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節過后，中國用工市場又現“招工難”。廣東作為制造業與用工大省，“搶人大戰”仍在持續。

筆者3月6日走訪了由佛山市人力資源公共服務中心主辦的2019年春季“汽車/機電工程/機械及裝備制造業”專場招聘會，搜集的數據顯示，過去6個月在佛山市政府才網登記的裝備/制造業企業的用工需求總量將近9000人，而求職者供給總量不到500人。雖然不排除企業通過現場招聘或者學校招聘等其他方式招工，但是這樣懸殊的需求-供應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制造業發展的困境。

2004年以來，東南沿海地區頻繁出現“用工荒”問題，普通農民工的工資持續上漲。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2年農民工名義月工資從1340元增長到2290元，年均增長率17.7%；而“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也表明農民工的名義工資從2010年的2215.7元增長到2013年的3248.6元，增長率為15.5%。這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這是勞動力市場的重大轉變，使企業的發展面臨嚴峻的招工難、用工貴等問題。

根據聯合國的人口預測，早在2010年中國15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開始絕對減少，然而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勞動力總量充足，缺的是“合適的”勞動力，因此企業的“用工荒”并不是勞動力的絕對短缺，而是結構性短缺。

筆者過去十年一直觀察和研究農民工問題，認為相比于農民工數量上的絕對短缺，結構性短缺更需要重視，尤其是知識技能結構和年齡代際結構這兩個方面對中國制造業可持續、有競爭力地發展影響巨大。

產業升級中的知識技能短缺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看，人口紅利總是要徹底消失的，當普通勞動者工資迅速上漲，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快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中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比較優勢將會喪失，因此要維持經濟增長必然要求資本替代勞動，即應用新技術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內在動因。因此，國務院2015年發布“中國制造2025”戰略，推進中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型。

在落實這一系列新發展理念和戰略中，中國制造業的轉型路徑逐漸明晰，即通過以“機器換人”和工業互聯網為主要內容的企業自動化、信息化改造來促進生產方式的變革。以珠三角為例，東莞市政府設立“機器換人”專項資金，從2014年起，每年出資2億元，連續三年共6億元支持企業實施“機器換人”，最高補貼比例可達設備總額的15%；佛山市政府在2015年制定了《佛山扶持企業推進機器換人實施方案》，每年出資5300萬元用于企業開展機器換人，企業購買成套自動化生產線和生產系統改造的，最高可獲100萬元的補貼；2018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更是提出要新增應用機器人2萬臺左右，推動3000家工業企業實施數字化改造，引導8000家以上的工業企業實施技術改造。

從微觀層面看，“機器換人”給生產車間帶來的變化具體體現在機器人和其他自動化設備成為生產的主角，導致企業大幅減少普通操作工的數量，并催生出對技能型工人的巨大需求。

以筆者訪談中了解到的一家工業機器人本體生產企業的電機軸生產為例，“原來需要三四個工人，每個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分工操作，而在采用機器人后，只需要一個工人做生產線的看管維護與保養，但是對這個工人的綜合能力要求提高了，他要懂銑打機，要懂車床，要懂磨削工藝，要懂電氣聯調，還要懂機器人，這是一個綜合化和高端化的技能要求”。

但是當前制造業的勞動力主體是農民工，根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重為29.9%，農民工中，未上過學的占1%，小學文化程度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58.6%，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專及以上占10.3%，而接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只占30.6%。

而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課題組的調查發現，大多數農民工的職業技能都不是從專門學校或是職業培訓中學得的，而是自己在勞動中獲得的，主要獲得方式有“本人自學，邊學邊干”（29.9%），“自己拜師傅學習”（24.6%），“通過親戚，朋友或老鄉教的”（14.5%）——即近七成的農民工是通過這些非正規的培訓方式獲得技能的，而通過企業/單位、學校、社會團體或政府組織的正規培訓獲得職業技能的總計比例僅有31%。

由此可見，在制造業自動化、信息化升級的趨勢下，農民工知識技能水平很難適任新興的工作崗位，導致出現企業用工荒與農民工就業不穩定、甚至失業并存的現象，這種基于知識技能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面臨的重大挑戰。目前，工業機器人行業工人的技能形成主要包括企業內部培訓、職業學校教育以及商業培訓機構三種途徑，在這樣的技能形成體制下，農民工要實現“再技能化”并不容易。

同時，當前工業機器人行業技能形成體制還處于起步階段，發展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比如企業內部培訓面臨著培訓出來的技能工人跳槽或被挖角的風險，導致企業進行技能投資的意愿不強；職業技術學校也受到硬件投入不足、設備利用率不高、師資不夠、沒有專門教材等各種問題的困擾，使得學生畢業進入企業后動手能力弱，需要進行二次培訓；商業性培訓機構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而會出現培訓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高昂的學費也會加重工人的經濟負擔，這些都會削弱工人參與培訓的意愿。

農民工的老齡化與“短工化”

澳大利亞學者喬納森·安格（Jonathan Unger）前年來中國調研時很驚訝地跟我說，怎么現在建筑工地上都是五十歲左右、甚至六十多歲的建筑工人，很少看到年輕人。而在制造業，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年輕的女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招工的重要對象，但近年來不管是媒體的報道，還是筆者的調研都可以很明顯地反映工廠里農民工年齡的提高與男工數量的增加，尤其是在從東部沿海地區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廠里。

作為吸納農民工最多的兩個產業，建筑業和制造業工人年齡結構的變化側面反映了農民工正在老齡化的現實。《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平均年齡不斷提高，2017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9.7歲，比上年提高0.7歲。從年齡結構看，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52.4%，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1.3%，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自2014年以來比重提高呈加快態勢。

不但是年齡結構的改變，農民工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也呈現出代際差異，這可能對企業用工帶來的影響更大。2010年接連發生的富士康工人自殺與南海本田工人停工事件將新生代農民工帶入公眾視野，也啟發了不少學者開始研究他們會對中國的勞資關系與社會治理帶來哪些沖擊與改變。因為新生代農民工跟第一代農民工有著很不一樣的生命生活體驗，比如說他們基本上告別了農業生產活動，而且是在城市消費主義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因此他們對職業發展有更高的預期，不太愿意忍受傳統制造業工廠那種枯燥乏味、管理嚴格、工資又低的工作。有學者認為對互聯網的熟練使用讓新生代農民工得以便捷地獲取法律法規知識，因而增強了維權意識，而且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通過社交軟件進行組織動員，發起集體行動。

對企業來說，因年齡代際原因造成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主要體現在：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對在工廠工作、生活的要求提高，有不滿意的地方或者受了委屈立馬用腳投票。筆者近期在企業調研時也時常被告知現在的工人不好管理，對他們來說多個三五百的工資好像并不在乎，不高興了就走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也揭示出“短工化”已經成為中國農民工的就業趨勢，他們大多“干不長、頻跳槽”，“發展空間小、努力成效低”。

另一方面，不同于因“機器換人”而被擠出制造業工作，愈來愈多的新生代農民工主動放棄制造業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和大神”。筆者去年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場調研，發現盡管周邊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都在招工，但這些“大神”們根本不愿意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神”說這些廠“沒有最黑，只有更黑”。當時一家電商物流公司正在招倉庫搬運工，通宵12小時260元，負責人一邊招呼一邊收身份證。對“三和大神”來說，這就是坊間盛傳的“做一天玩三天”的工作。

客觀上看，新經濟的發展確實為農民工在制造業之外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快遞小哥、外賣旗手、網約車司機等工作看起來時間自由、工作靈活、收入也不低，據報道全國外賣騎手高達700萬，全職工作的不下百萬，騎手們工資七八千，這跟制造業企業的“招工難”、“用工貴”對比起來真是強烈的反差，凸顯出中國制造業長遠發展的困境。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國家已經在制造業建立起相對完善的法律與制度保障體系，勞動合同、社會保險、最低工資等對農民工的保護措施覆蓋面較大，但是在新經濟行業，這方面的制度建設還需要一段時間，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亟待依法規范。

總的來說，在生產全球化與新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面臨著東南亞后發國家的低成本競爭以及歐美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雙重挑戰。制造業作為大國參與全球產業競爭的角力場，中國不可能錯失這一經濟與科技發展機遇，唯有通過轉型升級來不斷提升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增強國際競爭力。因此，正確分析和務實應對勞動力市場變化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帶來的挑戰至關重要。

筆者認為，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從政策層面不但要通過調整生育政策來緩解老齡化的趨勢，從數量上增加勞動力供給，而且要多管齊下改善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通過優化技能形成體制來提高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并采用市場化的激勵手段吸引新一代技術技能工人投身制造業強國建設。

[作者許輝系弗里得里希·席勒（耶拿）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