周墓地M3011墓室俯拍

該墓地的M3011是一座春秋晚期的大型積石墓，出土隨葬品200余件（套），包括鑊鼎3件，列鼎兩套10件，镈鐘13件，甬鐘一套13件，青銅鼓座1件等。甬鐘大多刻有銘文，可見“衛侯之孫申子之子書”字樣，說明這套甬鐘與衛國有關，填補了東周考古的空白。該墓發現的青銅鼓座在同時期的墓葬中很少發現，鼓身裝飾有相互纏繞的三條蟠龍，龍首昂起口銜承接鼓柱的圓筒，造型生動，極富藝術感染力，彰顯著墓主人的社會地位。

六、陜西澄城劉家洼東周遺址

2017-2018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渭南市、縣相關文博單位組成考古隊，對陜西澄城劉家洼東周遺址展開了全面系統的調查、勘探，并重點發掘了包括諸侯大墓在內的兩處墓地。

根據高等級墓葬出土的“芮”字銘文銅器，可以確定該遺址為芮國后期的一處都邑：2號墓的槨室東北角發現一只建鼓，鼓柱銅套上刻有銘文“芮公作器”，一件銅戈上亦有銘文“芮行人”；3號墓出土有兩件鑄“芮公”銘文的銅鼎。3號墓的槨室四壁共有九個壁龕，每龕有一名年輕女性殉葬，有朱砂殘存，這樣的葬俗有深入研究的空間。3號墓出土的編鐘是目前發現的春秋早期最高級別的懸樂，木格漆繪墻圍十分罕見。

陜西澄城劉家洼東周遺址出土芮公銅鼎

該遺址還出土了許多帶有濃厚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器物，如大墓所出金首權杖、青銅鍑、鐵矛等，部分中、小型墓所出螺旋狀金耳環、金手鐲等，展現了周人與北方民族的交流與互動。

此前，梁帶村已發現芮國墓地，而此次發現可以與梁帶村在時間上接續，填補芮國后期歷史的空白，為研究東周時期關中東部政治的變遷、人群的流動提供重要資料。

七、四川渠縣城壩遺址

城壩遺址位于四川省達州市渠縣土溪鎮城壩村，2016年就已被國家文物局列入“十三五”期間重要大遺址名單。2014年至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城壩遺址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

城壩遺址發現了印有“宕渠”文字的瓦當，說明城壩遺址就是秦漢時期文獻記載“宕渠”城的所在地。根據遺物、遺跡，遺址可以被劃分為城址區、津關區、一般聚落區、窯址區、墓葬區、水井區等功能區。

四川渠縣城壩遺址城內建筑及街道

處于渠江右岸的津關區是國內目前僅見的水路關口遺跡：西漢時期有木構干欄式建筑；東漢時期可能存在磚構關門；魏晉時期則用大量石材構筑石墻，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有助于豐富區域建筑史的研究。津關遺址發現的大量漢代竹簡內容豐富，不僅有當時的法律文書、書信等，還有漢代的啟蒙識字課本《倉頡篇》。此外，出土的蓋子、筐子、簍子等大量竹編器為研究當時的竹編手工業提供了難得的實物材料。

遺址出土的1000余件遺物，能夠初步構建出該遺址戰國晚期至魏晉時期的年代序列。作為川東地區已發現的歷史最早、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古城遺址，城壩遺址理應入選2018年度十大考古發現。

八、江蘇張家港黃泗浦遺址

張家港黃泗浦遺址的發掘由南京博物院主導，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和張家港博物館共同參與。遺址位于張家港市楊舍鎮慶安村與塘橋鎮灘里村交界處，北距長江約14公里，西離張家港市區約3公里。

歷時十年的考古工作在黃泗浦遺址發現了眾多唐宋時期房址、河道、水井、灶址、灰坑等遺跡，具有重要歷史價值。2018年的考古發掘更是初步理清了古黃泗浦的寬度與結構——至宋代時，黃泗浦河口已寬達50余米，河底距河面深達4.5米。這說明黃泗浦當時完全可以通行大型船只，應為唐宋時期江南地區的入江主干道，即文獻所載的“出江大口”。有助于海上絲綢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江蘇張家港黃泗浦遺址宋代河道河底及西岸清理情況

從考古發掘與文化遺產的密切聯系看，蘇州市已正式加入海上絲綢之路保護和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城市聯盟，張家港黃泗浦遺址也被增補列入“海上絲綢之路”申遺點，具有很好的保護與展示前景，能夠闡釋考古學對于當下的啟發。

九、遼寧北鎮醫巫閭山遼代帝陵遺址群

根據《遼史》等文獻的記載，遼代的顯陵、乾陵這兩座帝陵位于醫巫閭山，但具體位置不詳。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錦州市考古所的考古工作揭露了一批遼代皇家建筑基址和高等級墓葬，其中出土的4合墓志明確了這批墓葬與顯陵、乾陵密切相關。

遼寧北鎮醫巫閭山遼代帝陵遺址群耶律隆運墓全景

帝陵考古在歷史時期考古的發掘和研究中向來地位顯赫。醫巫閭山帝陵在遼代為數不多的五座帝陵中占據了兩座，填補了遼代帝陵考古的空白，考古發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遼乾陵以一組四合院建筑作為帝陵玄宮前祭祀建筑，突出了朝拜祭祀儀式的重要性，在陵寢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當我們以它為坐標向前看，會發現它與唐、北宋以及遼代早期以一個單體建筑作為玄宮前祭殿的做法明顯不同；向后看，它被明、清兩代帝陵繼承和發展。

在遼代陵寢制度、官式建筑、皇族譜系研究之外，遼寧北鎮醫巫閭山遼代帝陵遺址群還出土了壁畫、陶瓷器、金屬器、木器、玉石器等大量珍貴文物，有助于遼代手工業、墓葬美術、對外交流史等多方面的研究。

十、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崇禮區文廣新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太子城遺址進行了全面的測繪、勘探與發掘。

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9號建筑基址發掘與解剖

太子城遺址在時代、性質、位置、規模與等級上，都與《金史》記載的金章宗的夏捺缽泰和宮高度契合。因此太子城遺址是第一座經考古發掘的金代行宮遺址，也是近年來發掘面積最大的金代中后期高等級皇家城址，對金代捺缽制度、行宮的選址與營造研究有重要意義，它的重要性僅次于金代都城。

從社會生活史、技術史的角度看，太子城遺址也有很多重要的發現。例如編號“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鴟吻分別對應城內不同等級建筑，有助于金代官式建筑的研究。城址出土的瓷器特別是瓷器組合，能夠推進我們對金代宮廷用瓷狀況、供御體系的了解。

以上十個由筆者預測的最終入選項目，從地域分布來看，廣東、湖北、新疆、山西、江蘇、四川、遼寧、河北各一項，陜西兩項。涉及省份較多，地域分布也比較均勻，不論是南北方、東西部還是邊疆均有項目，整體規律與往年基本相近。河南作為考古大省，往年常有項目入選，今年僅有河南滎陽官莊遺址、兩周及漢代手工業作坊遺存入圍終評。官莊遺址已發掘的鑄銅作坊區相對完整，遺跡布局也有一定規律，并出土了從制范到澆鑄打磨等多個環節的遺存，確實也是重要的考古發現。但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也發現有鑄銅活動，山西襄汾縣陶寺北兩周墓地與陜西澄城劉家洼東周遺址都是商周考古中重要的考古發現，四川渠縣城壩遺址是重要的漢代考古項目，能夠填補川東地區的很多空白。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官莊遺址或許會遺憾落選。

從時段分布來看，舊石器時代一項、新石器時代兩項、夏商周（青銅時代）三項、秦漢魏晉南北朝一項、唐宋一項、遼金兩項。前幾項主要圍繞人類起源、文明起源、國家形成發展的線索展開。歷史時期考古項目的比例較往年有所升高，這反映出了歷史時期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以及學界日漸認識到歷史時期考古的重要性。江蘇張家港黃泗浦遺址、遼寧北鎮醫巫閭山遼代帝陵遺址群都是在大遺址上做出的成績。

從遺址的性質看，依然以居址、墓葬、城址為主。今年有兩個手工業遺址入圍，特別是浙江德清中初鳴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遺址群，它作為迄今為止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時期發現的規模最大的玉器加工作坊群遺址，學術意義自然十分重大，但美中不足的是產品原料、產品種類較為單一，出土的玉器半成品、成品均為玉錐形器、玉管、玉墜等小型玉器。今年圍繞良渚古城核心的區域系統調查將以雷甸為中心開展，相信隨著調查的開展，良渚文化會以更加豐滿的面貌呈現在我們面前。因此，良渚項目若在今年落選，則極有可能在2020年獲評2019年十大考古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