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問西東》第三個年代（1960年代）的故事，時任清華校長的蔣南翔，對于因為“我有人要照顧”而執(zhí)意留京的學生陳鵬（黃曉明飾），給予了莫大的包容：“我希望你們對陳鵬這個學生不要有什么意見，他能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說出來，也沒什么不對。”而在片尾的致敬人物譜中，有更大的彩蛋奉上。關(guān)于蔣南翔的介紹里披露了一條更為硬核的信息：他22歲時，在“一二·九運動”中寫下了“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如此耳熟能詳、如此振聾發(fā)聵的吶喊，竟出自這位敦厚長者之手。紅色中國首任正式的清華校長蔣南翔，他風華正茂的年代與民族危亡的歲月遭遇，碰撞出“一二·九運動”最重要的文本《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以下簡稱《告全國民眾書》），“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是這個文本中最出彩的句子。

1935年夏，喪權(quán)辱國的《何梅協(xié)定》簽訂，國民黨政府撤銷了在河北的政府機關(guān)，撤出駐河北的中央軍和東北軍，同時在全國范圍內(nèi)禁止一切反日活動。華北上空烏云籠罩，北平淪陷即在眼前。12月3日，清華大學救國會提出的“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偽自治，聯(lián)合北平各大中學校進行游行請愿的決議”在全校大會上通過。在為游行準備的過程中，時任清華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清華周刊》主編的中文系學生蔣南翔，受托執(zhí)筆《告全國民眾書》。2005年出版的《蔣南翔傳》第二章《蔣南翔與“一二·九運動”》就此有詳細的記載——當時在北平市工委工作的何鳳元（何是蔣的宜興同鄉(xiāng)）得悉這一勝利消息（救國會決議獲通過），非常高興。他特地從城里趕回清華找蔣南翔，要他趕在游行前負責起草一篇對外宣言。蔣南翔當天晚上就獨自躲進清華一院大樓（清華學堂）地下室的印刷車間，杜門謝客，抱著滿腔悲憤的心情，撰寫《告全國民眾書》。這篇宣言接連寫了兩三個晚上，當時他痛感華北人民面臨亡國的威脅，地處北方前線的北平學生已在上著“最后一課”，“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一面寫作，一面不能自已地淚流滿面，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文章脫稿后，印成單頁，在幾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隊伍中廣為散發(fā)，在大街小巷到處張貼，并在12月10日出版的清華大學救國會的《怒吼吧》雜志（應(yīng)為《清華周刊》的《怒吼吧》特刊）上發(fā)表。

《蔣南翔傳》的記載，完全遵循或者說拷貝了《我在清華大學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回憶》一文的相關(guān)表述。此文是蔣南翔于1985年為紀念“一二·九運動”50周年所寫，刊發(fā)于當年12月21日的清華校刊《新清華》，也收錄于1998年出版的《蔣南翔文集》下卷。而《蔣南翔文集》上卷第三篇就是著名的《告全國民眾書》，文章第二自然段最后一句道出了華北危機下莘莘學子的內(nèi)心悲愴：“安心讀書”嗎？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蔣南翔傳》和《蔣南翔文集》雖屬個人敘述，但白紙黑字的份量不容忽視。一個判斷應(yīng)該經(jīng)得起推敲：蔣南翔是《告全國民眾書》的作者，作為文字的“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也出自他筆下。而蔣南翔哲學系小師妹韋君宜的評價堪稱旁證：他從不對人提起（此事），他這個人就是這個作風。

蔣南翔寫下了“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那么能否說這個名句就是他的原創(chuàng)？經(jīng)驗告訴我們，如此推導(dǎo)并不順理成章。寫作者往往有這樣的經(jīng)歷，在一篇文章特定的表達環(huán)節(jié)，引用自己曾聽到過的句子。此類引用，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關(guān)鍵在于，被引用的句子與想表達的意思嚴絲合縫，有一語道破之功效。至于這個句子究竟出自何人之口，寫作者可能會記得，也可能因年代久遠、記憶偏差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擾而被遺忘。有時候，甚至連引用這個事實本身都有可能被忘卻。

“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是否存在類似現(xiàn)象？回顧其傳播史，的確有一些爭議。

《黨史博覽》雜志2016年第二期刊發(fā)了歷史學者錢承軍的文章《關(guān)于一二·九運動中一句名言的存疑問題》，此文極其嚴謹詳實地查證了圍繞這句名言的幾乎所有疑問點。更重要的是，錢承軍論及了姚依林關(guān)于“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另一種說法。1979年7月13日，清華大學馬列教研室楊樹先等人對姚依林進行了一次訪談。2009年第八期《炎黃春秋》雜志刊登了這次訪談的完整版，題為《姚依林談一二·九――姚依林同志訪問記錄》。在《炎黃春秋》文章里，姚依林的一段話尤其引人注目：

有一種說法是不對的，即“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過去有人說是清華提出來的。不對，這是燕京首先提出來的。當時是由燕京的陳絜負責起草《北平學聯(lián)對時局的宣言》中提出來的。這不是清華的發(fā)明權(quán)，不能掠人之美。

姚依林比蔣南翔小四歲，與蔣一樣，也是“一二·九運動”重要的領(lǐng)導(dǎo)人。當時，姚依林就讀于清華化學系，是蔣任書記的中共清華大學地下黨支部委員、蔣任主編的《清華周刊》編委。有鑒于此，姚依林對“一二·九運動”的回憶具有相當?shù)臋?quán)威性和可信度。

姚依林所說的北平學聯(lián)是“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lián)合會”的簡稱，成立于1935年11月18日，發(fā)起者有彭濤、周小舟、谷景生、陳絜、姚依林等人，姚依林任學聯(lián)秘書長。

姚依林所說的起草《北平學聯(lián)對時局的宣言》并提出“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陳絜，又是何許人？陳絜又名陳矩孫，福建人，晚清名臣、溥儀之師陳寶琛之孫。“一二·九運動”期間，陳絜就讀于燕京大學歷史系，任中共燕大地下黨支部書記。陳絜一生，在組織上與中共分分合合，但始終積極參與中共的工作，曾跟隨劉少奇籌建“中南局”并任其秘書，又因在隱蔽戰(zhàn)線的杰出貢獻而被譽為“福建潘漢年”。

燕大的陳絜與清華的姚依林，是怎么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姚依林堂妹姚錦所著《姚依林百夕談》（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中有所記述：1935年春的一天，姚依林因住處距燕京很近，便悄悄進燕大圖書館貼傳單，沒想到巧遇舊識陳絜。久不見面的陳絜一把握住了姚依林的手，卻沾了滿手漿糊。次日，陳絜趕來清華找姚依林，表明自己在福建讀書時便是共青團員，一直在找組織。于是，姚依林通過陳絜認識了燕大的一批革命青年，其中有黃華，還有龔澎等等。從此之后，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溝通了關(guān)系，活動領(lǐng)域更加擴展。

有必要指出的是，北平學聯(lián)的成立正是以清華和燕大（兩所學校均位于北平城外，當局監(jiān)控較松）緊密聯(lián)系為前提，而這個組織是“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基于上述背景，從邏輯上講，在北平學聯(lián)成立之日（1935年11月18日）受命起草《北平學聯(lián)對時局的宣言》的陳絜，完全有可能更早地提出“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陳絜起草的《北平學聯(lián)對時局的宣言》，在1935年12月6日即北平學聯(lián)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并發(fā)表，標題改為《北平市學生聯(lián)合會成立宣言》，現(xiàn)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非常遺憾，在這個版本中并無類似于“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句子。

那會不會是陳絜口頭創(chuàng)造了“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但并沒有寫進《北平學聯(lián)對時局的宣言》的文本，而是被聯(lián)系緊密的熱血青年們口口相傳，最終被蔣南翔落實于文字呢？有可能，但無實證。姚依林關(guān)于“一二·九運動”回憶沒有給出更多的解讀，陳絜本人也沒有就此留下任何文字記載。所以，關(guān)于這句名言的誕生，因為姚依林與蔣南翔記憶的出入，而成了有待進一步核實與解答的謎。

當然，這個疑問比之“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巨大的感染力，比之“一二·九運動”深遠的影響力，顯得過于拘泥。今日之人應(yīng)該永遠銘記的，是清華老校長蔣南翔以及他的同輩人，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時代的悲傷與憤懣、吶喊與呼號。那是“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他們?yōu)橐粡埰届o的書桌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