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美國的軍事、對外戰爭與智庫的關系，就不得不提蘭德公司。蘭德公司以其富有獨立性、前瞻性、預見性的戰略研究，成為美國智庫界的翹楚之一。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反恐戰爭、未來戰爭，蘭德公司的報告成為五角大樓采取行動的理論來源。

早期蘭德

正如托比·馬奎爾在紀錄片《行動中的理念：蘭德60年》中所言，“蘭德源自復雜世界中的一個簡單理念”，二戰結束后數月，這一簡單理念就見諸于西奧多·馮·卡門完成的一項名為“蘭德空軍工程”的報告之中。隨后，美國陸軍航空隊在道格拉斯公司組建了一個研究發展辦公室，這就是著名的“研究與發展計劃”，或稱“蘭德計劃”，蘭德（RAND）就是“研究與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兩詞的英文縮寫，表明了它的創立初衷。1948年5月14日，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蘭德從道格拉斯公司中脫離出來，成為一家獨立的非盈利性研究機構，旨在“通過促進和推動科學、教育和慈善事業的發展，維護美國的公共福利和國家安全”。

早年曾有一個關于蘭德公司的坊間傳聞，說在朝鮮戰爭一觸即發之際，寂寂無名的蘭德以500萬美元的高價，向五角大樓兜售自己關于朝鮮戰爭的研究成果。這個研究成果只有區區七個字——“中國將出兵朝鮮”。五角大樓一開始并不買賬，認為蘭德公司的要價太高，未予理睬。然而，隨著戰事的發展，中國果然出兵朝鮮，蘭德公司的預測竟一語成讖，此時的五角大樓追悔莫及，朝野上下一片嘩然，蘭德從此聲名鵲起。然而，這個在中國口口相傳、流行甚廣的故事，卻并未得到蘭德公司的確認，也沒有出現在蘭德的公開出版物上，所以很可能只是一個傳言，而并非事實。實際上，早期的蘭德公司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它只是軍方的一套“冷班子”，這或許可以從它總部的選址遠離華盛頓的政治中心窺見一斑。但這并不妨礙蘭德公司與美國國防部的密切聯系，以及吸引眾多那個時代最負盛名的研究人員，包括伯納德·布羅迪和托馬斯·謝林等。

1960年代，隨著越南戰爭日趨白熱化，美國已經深陷其中、難以自拔。面對曠日持久的戰爭，反戰浪潮此起彼伏。丹尼爾·艾爾斯伯格于1959年加入蘭德公司， 1964年受聘于五角大樓，以國防秘書處分析員的身份為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服務。他接觸到了大量反映越戰真相的文件，這些文件揭示了政府高層如何為了政績和私利，把美國推入戰爭，并造成了大量美國官兵和越南平民的傷亡。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刊登了被命名為“五角大樓文件”的國防部絕密文件，曝光了政府的丑聞。隨后，艾爾斯伯格被聯邦調查局逮捕，他被美國法庭控以利用職務之便泄露絕密文件等12項重罪。蘭德公司也因此受到牽連，一些合同協議被終止。但尼克松政權在水門事件后倒臺，迫于輿論壓力，艾爾斯伯格被無罪釋放，成為了美國人心目中“敢于說真話”的反戰英雄，也標注和闡釋了蘭德公司對智庫獨立性的理解。

1970年代，蘭德經歷了多樣化業務拓展的階段，關注的領域也從軍事戰略轉向教育、城市犯罪和社會發展，并與紐約市政府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以便開展這些帶有創新價值的議題。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恐怖事件之后，蘭德率先提出了一項關于國際恐怖主義的研究議程，迅速在一個新的、越來越重要的研究領域占據領先地位，同時建立并領導了一個由負責對付恐怖主義的學者和政府官員共同組成的國際網絡。

里根總統上臺后實施了縮減公共開支計劃，使得蘭德公司的多樣化運營進程受阻。根據讓-盧普·薩曼（Jean-Loup Samaan）在《蘭德公司：1989-2009》一書中的記載，軍事研究重新成為蘭德公司的主導業務，在1980年代，軍事研究的經費支出大約占用了其預算的80%。1984年，蘭德公司被要求提供第一個關于戰略防御計劃的全面評估，評估包括對彈道導彈的技術成功防御將如何影響威懾和戰略能力、以及盟國的安全利益以及軍備控制等。與此同時，有關恐怖主義的研究也逐步興起。1983年蘭德公司高級顧問布萊恩·詹金斯在接受美國電視臺采訪時表示：“恐怖主義是一種旨在制造恐懼氛圍的暴力行為。幸運的是，這世界其他角落已經發生的恐怖襲擊戲碼直到今天還沒有在美國上演。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會一直免遭襲擊，這一切有可能正在醞釀之中。”這段話恰好可以看作是對18年后發生的“9.11”恐怖襲擊做出的預言和先見。

“9.11”事件之后

1990年代的蘭德在各部門之間的預算斗爭中度過，但對于恐怖主義的研究卻總能使各部門暫且擱置眼下的預算斗爭，在全球反恐戰爭的研究中，集中力量建立標準化的研究方法，并引入一些新的見識，以避免落入冷戰的慣性思維。其中的一個重要見識是對恐怖主義威脅來源的認知，美國意識到，與冷戰時期的大國博弈和軍備競賽有所不同，未來恐怖主義的威脅不是來自于國家，而是來自于非國家，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這個重要觀點集中體現在哈佛大學教授、卡特政府前國家安全理事會成員塞繆爾·亨廷頓所著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現已成為全球人文社科專業研究生的必讀書目之一。“9.11”事件之后，蘭德又開始了一項新的工作：將暴力政治運動和伊斯蘭恐怖主義方面的新研究任務，與傳統的蘇聯問題、歐洲安全等研究主題接軌，試圖從應對冷戰的經驗總結中得到反恐戰爭的方法論指引。

蘭德公司的研究格外重視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對參戰人員產生的負面影響。2008年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軍人的心理和認知需求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非政府的評估，發現近三分之一的人報告了精神健康或認知狀況的癥狀。該項目促使人們關注大量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嚴重抑郁癥和可能的腦損傷的退伍軍人，以及數十億美元的相關社會成本。2011年，鑒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執行任務的漫長而多次的旅行，對許多美國武裝部隊成員造成了包括可能導致自殺的壓力，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對軍隊內部的一系列自殺預防計劃展開審查，揭示了陸軍、海軍陸戰隊、海軍和空軍在處理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蘭德公司呼吁改革整個軍隊的預防計劃，并采用一套最佳實踐的標準方法。2014年，蘭德在一份關于美國退伍軍人生存現狀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美國目前大約有550萬的退伍軍人，包括110萬在“9.11”之后服役和退伍的軍人，由于戰爭導致精神和身體殘疾退伍軍人人數急劇增加，但他們的護理需求難以得到實現。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通過對軍事護理人員的調查發現，為了滿足他們的日常需要，許多人依靠家人或朋友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務，竟為國家節省下了數百萬美元的健康和長期護理費用的非正式護理者。在蘭德的呼吁下，殘疾退伍軍人的護理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

隨著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網絡空間的未來戰爭在蘭德公司的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數學家出身的馬丁·利比基于1998年起任職于蘭德公司，主要從事信息技術及國家安全方面的分析研究工作。2007年利比基出版了《征服網絡空間:國家安全與信息戰》，書中給出了一份細致的術語盤點，包括信息戰、網絡戰爭、心理戰爭等，并建立了網絡空間的學說框架。目前，蘭德公司全球風險與安全中心主任安德魯·帕拉西利蒂正在主持一項名為“安全2040”的研究，旨在預測技術、人員和思想如何塑造全球安全的未來。作為這個項目的一個子項目，研究人員正在探究諸如“人工智能有可能顛覆自1945年以來幫助世界免于核戰爭的核威懾嗎？”的問題，研究認為，“人工智能的驚人進步加上無人機、衛星和其他傳感器的擴散，使各國有可能發現并威脅對方的核力量，引發了世界主要核大國之間的一場新的軍備競賽，人類需要擔心的不是好萊塢大片中的殺手機器人，而是計算機如何挑戰核威懾的基本規則，并引導人類做出毀滅性的決定”。由此產生的一個對未來的聯想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將極有可能對現有國際秩序產生顛覆性的改變。

拜訪蘭德

2018年下半年，筆者有幸來到位于美國加州圣莫妮卡的蘭德公司總部，與國際項目主任羅賓·梅利等研究人員展開面對面的交流，了解到當前蘭德公司在運營管理上的一些變化。蘭德公司在智庫定位表述中，力圖淡化了與軍方的聯系，而是突出應對公共政策的挑戰，致力于協助推進全球社區的安全、衛生與繁榮事業，盡管蘭德公司的資金來源仍然高度依賴于美國政府和軍方。從2017年蘭德3.19億美元的收入結構看，來自美國國防部、空軍、陸軍和國土安全部的占比分別達到21.87%、20.74%、15.34%、13.74%，另外衛生和公共服務部及其他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資金占10.01%，這表明蘭德80%以上的收入是來自美國政府和軍方的，這一點與布魯金斯學會等收入來源高度分散化的其他美國智庫截然不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蘭德如此強調研究方法的標準化，甚至比一些大學更為強調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為了加強理論研究與對策研究的融會貫通，早在1970年蘭德就成立了帕迪蘭德研究生院，成為世界“政策分析”專業博士學位的主要授予點，這在美國其他智庫中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學生在校學習期間，一般由多名項目負責人共同擔任導師，除了正規課程以外，蘭德還要求其博士生必須完成規定天數的政策項目的實習任務，接觸蘭德的各個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和各類客戶，通過“干中學”積累實戰經驗。

蘭德公司還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成果評審機制，包括內部評審和外部評審機制，以確保研究的質量和獨立性；在對外宣傳方面，蘭德也十分強調智庫運行的獨立性和透明度。此外，蘭德仍然保留著一些嚴格的來訪制度，比如來訪者必須提出充分理由并提前預約登記，訪問期間可以拍照但照片內不允許有門窗，等等。蘭德總部的建筑設計也是匠心獨具，從空中俯瞰蘭德公司就像是一只眼睛，休息區的地面上還布置有國際象棋，這些設計細節象征著蘭德公司在戰略研究方面的預見力，這些充滿智慧的預見力充分體現在蘭德發布的各類報告之中（見附表）。

根據最新統計，目前蘭德匯聚了來自40多個國家的1850名員工，其中53%（1175人）擁有博士學位、38%擁有碩士學位，覆蓋了從數學、運籌學、統計學到政治學、經濟學、商科和法律、藝術和文學等多種學科，它們共同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組織的廣度和深度。2017年蘭德公司為350多家客戶開展研究工作，包括政府機構、國際組織和基金會；完成了650個新項目，產出900多份出版物，包括含460份蘭德出版物和450篇期刊文獻，這些文獻都可以在蘭德網站閱讀或下載，并獲得了850位捐贈者的資助。

(本文作者李凌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副主任）

附：歷年蘭德公司重要研究報告及其主要議題（1946-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