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最高法院先后落地了兩大改革舉措：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和國際商事法庭。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注意到，前者通過在最高司法層面統一審理技術性知識產權上訴案件，傳遞了中國法院保護知識產權的決心；后者則通過建立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平臺，旨在創造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澎湃新聞專訪了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羅東川，與他探討了有關“平等保護”原則在知識產權領域及國際商事審判中的理解和實踐。

談知識產權法庭：

統一規范裁判尺度，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

澎湃新聞：今年1月，最高法院新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在世界范圍內，中國還是第一家。想請問，這一專業性法庭主要解決什么問題？有何現實意義？

羅東川：知識產權保護在國內外都是一個熱點問題。今年1月，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揭牌，也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知識產權法庭主要審理全國范圍內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壟斷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上訴案件。中國成立這一專業性法庭，標志著知識產權審判工作邁上了新臺階，人民法院司法體制改革進入了新階段。

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是世界首家在最高司法層面統一審理全國范圍內技術性知識產權二審案件的機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重大制度創新，在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設立知識產權法庭的主要意義有三個方面：

一是統一和規范裁判尺度。知識產權效力、侵權兩類糾紛分別由行政無效、民事侵權兩大訴訟程序解決，專利侵權上訴案件又分由各高級法院審理，導致裁判尺度不夠統一。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就是以問題的導向解決問題，實現兩大訴訟程序和裁判標準的無縫對接，從機制上統一裁判尺度，提高審判質效，加大保護力度，提升司法公信力。

二是激勵和保護科技創新。中國正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迫切需要發揮知識產權審判激勵和保護創新的職能作用。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就是以創新的方式保護創新，優化科技創新法治環境，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建設知識產權強國、世界科技強國作出積極貢獻。

三是營造優質營商環境。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就是以改革的思維推進改革，依法加強對中外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知識產權的平等保護，促進形成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提高二審法院層級，推廣遠程視頻質證、出庭

澎湃新聞：我們也關注到，知識產權法庭建立后改變了現有的知產案件訴訟程序，這是否意味著以后會專門制定適合知產審判的程序規則？

羅東川：2018年10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專利等知識產權案件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決定》，就知識產權法庭設立后有關案件訴訟程序問題作出特別規定。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于2018年12月3日審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知識產權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對上述特別立法予以細化。

2018年12月27日，最高法院下發《關于做好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設立以后專利等上訴案件訴訟程序銜接工作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程序銜接實際操作層面的有關問題。基于上述法律、司法解釋等，知識產權法庭設立后有關訴訟程序問題逐步明晰。

我們知道，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都實行兩審終審制，一個知產案件經過兩級法院的審理就產生法律效力。過去，技術性案件一般都是在知識產權法院和有關中級法院一審，高級法院二審，只有申請再審和再審才到最高法院。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專利等知識產權案件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進行了修改，對于知識產權法院、有關中級法院審理的涉及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壟斷等專業技術性較強一審案件，一審裁判做出后，如果當事人不服，可以直接上訴到最高法院。

也就是說，這些案件可以不經過地方高院而直接上訴到最高法院，這是我們訴訟制度上的一個重大的變化。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針對知產案件的管轄范圍、審理方式、工作機制都做了相應的規定，今后還會進一步完善。比如，在審理方式上，我們將加強信息化建設，更多運用遠程視頻示證、遠程證人出庭等方式。同時，我們還要加強審判規律、典型案例、類案檢索等方面的經驗總結和推廣，確保裁判更具權威性、指導性，代表最高法院水平。

談國際商事審判：

糾紛呈上升趨勢，強調“平等保護”

澎湃新聞：2018年6月底，最高法掛牌成立國際商事法庭，過去一段時間，國際商事法庭有何作為？

羅東川：國際商事法庭是黨中央布置給最高法院的另一項重要改革任務。

從成立背景來講，國際商事法庭也是為了進一步適應改革開放的需求。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穩步推進，我們有大量的內外投資來往，相應的司法保障也要跟上，這一法庭的成立就是給國內外當事人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一站式”糾紛解決方式。

去年6月，最高法院在深圳和西安分別成立了第一國際商事法庭和第二國際商事法庭，我們集全院之力從不同的審判庭，選任了一批學識廣博、業務精湛、審判能力強的法官來擔任國際商事法庭法官，去年已經任命了兩批。同時考慮到國際商事法庭的權威性，我們首倡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制度，從15個國家和地區聘任了30多名專家委員，都是國際上頂尖級的，來為當事人提供調解、咨詢等服務，特別是涉及相關域外法律適用問題時，我們法官可以通過規定程序向專家咨詢意見，確保法律適用的準確。11月，我們還發布了《關于確定首批納入“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國際商事仲裁及調解機構的通知》，同時正式發布國際商事法庭運行的兩個配套文件《國際商事法庭程序規則（試行）》《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工作規則（試行）》，并正式施行，標志著訴訟、仲裁、調解有機銜接的“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已經正式落成，進入運行階段。

另外，國際商事糾紛還要注重效率，我們在制度設計中明確規定，專家委員會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對糾紛進行調解，這也是一項創新的制度，利用專家的權威性，更好地解決糾紛，給當事人更多的選擇。

除了調解，國際商事法庭還注重對仲裁的支持。總之，在國際商事糾紛中，當事人愿意選擇哪種方式，就采取哪種方式解決，最大限度發揮調解、仲裁和司法裁決各自的作用。這個舉措得到國際上的高度認可，這也是我們服務改革開放，推進中國司法改革的一大成果。

澎湃新聞：近年來，涉外民商事審判面臨怎樣局勢？

羅東川：這些年，國際商事糾紛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國際商事糾紛和整個國際經貿形勢也是密切相關的，雖然現在的國際經貿活動遇到一些困難，比如單邊貿易保護現象加劇等，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逆的。

我們高度重視涉外民商事審判工作，目前已有了長足發展，有專門的審判機構來負責涉外民商事審判以及海事審判，這種專業化的審判對我們整個投資環境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解決國際商事爭端中，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是平等保護。國際商事法庭將恪守平等保護的理念，準確適用國際條約、國內及域外法律，以及國際慣例，維護和鞏固中國司法的國際公信力。也就是說，涉外民商事審判要經得起國際上的檢驗和歷史考驗。

慎用“公共利益保留”，不能視為“大口袋”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國際商事法庭所作出的判決，不一定能夠在其他國家得到承認和執行。為此，我們做了哪些努力？還有哪些差距？

羅東川：司法裁判權與國家主權密切相關。從法律上來講，中國法院的判決在中國域內能產生法律效力。如果要在域外產生效力，就存在一個域外法院是否承認、執行的問題。近年來，中國法院的判決在域外被承認和執行的實例越來越多，將來應該會更多。我們將積極參與推動相關國際公約的簽訂，繼續推進司法交流合作，通過簽訂備忘錄、倡導互惠等形式，促進判決在域外承認和執行。

域外仲裁裁決要在中國發生法律效力，也會面臨承認和執行的問題，審查的職責也是由法院來承擔。中國加入《紐約公約》后，恪守條約義務，承認和執行了大量的域外裁決。對不予承認和執行的，也是嚴格尊重《紐約公約》規定的標準。

澎湃新聞：在國際商事爭端中，“公共利益保留”被視為一項兜底條款，但這一條款也被指存在司法的不確定性，或有被濫用的可能。在您看來，是否還有完善空間？

羅東川：無論是一國國內立法，還是有關的國際條約，“公共利益保留”都是一個重要條款。它主要是指，如果一國法院適用外國法或國際慣例，或者承認域外裁決、外國法院判決時，其結果將損害一國公共利益、公共政策時，允許該國不予適用、不予執行。一些國際公約比如《紐約公約》，即明確允許一國以此為由不予承認和執行外國裁決。

但與此同時，在國際商事審判中，我們對這一條款的執行要非常慎重，不能把它視為一個“大口袋”，一定要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嚴格作限縮解釋，不能濫用。

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公共利益保留”的濫用會損害司法公正，反而不利于根本利益的保護，不利于法治權威、司法公信力的建立。我們也一直堅持，除非是與我國的公共秩序、國家重大利益存在沖突，否則我們不會輕易適用“公共利益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