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要前溯到何時？既然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歷史，我們如何談論美國早期史的開端？”2018年4月17日，在哥大歷史系一樓狹仄的辦公室里，漢娜·法伯（Hannah Farber）教授與我們暢談了美國早期史研究領域的新動態、她自己有關大西洋世界保險產業的研究。她思維活躍、語速飛快，自信又可親。她追問當下學界對美國早期史開端的界定，堅持印第安人應在美國建國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她采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路徑，從中觀層面來考察大西洋世界。這場對話令人耳目一新，同時也發人深省。

美國早期史研究

首先，我們來談一談美國早期史研究的新動態。戈登·伍德（Gordon Wood）曾尖銳地指責如今的美國早期史學者迷失了方向，過度談論黑人、奴隸、印第安人和女性，導致歷史敘事碎片化。但另一方面，美國早期史權威期刊《威廉-瑪麗季刊》的編輯喬希·派克（Josh Piker）在回應伍德的文章中指出，如果這算是迷失方向的話，那就讓我們在這條小路上走得更遠（Josh Piker, “Getting Lost,” January 21st, 2016, https://blog.oieahc.wm.edu/getting-lost/, 2018-10-20.）。我想聽聽您怎么看待這一新趨勢。您如何準備諸如美國通史、美國早期史等本科生課程？您授課時是否會從印第安人的歷史講起？您的教學和研究是否受到這些新動態的影響？

漢娜·法伯：近二十年以來，美國早期史領域最重大的變化之一，就是人們認識到，美國早期史的核心不再是人們如何創建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美國。

當我們談論“early America”的時候，我們要認真對待這兩個詞。這兩個詞都存在問題。我不知道“早期”具體指什么時期。對“America”，我們略知一二。但問題是，存在兩個被稱為美洲的大陸：北美洲、南美洲。我想，喬希·派克之所以倡導“迷失方向”，是因為如果你擺脫“early America”意味著美國歷史的前奏這種想法的束縛，你將要考慮廣闊的地域和漫長的時段。畢竟印第安人已經在美洲生活了數千年。

過去人們在討論“early America”的時候，目標要明確得多。他們認為，“early America”始于1607年的詹姆斯敦，以及位于今天馬薩諸塞州的普利茅斯和馬薩諸塞灣。從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著手，你差不多就觸及美國歷史的開端了。

相反，今天如果你拋開印第安人談論十七世紀早期的新英格蘭，你就得解釋清楚，為什么不把這個群體放在故事的中心。要知道印第安人占據了人口的絕大多數，擁有自己的歷史和政治。要是你說，我研究的是荷蘭西印度公司，沒有必要研究印第安人。這就產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地理問題。除了美洲，你恐怕也得寫寫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太平洋的情況。顯而易見，這么宏大的問題會讓學者感到難以應對。

但我覺得，就美國早期史研究來說，現在的機會多于問題。你剛才特別問到我的課堂。考慮到研究生以后將引領這個領域，在給他們上課的時候，我會先提出以下這些問題：“早期”要前溯到何時？既然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歷史，我們如何談論美國早期史的開端？諸如此類。至于本科生課程，我往往選擇自己專長的領域。目前，我正在講授“美國早期共和國史”這門課程。我把它命名為“反叛者如何締造帝國”，它的核心問題在于美國是如何形成的。只要我告訴學生，我們要考慮那些帝國的反叛者如何在這塊大陸上繼續創建自己的帝國，我就處在安全地帶。實際上，我提出了誰被接納、誰被排斥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會影響我們敘述這段歷史進程的方式，但對選擇敘事的起點影響不大。

最讓我的學生感到不安的是，我會在課堂上安排兩次地圖小測驗。第一次測驗考察美國革命尾聲時北美大陸的情形。第二次測驗考察十九紀四十年代墨西哥戰爭前北美大陸的面貌。測驗的目的是，讓學生在地圖上標出印第安人的位置。一些部落流動性很強，一些部落則選擇定居。一些部落要求和美國當局平起平坐，其他部落則擁有全然不同的組織結構。你如何處理那些被非法霸占的土地？還有那些流亡者社群呢？你在地圖上寫下一個部落的名字，實際上你是在談論一個具體的、具有自我認同的、得到承認的政治實體。但通常情況下，不是部落中的所有人都聚集在那里，很多人離開了自己的故土。一些人要求取得政治地位，一些人則無意于此。

即便就在地圖上標出印第安人的位置，也十分困難。但我們唯一不能做的便是放棄，不讓他們出現在地圖上。在分發那些用于測驗的地圖前，我得花費好幾個小時，手寫或在PDF文件上打字，記下這些部落的名字。這看上去很凌亂。至少我在地圖上打下了那些部落的名字，表示他們此刻在這里。隨著課程的進展，我們會談論這些人要去哪里，以及為什么去了那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把這些作為問題呈現給學生，告訴他們，這是我們的故事、我們的疑惑、我們的問題。當美國人締造自己的帝國時，印第安人能否融入這一帝國？這是美國歷史的核心問題。即使歷史學家還沒有制作出完善的地圖，全新的大數據、制圖技術，以及討論和思考的方式令我對未來充滿希望。我們能夠把新技術應用到這類問題上。

您不僅考慮帝國的反叛者如何創建帝國，還鼓勵學生利用一些技術去思考印第安人如何融入這一嶄新的版圖。這為人們思考早期共和國，并把不同群體納入這一敘事，提供了新的可能與機遇。

漢娜·法伯：美國建國初期，很多人雖然置身共和國，卻不把自己看作它的一分子。他們身上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們必須處在美利堅帝國創建故事的核心。我要讓學生知道，我們正在努力去準確地理解上述這些人，把這一問題放在故事的中心。這既是出于教學需要，更是勢在必行。

政治經濟學路徑下的美國早期史

在中國美國早期史學界，關于政治經濟或經濟史的著作非常有限。比如，研究重商主義的學者往往采用傳統思想史或政治史的路徑。您能否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簡要談談美國早期史？對您來說，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研究路徑，還是一種研究視角？

漢娜·法伯：“經濟”這個概念歷史悠久。但“經濟”擁有當下的含義卻是新近的事情。十九世紀起，人們才將“經濟”作為一個國家層面的概念使用，比如“美國的經濟”、“全球的經濟”。但是，現代經濟理念獨立于政治而存在。

英文中的“經濟”一詞最古老的含義來自希臘語，意指“管理你的家庭”。因而，“政治經濟”幫助人們從管理政治家庭的角度思考有關資源和財富的理念。就“經濟”的本義而言，經濟和政治密不可分。“政治經濟”讓我們重新認識這一點，幫助我們研究資源的政治管理，以及財富創造政治權力的方式。

托馬斯·杰斐遜

研究“政治經濟”有一些合乎規矩的方法。比如，我打算寫一本關于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政治經濟的著作。具體來說，我將研究托馬斯·杰斐遜在擔任總統期間，是怎么依靠制定政策和法律、讓美國以某些方式管理它的資源的。

我的研究的理論前提是，政府不是唯一管理資源的機構，也不是唯一行使政治權力的機構。在研究過程中，我偶然發現了一些極為鼓舞人心的著作，它們讓我們重新認識早期現代國家的軟弱。國家擁有某些管理資源和制定政策的能力。然而，教會同樣能夠控制民眾、管理資源。國家也授予公司權力，去做國家做不了的事情。

我即將出版的著作談論保險、承保人和保險公司，他們也通過管理某些群體的資源來行使權力。承保人會說，這個商人有沒有遵從我的規定？如果他確實遵從了這些規定，那我將按照保險單付錢。如果他沒有遵守規定，那我不會賠償他的損失。這就是另一種不同形式的管理。這一點讓我興奮不已。

也有其他類型的有關政治經濟的故事。比如，哥大博士研究生凱瑟琳·拉斯道（Kathryn Lasdow）的畢業論文的主題是美國港口城市的有形建筑。她談到，政治經濟不只是一套觀念，同時也是一系列物質實踐。人們就建造港口城市做出種種決策，這些并非全然屬于思想層面。他們建造的有形建筑決定了人們的貿易行為。她就把問題從思想觀念帶入了物質世界。人們正在用政治經濟這個概念從事大量研究，這些進展振奮人心。

我們無法精準地衡量保險公司是否比國家擁有更多的權力。即便在早期現代，國家很可能取得任何個體的支持。但承保人很有意思。他們身處國家的邊緣，既對自己的國家許以承諾，同時也致力于生財之道，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跨越民族國家界限的合作。因此，這個故事不只是國家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對抗。國家既與其他商業行動者共事，同時也對他們加以掣肘。當然，商業行動者并非獨自行動，而是成群結隊地活動。

我即將出版的著作考察的是，國際商業海上保險如何因為美利堅建國而變動。商業行動者在某些方面非常愛國。當他們歸屬于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時，他們通常從中獲益。不過有趣的是，只有當顧客緊張不安時，承保人才能收取最多的保險費用，謀取暴利。人人都會擔心某些自然風險，如觸礁、遭遇暴風雨、老鼠偷吃船上的小麥。實際上，為這些事情投保花不了他們多少錢。

和平時期，一次跨大西洋的往返航程，平均保險費率低于百分之五。但在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大西洋并不太平。你要考察的不僅是國與國之間正在進行的正式戰爭，還包括人們擔憂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那些地域性的私掠船和海盜出沒的地方，那些戰爭可能已經爆發而商業行動者毫不知情的地方，以及戰爭已經結束了他們卻不確定戰爭是否結束的時候。

正是這些不確定因素導致保險費率急劇波動，其程度大大超過颶風季節的影響。因此，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一個優秀的承保人不僅要掌握颶風季節的時間，他還應當懂得政治事務，洞察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美國的承保人由衷地支持美國變得強大，因為這意味著美國商人的船只更有保障。但當美國商人緊張不安、國家軟弱無力時，承保人才能索要最高的費用，賺取最大的盈利。公布出來的保險費率在某種程度上透露出，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擔憂美國的商業，也為我們提供一種了解美國的世界影響力的方式。

對此我尚未找到最貼切的比喻。保險行業位居美國的邊緣，通常與國家處在共生關系。但在某些方面，它的利益本質上有別于國家利益。有時候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影響了國家。

保險公司似乎與國家實體彼此分離，但又參與政策制定。這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這個商人群體讓我們能在世界范圍來理解美國。

漢娜·法伯：這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史敘事。承保人相信，無論歐洲商人去往哪里，保險總是按照相同的規則運作。這成為一個自我應驗的原則。因為他們堅信保險總是以同樣的方式運作，他們就按照這樣的規則來行動。即便保險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

我們必須認識到，非政府機構起到了協調作用，影響商人的行為。我們必須理解這些中間人，才能理解政府和商人的行為。這就是中觀層面的大西洋史。既不是“自上而下的”統治者和國王、議會的歷史，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日常民眾、海盜、奴隸的故事，而是這種中觀層面的機構——保險經紀人、保險公司的故事，他們擁有某種政治管理能力。

大西洋史有助于論證美國并非白手起家，向我們展現美國賴以形成的各種資源。如果不了解從印第安人那里剝削來的土地，不了解從奴隸身上剝奪的勞動力，不了解殖民地時期跨國的商業交換，你就無法理解美國的起源。

研究保險的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美國建國時，跨國保險體系已經存在了。但美國是一個新興的政治實體。政治實體影響市場，決定資源分配。憲法的批準和聯邦債務的確立，激勵很多美國人建立公司。部分原因在于，投資聯邦債務讓人們感到興奮。美國建國后公司迅速涌現，與這一新興政治實體能夠提供金融機會有很大關系。

對我而言，一個非常古老的、擁有自我認同的跨國體系與一個新興的、擁有自我訴求的政治實體之間的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重要的價值，這一點最吸引我。

這一相互作用讓我們對美國是一個政治實體的歷史認識變得復雜起來。但現在，您讓我們去關注美國建國以前的歷史。這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體系，是另一種形式的美國政治史。

漢娜·法伯：沒錯，他們是這個政治敘事中的新角色。

您是否能夠告訴我們您的資料來源？您使用什么數據庫？

漢娜·法伯：我使用FileMaker數據庫。我利用它進行非常簡單的計算。我不做復雜的數學。數學和公式并非解決我所提出問題的最好方式。

令我感興趣的是，保險行業擁有大筆資金，這些錢與銀行資金、聯邦政府關系密切。從法律上來說，這些剛建立的公司與新成立的州有關。我不是首個發現美國建國初期存在大額保險資金的人。但我試圖將這一觀察帶出經濟史領域，展現給那些對政治和文化感興趣的人。

至于原始材料，一方面，在美國早期文獻中，關于保險的內容隨處可見。如果你在1810年購買一本波士頓城市名錄（Boston City Directory），翻到第三頁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保險”。城市名錄開篇談論波士頓市的緯度和經度，接著談及市政府和政治機構。通常到第三頁時，城市名錄會顯示波士頓市現在擁有七家銀行、五家保險公司。作者認為，這就是你想了解的有關波士頓的信息——多少家銀行、多少家保險公司。這樣它們看起來就很重要。

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在港口城市景觀中，海上保險幾乎沒有留下一點建筑遺跡。十九世紀早期，承保人未曾建造宏大華美的建筑。作為代理人，他們通常在自家銀行附近租用房間。他們不是華而不實的人。他們由商人管理，為商人服務。這是一個內部人群體。

當火災保險出現時，形勢有所變化。但伴隨人壽保險公司的興起，改變才真正發生。銀行必須看起來宏偉又富有。因而，銀行通常是古典風格的石頭建筑，以彰顯其安全與可靠。否則，人們會擔心銀行沒有資金，他們無法拿回自己的錢。與銀行一樣，到十九世紀中期，人壽保險公司同樣需要告訴公眾他們的存在與安全性。

對我來說，其他的重要原始材料包括一些解釋保險買賣的手冊。保險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圍繞著專業知識而組織起來。這一點也導致它具有跨國性。保險行業總是告訴政府不要干涉他們，因為只有承保人才真正理解他們的行業，而對此知之甚少的政治行動者只會制定惡法，做出錯誤的政策決定。這樣就形成了政府不應干涉自由市場的觀念。我要闡明的是，這不是那些人的想法，也不是那些人所處的世界。那是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一個專家的世界，一個知識的世界。這種知識自有其價值，并且具有政治影響力。

您正在寫作的政治經濟史著作，談論的其實是文化、政治、制度和共同體。身處經濟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交叉的領域，您能夠與學術共同體的不同群體對話。您認為政治經濟和資本主義史的關系是怎樣的？

漢娜·法伯：我想把這些領域融合在一起，換一種說法來講述這個故事。我試著在里面加入一些數據。我想對文化史家說，這個龐大的經濟產業對文化和政治生活發揮了重要影響。我也想對經濟史家說，看看文化、專業知識和政治創造價值的方式。講述這個故事是一件值得挑戰的事情。人們如何相信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具有它所宣稱的價值，這個問題讓我著迷。我現在正在寫作的章節，講述的是美國保險公司創造了多少資本，具體而言，美國國內創造了多少新資本，美國又吸收了多少已有資本。

當然，答案在某種程度上是模糊的。我們很難對此進行量化。我們需要一種好的敘事手段來講述這個故事。準確地來講，我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談論公司如何建立，并揭示為了獲取大量的資本回報，投資者向公司投入何種價值。

資本主義的歷史常常講述資本主義的起源，或者資本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現存世界。與之相反，我考察的是微妙而有趣的政治運動，資本和起協調作用的海上承保人群體（一群經驗豐富的資本家）的專業知識，在其中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

我們采訪過瑪莎·豪厄爾（Martha Howell）教授，她提到經濟史領域大多為男性主導。您與這個學者群體進行學術對話時，您有這種感受嗎？

漢娜·法伯：現在大部分經濟史研究都由經濟系完成，過去可不是這樣的。這一變化發生在大約半個世紀以前，那時候，歷史系的許多學者寫作了敘事色彩更濃的經濟史。經濟系的文化全然不同。他們總是高聲爭論，這讓很多歷史學家覺得驚恐，無論他們是什么性別。這是兩個系之間的文化差異。美國的教育系統也存在問題，沒能讓女性在學習數學時充滿自信。我們把這咄咄逼人的語調和這個國家數學教育性別失衡的現實聯系起來。在旁觀者看來，男性占據了經濟系的主導地位，氛圍嚇人。

我從來沒把自己當作經濟史家。我探究的也不是經濟方面的問題。當初撰寫學位論文的時候，我感興趣的是傳奇歷險、掠奪船只和海盜的故事。就我現在的理解，我講述的是一個關于制度的故事，只不過為了準確地表述，我需要做一些計算工作。

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我有幸獲得了費城圖書公司（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提供的博士獎學金，參與了“早期美國經濟和社會項目”（Program in Early American Economy and Society）。特拉華大學歷史學教授凱茜·馬特森（Cathy Matson）是該項目的導師。終其一生，她都在與經濟史家打交道，為那些把經濟史和社會史聯系起來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包容、友好的空間。當然，研究者在這個空間里也會受到嚴厲的批評與質疑。這段經歷幫助我思考如何向不同領域的人們解釋我的研究主題的重要性，也使我明確自己要為學術對話提供什么創見，以及在哪些方面還需求助別人。這個學術共同體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北京大學姚念達和復旦大學劉雨君參與了后期的校對工作，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