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杜嘉班納“起筷吃飯”廣告涉嫌種族歧視事件之后，中國民眾對于西方品牌及西方媒介展示中的東方形象變得分外敏感。3月3日，老牌時尚雜志《VOGUE》美國版在官方Instagram分享了一張來自攝影師James Perolls的人像作品，模特是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女孩高其蓁，在附文中，《VOGUE》美國版稱其擁有一種“獨特的吸引力”。

高其蓁面部整體缺乏立體感，眼距寬、低鼻梁、細長眼，很快便被國內自媒體在轉述和解讀的過程中引向了兩個方向：一是承襲杜嘉班納“起筷吃飯”事件，認為這是又一次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的種族歧視；另一種方向則重點反對以《VOGUE》為代表的老牌西方時尚媒體以“多元化”為名制造新的審美霸權，將東方人不認為美的面孔轉變為西方刻板印象中的東方“高級臉”。

時尚雜志的“多元化”生意

認為以《VOGUE》美國版為代表的西方時尚媒體，試圖以“多元化”為名攫取新的審美霸權，強迫中國接受類似高其蓁這樣寬眼距、低鼻梁、扁平臉、細長眼為新的“高級臉”，這一指控可能是不成立的，關鍵在于，如今的時尚媒體已經不再具備構建審美霸權的權力基礎。

以處于這次輿論漩渦的《VOGUE》為例。創立于1892年的《VOGUE》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扮演著時尚潮流的引領者角色，一度被奉為“時尚《圣經》”。然而近幾年，因出版行業的衰落、新媒體崛起、奢侈品市場不景氣等外部因素，《VOGUE》已然走下神壇，和其他媒體形式一樣屈從于名人權威。僅2017年，美國時尚雜志價值整體縮水417.5百萬美元，覆巢之下焉有完卵，《VOGUE》只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還要成為各種打著“anti-VOGUE”旗號的新興獨立雜志的活靶子。

2018年9月，流行天后碧昂絲登上《VOGUE》美國版封面，主編安娜·溫圖爾最關心的不是雜志如何看待碧昂絲，而是找誰來寫她才能滿足明星和讀者的需求，雜志本身的意志已然不重要，依賴名人帶動銷量的時尚雜志同其他名人宣傳渠道泯然一體。

2017年，《VOGUE》英國版主編突然換人，被開除的露辛達·錢伯斯在接受采訪中公然批評前東家，坦言時尚雜志不具備獨立性，依賴權威機構和權威人士意志生存。換言之，時尚雜志不再主導潮流，成了社會潮流的追隨者。

錢伯斯的繼任者黑人愛德華·恩尼弗順應時勢，于2018年4月推出了目前為止被認為最能詮釋《VOGUE》雜志審美多元的封面，博得滿堂彩。韓國模特裴尹永代表東亞面孔出鏡，許多人看來，她的相貌仍然體現了西方社會對于東方女性的刻板印象——裴尹永以“木蘭裴”作為社交賬號ID，相貌也酷似迪士尼動畫《花木蘭》中的中國主人公。

權威時尚雜志走下神壇或許只需要一天，但社會對于多元性的接納卻需要一個漫長的歷程。大多數國際具有資歷和權威的時尚刊物起初都是服務于政治上較為保守的白人有產者，隨著成裝市場不斷擴大，時尚產業為了擴大自身影響力開始呼應社會理念的變化，開始“多元化”改革，《VOGUE》也不例外。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風起云涌，1966年美國黑人演員唐耶爾·露娜登上《VOGUE》英國版封面，在時尚雜志尚具備引導社會審美的時代里彰顯價值理念，此后黑人模特登上封面的頻率逐漸提高。

2007年底，黑人總統候選人貝拉克·奧巴馬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有力競爭者，2008年7月，《VOGUE》美國版刊登標題為《時尚是種族主義的嗎？》的文章，認為包括時尚雜志在內的時尚行業缺乏文化多樣性，致力于描繪特定的時尚模板樣貌。此后，體現文化多樣性和審美多元性的模特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時尚領域，多人種模特以集體照形式出現在封面上的情況越來越多。

隨著中國奢侈品市場規模的飛速膨脹，越來越多中國模特登上《VOGUE》海外版封面。2005年，中國模特杜鵑同澳大利亞模特杰瑪·沃德一同登上《VOGUE》法國版封面，從構圖上看，杜鵑不僅需要和白人模特共同出鏡，且在構圖上被置于次要的、靠后的位置。2009年，中國模特劉雯獨立登上《VOGUE》葡萄牙版封面。2013年，中國模特孫菲菲獨立登上《VOGUE》意大利版1月號封面。2015年，孫菲菲的臉成為《VOGUE》土耳其版3月號中國特輯封面的焦點……另外，在主打多樣性主題的封面中，中國模特也成為東亞面孔的代表。2014年《VOGUE》9月號封面和2018年3月號，主打多樣性的封面分別啟用了孫菲菲和劉雯。

孫菲菲、劉雯登上的多樣性主題封面仍然以瘦高模特為主，社會不認同這兩幅封面符合多元定義，背景音來自女權主義運動衍生出的“正視身材運動”（body positive movement）。正視身材運動組織正式成立于1996年，組織認為“美”的概念是社會構建的，不應以破壞個人自信和自我價值為代價，意在減輕女性身材焦慮。2012年起，正視身材運動理念通過社交網絡紅遍全球，成為近些年來主流審美理念，“維密天使”瘦高有曲線的身材不再是美的唯一標準，這才有了前述《VOGUE》英國版多樣性主題封面。

鑒于時尚雜志也不具備引導社會潮流的權力和能力，且又有無法獨立存在的特性，順應社會潮流趨勢成為時尚雜志存活的新形勢。當下潮流的主宰者是互聯網。德國藝術史學家漢斯·貝爾廷在談及臉的消費時，認為：“一種對臉的私人消費正在網上蔓延開來，人們紛紛將自己的臉放到網上供人觀賞，仿佛在參加一場永不結束的虛擬狂歡。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居伊·德波就提出了所謂景觀社會的概念，眼下，舊的公共及私人形式正在被一種作為平行世界而出現的新的景觀社會所取代。”時尚雜志面對的新挑戰是如何在新時代的景觀社會中利用自己的余威。

《VOGUE》美國版的處理模式是推薦世界上各種打破常規的人與事，選擇的對象多半具有挑戰性，斗雞眼、白癜風、肢體缺陷、痤瘡雀斑、肥胖等，都可以被納入到欣賞的視野中來。在拓展人的包容性的目的外，多少也存在一些獵奇的成分。這類展示欣賞具體的個體而不推及群體，它或許能夠體現西方對于東方的刻板印象，但不構成審美霸凌——何況時尚雜志也無力實現霸凌。

簡單回顧時尚雜志的多樣化改革歷史，不難發現時尚雜志每一次偏離既定的五官精致白人瘦子路線，背后都是順應歷史潮流，迎合主流讀者理念。尤其是在時尚權威瓦解后，多樣性本質不過是一樁如何把雜志賣到讀者手里的新式生意經。《VOGUE》美國版的目標讀者并不在中國，借助互聯網傳播到國內引發轟動，最主要原因還是觸及了國人敏感的民族主義情緒。

“起筷吃飯”陰影和文化對抗失利

幾乎在《VOGUE》美國版instagram因高其蓁臉孔卷入歧視和霸權嫌疑的同時，《VOGUE》香港版創刊號封面因為啟用了美國當紅模特吉吉·哈蒂德而引起爭議——吉吉·哈蒂德曾在個人社交網絡賬號上發布視頻中手持東方面孔造型點心，并作“瞇瞇眼”。美國一度用“瞇瞇眼”指代亞洲人，有種族歧視嫌疑，哈蒂德此舉引發輿論嘩然，盡管后續公開道歉并聲明絕無種族歧視之意，但也于事無補，因此失去了參加2017年美國內衣品牌“維多利亞的秘密”中國上海大秀的機會。

《VOGUE》香港版封面的爭議也源自吉吉·哈蒂德仍未洗脫種族歧視嫌疑。出版人歐詠詩就爭議回應媒體的措辭更是火上澆油，稱“在香港發生的事是完全獨立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VOGUE》香港版目標讀者是香港市民和海外華僑，無意服務內地及臺灣地區。創刊號現已被召回，市場上并無流通。

與時尚雜志《VOGUE》相關的兩則爭議恰好詮釋了杜嘉班納“起筷吃飯”事件的兩個面向，一面是西方對東方的審美霸權，一方面是西方對東方的歧視。杜嘉班納“起筷吃飯”事件以民族主義為情緒核心，通過輿論和商業抵制實現了對西方品牌的局部勝利，同時也激活了民眾民族主義神經，后“起筷吃飯”時代，任何與之相似的問題都會召喚起民眾批判和戰斗的熱情。在這場假想的斗爭中，國人除了抵制、反對西方文化對東方的審美霸權外，似乎又因局部勝利而生成了重掌審美話語權的新目標。具體到“高其蓁事件”，反映為引申出對“高級臉”定義權的爭奪——盡管《VOGUE》美國版并未將高其蓁的相貌定義為“高級”。

德國導演漢斯·齊施勒曾有言，“臉是我們身上代表了社會性的那一部分。”媒體社會里的臉，屈從于政治與廣告邏輯，因而“臉”無法脫離政治討論僅作為審美對象存在于大眾話語空間。大眾媒體將人的臉作為商品，同時也作為武器，通過不斷傳播名人的臉、展示大眾的無名臉來滿足或挑釁大眾。因此，臉的斗爭就是話語權的斗爭。

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國人也開始試圖改變既有東西方印象，油然而生的民族驕傲和民族自信無可厚非，只是在逆向輸出失利的過程中悄然多了一絲戾氣。中國女明星在西方大片中飾演重要角色、出席西方名流云集的大型活動，漢服同袍身著華彩衣裳游走四方……盡管做出了這樣那樣的努力，但始終未能征服西方，重奪東方美的最終定義權。在西方文化中立足的亞裔女演員例如劉玉玲、吳珊卓，以及前述提及的模特們，仍然有著脫胎于迪士尼動畫《花木蘭》主人公的面孔，西方對東方的印象似乎從未因為從東方走向西方的人而做出改變。

每次東西方文化碰撞中，都有一股聲音提醒國人要文化自信，但僅僅有文化自信顯然是不夠的。文化自信或許能夠讓國人擁有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但仍然不能消除西方頑固的刻板印象。以近期事件為例，《VOGUE》能夠引發如此大的爭議，在于這本老牌雜志即便走下神壇仍然在全球范圍內擁有極大的影響力，是文化實力。在審美文化領域，國力與自信都不足以顛覆現有的文化秩序，只有文化實力才能重振話語權威，奪回對美的定義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