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共飲案”。2024年1月，金先生與四名同事相約去某燒烤店聚餐。深夜散場前，一名同事見金先生身著單薄西裝，便將一件薄棉夾克交給他讓其穿上。隨后，金先生自行打網約車回家，但金先生居然凍死在家附近，法醫鑒定死因為急性酒精中毒引起的凍傷。

之后，家屬起訴共同飲酒的幾名同事。上海普陀區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難以認定四被告有強迫飲酒、勸酒等不當行為；金先生離開餐廳時未表現出明顯的異常狀態，且其中一名被告還向他提供了一件外套，四被告已經盡到相應的照顧、幫助義務，之后發生的不幸非四被告所能預料。法院駁回了家屬所有的訴訟請求。

“共飲人”的民事法律責任案件的爭議比較大。有的是酒桌勸酒、灌酒積弊嚴重，不醉不休，結果是不管不顧；有的是家屬過度維權，讓共飲者戰戰兢兢，甚至有人共同聚餐之前還要拍視頻、錄證據。

今年5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一下子公布了“共同飲酒侵權糾紛”8個典型案例，從不同維度以案說法，厘清共飲關系中復雜的法律責任。比如，在一起“共同飲酒后魚塘垂釣溺亡案”中，法院認為，“成年人聚餐飲酒為正常人際交往活動，系增進感情、維護友好關系的情誼行為，不宜對共同飲酒人嚴苛要求”，但是，聚餐的組織者也是魚塘的經營者配偶，負有更高的安全注意義務，最終，組織者和魚塘經營者被要求承擔共30%的責任。

在另一起飯局組織者因飲酒過度、心源性猝死案中，因為共同飲酒人沒有勸酒行為，在事后救助也已盡到一般人的注意義務，所以，法院認為共飲人不承擔法律責任。

我們注意到，目前司法政策對于共飲人法律責任的厘定更加精準，圍繞著“合理注意的義務”，落實于《民法典》的“過錯原則”——共飲人有過錯要擔責，無過錯不擔責，而不是將共飲人的注意、救助義務無限放大，不是用“公平責任”代替“過錯責任”。

共飲人的注意義務應當包括：不過度勸酒、及時制止過量飲酒、在醉酒者出現危險跡象時采取必要救助措施等，但這些義務必須以“合理人標準”衡量，避免將所有意外風險都轉嫁給私人關系網絡。一般來說，共飲人不是監護人，不是經營者，沒有在共飲活動中營利，其注意義務、保障標準不宜要求過高。

另一方面，飲酒人作為成年人，要對自己的生命健康負責任：能喝多少酒？喝酒后能不能回家？是打車還是乘坐公交工具？自己要心里有數，不要把責任轉嫁給他人。

近段時期以來，多地法院都公布了共同飲酒人的相關典型案例，是希望以案說法、以案講情，營造健康文明的酒桌文化。連云港中院就提出：“控制飲酒數量，讓酒成為生活的點綴，堅決杜絕豪飲、不醉不歡的習慣”，“反對不文明飲酒行為，比如強行勸酒、罰酒、灌酒，以喝酒多少論英雄、論感情，或要求身體狀況不宜飲酒的人飲酒等”。

發生了這么多起“酒桌官司”，各地法院也公布了不少的典型案例、裁判要旨。我們看到，一個個司法個案的定分止爭，正對蕪菁并存的中國飲酒文化實施司法改造、“現代性改造”：讓飲酒回歸于個人意愿，而不是酒桌上的“尊卑上下”；讓飲酒回歸生命健康權利，而不是脅迫、放縱；讓飲酒回歸“自由與責任”，而不是將責任轉嫁他人。

從這個角度說，這些司法判決正在改造中國的酒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