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奧斯卡最佳電影《綠皮書》的爭議還在發酵。

《黑色黨徒》導演斯派克·李在頒獎半途退場，尖酸刻薄地留下一句：“每當有人開車，我就會輸。”（斯派克·李的上一部作品《為所應為》輸給了《為黛西小姐開車》）。美國黑人網友在《綠皮書》獲獎后，更是直接發推嘲諷：“哪里是《綠皮書》？我看這是《白皮書》。”

研究過今年“申奧”影片，會發現《綠皮書》引起爭議無可厚非：并非自己不優秀，實在是競爭對手太強大。不談《羅馬》《寵兒》，《黑色黨徒》和《綠皮書》的結構極為相似，都是黑人+白人的雙男主結構，都討論種族問題，導演斯派克·李是著名黑人導演，《黑色黨徒》還獲得戛納評審團大獎。

對于《綠皮書》的質疑，最常見的就是“政治正確”。有趣的是，這兩年奧斯卡審美轉向保守后，影迷再次提出質疑，“政治正確”又變成了輿論中的“政治不正確”。戈達爾說，必須政治地去拍電影，而不是將政治拍成電影。當影片被放入輿論的坐標系，打上濃墨重彩的政治符號，它的形式、結構和價值觀，已經作為政治的一部分存在。

“政治正確”從來不是限制好電影誕生的理由。作為電影，《綠皮書》有許多令人稱道的優點，無論喜歡與否，你得承認它有理由拿下這座小金人。影片宛如一篇滿分高考作文，起承轉合十分精致，絕無一秒鐘的閑筆。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橋段設計，仿佛都在搖旗吶喊說著我要奧斯卡。黑人唐的威士忌，白人托尼的炸雞，大提琴和小提琴手的三重奏，每一個符號都在影片中游走，偶爾不經意間出現，嚴絲合扣，直奔觀眾的笑點和情感高潮。

故事設定在1962年，美國種族沖突最激烈的時間。身為黑人的音樂家唐堅持要去種族歧視嚴重的南方，幸好有托尼和綠皮書。在黑人旅行指南《綠皮書》的指引下，兩人艱難地開始了南方之旅。

在美國，以貌取人和種族歧視都是大忌。在中國能夠隨意問出的“你是哪里人？”，在美國必須小心謹慎，更不能隨意開“地圖炮”。有關膚色的問題更是敏感，大學面試或找工作時，只要報出自己的非裔身份，就能獲得明顯優待，所有人都害怕被扣上一頂“有色歧視”的帽子。在沖擊奧斯卡時，關于人種平權的電影也自帶光環，《月光男孩》擊敗《愛樂之城》，《水形物語》擊敗《三塊廣告牌》，近年來，奧斯卡愈發偏愛“乖小孩”。如果把電影比作一根坐標軸，小金人只青睞中央，而不是正負無窮。

《綠皮書》就像是為奧斯卡而生，它摸透了奧斯卡的口味和喜好，唐在片中淋著雨，痛苦吶喊出：“如果我既不黑，也不白，我甚至不夠男人，那我究竟是誰？”與其說它是為種族平權發出的呼吁，更像是直搗每個人深處對自我的反思。電影最為詬病的就是這點，它刻意弱化對黑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殘酷處境，黑人鋼琴家甚至能和南方大莊園主親切握手，面對的問題不過是不能進餐廳吃飯，和上廁所去哪里。事實上，黑人去南方的旅行絕不會像電影中那么溫情，在1882年到1968年這數十年間，有近3500名黑人未經審判就被執行私刑。一般情況下，黑人不敢出門，他們可能面臨來自警察和3K黨無法想象的暴力。導演是精明的，他用現代的眼光重塑了1960年代，讓激烈和哀傷變得更精致平坦，易于接受。

《綠皮書》是一部反映人性的電影，但不該被劃入到種族平權電影的范疇。唐擁有金錢和聲譽，本該是他來拯救游手好閑、言辭粗魯的托尼，可是托尼主導了一切——當唐被無故毆打，被警察監押，亦或是被偷竊財物時，是托尼挽救了一切。他抽煙，酗酒，體格健碩，做事不拘小節，男性氣息濃重，相比之下，連吃炸雞都擔心沾到毯子的唐顯得脆弱敏感，引人發笑。唐對托尼的拯救僅限于寫信，以及不能亂丟可樂瓶等細節，面對這些，觀眾會和熒幕里的托尼一起，嘲弄唐的繁文縟節。如果沒有馬赫沙拉·阿里的精彩演繹，一切還會更糟。阿里對角色的詮釋極為松弛，化解了劇本的刻意設計。

最后，唐和托尼成為了平等的好友，甚至是托尼的家庭接納了唐——這個細節更加令人深思，如果托尼不是高高在上、蜚聲海外的音樂家，是不是就連托尼，這樣一個底層白人，都會對他熟視無睹，甚至飽以老拳？

齊澤克講過一個笑話——一位強大的拉比說：“上帝啊，寬恕我，我什么也不是，不值得你關注！”在他之后，一個富有的商人說：“上帝啊，寬恕我，我什么也不是，沒有價值！”接著，一個貧窮的普通猶太人上前說：“上帝啊，寬恕我，我也什么也不是……”于是富商悄悄地對拉比說：“這個可悲的家伙，他以為他是誰啊，竟敢說他什么也不是？”

《綠皮書》里刻畫的種族同權，宛如齊澤克的寓言。在奧斯卡中屢屢斬獲小金人的黑人電影，是白人對自我的懺悔和救贖，也是白人的視角下，一廂情愿對于種族和解的想象。正如南方莊園主對唐的表面謙恭，背后的心態或許類似于夜色中那座荒涼的廁所。

反觀《黑色黨徒》，李的視角染上的黑色濃重。3K黨被刻畫成一群游手好閑、一無是處的白人，甚至讓來自警局的臥底成了領袖。“我們的毛發旺盛，嘴唇豐厚”的權力宣言也足夠動人，但是影片的前后劇情割裂。臥底身份被拆穿后，影片直接跳至另一條線：黑人反白人組織“黑豹黨”，前后無法銜接，導演噴薄而出的個人表達欲望嚴重影響劇情的流暢。《黑色黨徒》的政治立場比《綠皮書》激烈得多，但在影片在技巧上存在無法掩蓋的硬傷。有網友犀利地評價：“如果斯派克·李把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憤而離席的勁頭拿去拍電影，恐怕會做得更好。”

這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電影的偉大，究竟在于價值觀，還是形式？可以想見的是，隨著奧斯卡審美的日趨保守，大批精致而孱弱的“應試作文”將成為潮流，其中大部分恐怕不及《綠皮書》。當坐標軸兩端的電影數量急劇減少，我們或許會懷念那些沖破日常瑣碎的優美和哀傷，它們激烈生動，粗放而有生命。它們或許不完美，但真實自有萬鈞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