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長安的荔枝》海報

在談論電視劇《長安的荔枝》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一塊磚頭。

1976年，考古人員在安徽亳州元寶坑村的曹氏宗族墓里，發現了一大批東漢末年的銘文磚。其中有一塊大磚，斷代時間為東漢建寧三年，即公元170年。其上赫然刻有26個字：“王復，汝使我作此大壁，徑冤我，人不知也，但摶汝屬。倉天乃死，當搏。”

熟悉漢末歷史的人，讀到這里會悚然一驚。這句話實在太熟悉了，14年后的光和七年，張角三兄弟高高舉起“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大旗，掀起動搖整個東漢王朝的黃巾起義。

我在年輕時沉醉于三國文化，覺得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深入研究歷史后，我意識到風起云涌的背后，是“兆民呼嗟于昊天，貧窮轉死于溝壑矣”的沉重。但這些描寫畢竟還是太宏大了，兆民也罷，萬姓也罷，都是作為一個抽象的整體概念。直到我看到這一塊磚，才深切地體會到一個渺小個體的痛苦。

一葉知秋，像這樣的人，在東漢末年不知還有多少。這塊磚頭真是一個絕妙的象征。它告訴我們，三國亂世的開啟不單單因為那些英雄人物，或許還有一個亳州小磚瓦匠的憤怒。這一個小人物就像長江里的一滴水，無足輕重，但如果千千萬萬個水滴都有著同一種愿望，向著同一個方向移動，那便可以匯聚成大江大河，形成我們所熟知的歷史潮流。歷史的走向，終究是由廣大人民的意志所驅動。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民史觀。

我有一次教兒子背杜牧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突然想到：我們往往關心“妃子笑”的前因后果，對于“一騎紅塵”卻少有關注，從來沒人關心荔枝具體是怎么運過來的。《后漢書》里倒是有記載，漢和帝時嶺南進貢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這一段描寫關注到了荔枝運送的艱辛，但視角仍不夠細節。

我之前做過10年的上班族，所以習慣性地以一個辦事人員的角度來分析問題。運送荔枝總要有一個具體負責的官員吧？他在接到這樣一個任務時，該是什么心情？整個計劃要打多少預算？協調多少個部門？運送路線的設計怎么論證？荔枝保鮮的科研報告該如何寫？物流調度又該何時落地？我驚訝地發現，從嶺南運送荔枝到長安，真是一樁無比繁瑣的任務，稍稍模擬一下，腦袋就感覺要爆炸。可想而知，當時具體負責這件事的官吏，得承受多么大的壓力。

《長安的荔枝》的故事，即是從這里開始講起。起初我并沒有太大的想法，只是想純粹寫一個古代上班族的輕喜劇。

一顆小小的荔枝，就這樣撬動了一個官員的際遇；一個官員的際遇，又引發了更多人的命運變化。倘若我們用人民史觀的邏輯來思考嶺南貢荔枝這樁家喻戶曉的歷史事件，就會發現它不該只是一個運送荔枝的簡單故事，而是切入社會肌理的一次嘗試。

我創作歷史小說一直秉持著三個原則：大時代，小人物，深切口。所謂“大時代”，是要揭示出特定歷史時代的某種特質；所謂“小人物”，是要從最底層的視角自下而上，去審視這個大時代，如此才能看清許多問題的本質，才能獲得最廣泛的藝術感染力與共鳴；所謂“深切口”，即專注于一事一人，題材收窄，視角深入，直抵其本質，集中筆墨于典型事例、典型人物。《長安的荔枝》的創作過程，即是遵循這三個原則，次第展開思考。于是它也從最初的上班族工作日志變成了如今的樣子。

茅盾先生在《關于歷史和歷史劇》里曾指出：藝術虛構不是向壁虛造，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并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史料，對歷史事實的本質有了明白認識以后，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虛構的。這對于歷史小說的創作極具指導意義。我們只有秉持人民史觀，正確認識歷史本質，才能創作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

（作者系小說《長安的荔枝》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