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看到《黃牧甫與王秉恩交往考略（附黃牧甫原色印譜）》，為“秋水齋金石叢刊”的一種。因為印制相當精良，價格又和藹可親，就入手了一冊。拿到一看，有點詫異。全書除序言、后記各兩頁外，共二百二十六頁，由“黃牧甫與王秉恩交往考略”“黃牧甫致王秉恩信札”“《頡頏樓藏印》（黃牧甫卷）”“黃牧甫年譜長編”四部分構成。其中，與書名相同的第一部分才二十頁，除去各種插圖，內容約一萬五千字。第二、三部分分別占十七頁、九十四頁，都是原件彩色影印。第四部分也厚達九十四頁，約六萬來字。

黃牧甫是晚清第一等重要的篆刻家，中國篆刻史上有數(shù)的人物。王秉恩作為張之洞幕僚，在清末曾任廣雅書局提調，對黃牧甫多有提攜、幫助。此書收集的十二通黃牧甫致王秉恩手札為私人藏品，向未在學界公開，對研究黃牧甫的藝術經歷頗有史料價值。《頡頏樓藏印》（黃牧甫卷）原譜一函二冊，為編者自藏物，其中內容也頗不常見。將這些資料公之同好，無疑是一件大功德事。

按學界慣常的思維，此書主體應是第二、三部分黃牧甫的信札和原色印譜。第一部分相當于一個學術性的前言，第四部分年譜才是附錄。既然如此，該書似宜以“《頡頏樓藏印》（黃牧甫卷）”作為題名，或另擬一涵蓋信札和印譜的書名。然而，編者直接以前言部分作為書名，實在未免有喧賓奪主之嫌。

無論如何，該書總共只有一冊，就算書名與內容不符，總還在同一冊上，即使別扭也不至于到十分。最近該“叢刊”又推出一種《陳豫鍾與陳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陳印則〉原色印譜）》，別扭的程度可就更加嚴重了。

與前書相類似，《陳豫鍾與陳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陳印則〉原色印譜）》也由兩部分組成。前面是帶有研究性質的一篇“《二陳印則》及陳豫鍾與陳曼生交游考述”，篇幅三十三頁。然后是《二陳印則》原色印譜。由于該印譜篇幅甚大，原譜為線裝一函十冊，此次影印按“陳豫鍾卷”“陳曼生卷”作精裝兩冊。為了突出效果，編者收集了十四方二陳的印章原石，將印面、邊款的高清照片，以及精挑出來的九十八方印蛻、二十八面邊款放大影印，又單獨編成一冊。

實事求是講，按“金石叢刊”的標準，這套書算是做得十分精彩的。《二陳印則》大約成書于1938年，是現(xiàn)代篆刻家高絡園在輯拓著名的《丁丑劫余印存》的同時，將西泠八家中陳豫鍾、陳鴻壽（字曼生）的印作單行而來的。前四冊為陳豫鍾印，計八十五方、九十二面；后六冊為陳曼生印，計一百一十六方、一百一十九面。這批印雖然在其他出版物中不難看到，但此次影印的底本紙墨精良，輯拓水平相當高。將其加以高清影印，可謂造福藝林之舉。

影印過程中，編者是用了心的。原色影印的效果，完全可以說僅下真跡一等。原書紙張的纖維、印泥的堆積感、邊款的墨色和縮水痕，絲毫畢現(xiàn)。更難得的是該書包括了一些學術性內容。除了前面有一篇研究性序言，分析《二陳印則》原印的來源，以及二陳的往來、交游、異同，還列有“《二陳印則》四家藏印表”，直觀地展現(xiàn)譜中各印的來源，以及在其他出版物中的收錄情況。對每一面印蛻和邊款都作了釋文，書前列有“釋文異體字列表”。

唯一讓人感到別扭的便是書名。上冊明明應該叫“《二陳印則·陳豫鍾卷》”，現(xiàn)在被標作《陳豫鍾與陳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陳印則〉原色印譜）·陳豫鍾卷》。下冊、附冊本來應該叫作“《二陳印則·陳曼生卷》”“《二陳印則·附冊》”，現(xiàn)在印成了《陳豫鍾與陳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陳印則〉原色印譜）·陳曼生卷》《陳豫鍾與陳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陳印則〉原色印譜）·附冊》。如果說，上冊標著《陳豫鍾與陳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陳印則〉原色印譜）》這個書名，里面多少還有一篇同名的文章在。下冊、附冊也叫這個名稱，里面內容與這個書名可是沒有半毛錢關系，不存在任何與二陳交游相關的文字和實物。

況且，該叢書既然叫“金石叢刊”，書名自然應該體現(xiàn)出一些金石味。現(xiàn)在兩種書分別叫作“交游考略”“交游考述”，好像是史學著作一樣。也許想畫龍點睛或出奇制勝，結果卻讓人從書名上難以判斷是金石學出版物，等于反而掩蓋了它自身的特色。

筆者實在想不通編者為何要起這樣的書名。不知是否出版流程上有某種難言之隱。作為讀者，筆者對編者的勞動十分尊敬，也十分感激。在此提出以上的想法，旨在希望編者能把好事做到底。書編好了，索性把書名也起得恰如其分。要不然，寫一篇序言就把它當作專著，而把相關原書當作附錄，那么，寫一篇跟《四庫全書》相關的文章，是否也可以把《四庫全書》當作附錄一道出版？大家都這么做的話，學術界、出版界可就亂套了。

順便說一句。不久前看到一本輯佚書，輯者從各種古籍中輯出一些古書片斷，編在一起，里面除了一篇前言，編者不著一字，可是居然盡得風流，在版權處堂而皇之地寫作“著”。令人不勝駭異。出版物的著作權類型，難道時至今日還能魚目混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