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每年的全國“兩會”都會有代表提交關于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的提案或議案。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副主席謝茹指出，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改善留守兒童家庭教育不足的現狀。來自湖南代表團的全國人大代表成新湘提出幫扶留守兒童，要提升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水平。

根據民政部對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的數據，截至2018年8月，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人。這一主體因數量大與弱勢地位等群體特征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兩會代表的提議，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但治本之策在于監護人的教養方式，以及學校、政府、社會組織的多方配合。

當前研究者與政策部門普遍將農村留守兒童所出現的問題歸結于留守本身，將留守兒童等同于問題兒童，甚至出現談留守色變的態勢。在這一視角下所開出的藥方自然趨向在改變留守狀況上做文章。

結合近年的農村調研經歷，筆者認為當前對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存在很多誤識，我們首先要清晰何為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的主要問題，其次要分析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出現的原因，最后我們應站在農民家庭主位的立場提出相應的建議與對策。

一

農村留守兒童的出現為全國性打工經濟興起的產物，從時間節點上看打工經濟興起時間大致在20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改革開放之后，由于不同區域的交通條件、市場區位、人力資本以及工業基礎等條件的差異，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均衡，總體上形成了以長三角、珠三角等為代表的東部沿海幾大經濟帶，廣大的中西部村莊因本地就業機會匱乏使得家庭中的年輕人普遍選擇到東部沿海務工，他們普遍將自己年幼的子女交由父輩撫育，相應的他們的子女也就被稱之為留守兒童。

從農民家庭的整體發展來看，年輕人外出務工，中老年人照顧孫輩與務農，即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農民家庭生計模式能夠最大化地利用家庭勞動力以實現家庭積累。

農村留守兒童出生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他們有機會通過電視網絡接受到來自現代城市與西方社會的文化觀念，另一方面隨著農村家庭收入的提高生存境遇普遍改善，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推動農村生育結構由多子化向少子化轉變，內外因素的結合使得這一時間段及以后出生的兒童的自我意識相較于之前的兒童得以更大的發育。筆者在與很多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人接觸中得知，他們普遍感嘆現在的小孩子與以前不同，現在孩子的想法更多，更加積極主動地表達自己的訴求與喜好。

從兒童需求發展角度來看，出生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的兒童普遍期望與監護人之間的關系為平等主體的協商，相較于日常生活照料，兒童在情感層面的溝通交流的需求提高，溝通涉及到對兒童日常行為、學業表現與內在心理等多方面的引導與回應，傳統的簡單粗暴的管教方式為兒童所抵觸與排斥，進而會起到推漲兒童叛逆的負效用。

兒童需求發展的變遷要求監護人對教養方式予以調適，進而對監護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需要監護人有耐心、會傾聽、懂得照顧孩子的情緒感受與回應孩子的訴求。監護人需要將自身角色從之前的高高在上的長者轉向平等的朋友，這樣才有利于拉近他們與孩子的距離，建立起親密信任的關系。

當監護人未能主動轉變教養方式或缺乏與新的教養方式要求相匹配的能力，兒童的心理訴求就會無法得到回應，他們的內心想法缺少能夠理解的人，性格就會趨于內向與缺乏安全感。長此以往，一些心理更為敏感與脆弱的兒童就可能產生厭學情緒與越軌行為，引發一些極端事件。去年12月湖南沅江市泗湖山鎮12歲男孩親手殺死了她34歲的親生母親。孩子小時候主要由祖輩撫養，母子關系疏離，專制型的教養方式遭遇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最終釀成悲劇。

總結一下，當前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與一般兒童教育的普遍性問題相近，即主要為在需求層面的為他人理解、尊重與認可的問題，當這一環出現問題之后就會進一步向學習表現與日常行為等方面延伸與擴散。

二

我們從兒童需求發展角度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出現主要受到監護人的教養方式與教養能力這兩個因素的影響。

相較于非留守兒童，當前留守兒童的撫育主要交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老年人普遍秉持傳統的教養方式，在對孫輩行為引導上以直接的說教為主，另一方面撫育孫輩的重點放在對他們的生活照料上，在很多老年人看來只要保證孫輩吃飽穿暖即可，由于老年人在教養方式與教養能力上與兒童的需求產生錯位，使得留守兒童的情感需求與內心想法更易受到忽視。一般而言在，父母親自撫育兒童要比老年人更有耐心，隨著他們接受現代文化觀念的增多他們主動調整養育方式的幾率也就更大，以及一定程度上增強回應孩子情感需求的能力。

很多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已經認識到傳統教養方式無法奏效且存在很大的不足，他們已在積極摸索與嘗試新的教養方式，只是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比較低對自身的教養方式構成了較大的限制。因此，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癥結在監護人所堅持的教養方式與教養能力能否與兒童需求相匹配，相反并非因留守而產生，留守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而非問題形成的根源。當前農村社會無論是父母還是老年人撫育兒童都在教養方式與教養能力上距離兒童發展需求有著很大差距，二者的差別主要在于程度上，總體上由父母撫育兒童在日常交流與行為引導上要好于隔代撫育。

三

在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家庭選擇以代際分工的形式拓寬家庭收入來源以此增強家庭積累能力從而實現進城定居生活具有現實合理性。站在農民家庭主位立場角度破解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關鍵在于引導監護人轉變教養方式與增強教養能力，為此需要政府、學校與家庭等多個主體協同參與。

首先，應加強對家庭監護人轉變教養方式的宣傳，讓監護人認識到調整教養方式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當前農村家庭尚有一定比例的監護人堅持傳統教養方式，甚至一些仍以粗暴的打罵方式對兒童進行教育，導致兒童出現心理焦慮緊張與封閉等問題。對于老年人而言他們更多著眼于生活照料，對孫輩的情感需求則比較忽視，在他們看來這一方面的需求并不重要。

政府應積極運用各種現代媒介強化對農村留守兒童監護人的宣傳與引導，勸導其對待兒童要有耐心，學會傾聽，注重與孩子的溝通交流。學校則可以在面對面開家長會以及在微信群中等進行新的教養方式知識的宣傳。

其次，重點在于培養與增強家庭監護人的教養能力。很多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人已經意識到傳統教養方式存在很多問題，他們有著轉變教養方式的意愿，但關鍵缺乏與之相匹配的教養能力，一些家庭主要通過上網查找資料學習與孩子溝通的技巧以彌補自身這方面知識的不足。

對此，政府可運用現代技術，將新的教養知識通過微信等方式推送給監護人，并為監護人提供答疑解惑的線上指導。政府還可將符合兒童需求的教養知識制作為視頻，以方便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庭監護人學習與吸收。對那些不會運用網絡的監護人，則可通過學校印發一些紙質材料方便他們學習或由學校組織他們觀看視頻。此外，政府還可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如專業的社工組織，由這些社會組織負責向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人教授新的教養知識。

再次，政府聯合網絡服務商，為進城務工人員與其子女進行視頻交流提供一些低廉的資費業務，降低他們的經濟成本。現代可視化網絡技術的運用一定程度上能夠方便進城務工人員與他們子女保持情感互動，有助于他們及時掌握孩子的情況與心理，以彌補雙方因不在一個共同生活場所帶來的疏離感與陌生感。留守兒童都希望父母能夠陪伴在自己身邊，通過網絡技術能夠拉近雙方的心理距離，進而為父母因勢利導的教育孩子創造條件。

最后，學校需要對老師進行專門培訓，在保障老師具有一定管教學生權力的同時引導老師以學生更易接受的方式進行教育。在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人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學校應承擔起教育學生的主要責任，老師在與學生交流時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注重培養學生學習的認知能力之外更要注重培養學生與人交往的非認知能力。對少數心理上存有一定問題的兒童，老師應積極介入進行心理輔導，同時通過開設一些課程與活動為學生提供緩解壓力與緊張的減壓閥。

（作者班濤系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