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而不見”：近代中國視覺文化》，黃瓊瑤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丨新民說，2025年5月版

“月份牌”尤其是“美女月份牌”，已經成為民國上海風情的視覺符號，至今仍在大眾視界中不斷再生產。關于月份牌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層出不窮，包括卓伯棠的《都會摩登：月份牌1910s-1930s》，張錫昌的《美女月份牌》，張燕風的《老月份牌廣告畫》，沈家琳的《上海月份牌年華的歷史沿革》等，還有新近翻譯的梁莊愛倫的《20世紀早期上海月份牌與視覺文化》，都是其中的代表。這些研究或分析月份牌的內容表達、商業價值與背后的社會文化背景，或展現月份牌的圖像特征、梳理月份牌演變史、介紹重要月份牌畫家，總體而言，從圖像藝術或社會文化層面入手的分析占據主流。本文則偏重于從物質技術視域重新觀看月份牌，從月份牌的物質形式和制作方式，觀看與觸摸美女月份牌的“質感”。

月份牌的物質形式

“月份牌”其實是一個統稱，如果細分，會發現其具有不同的物質形式，主要分為年畫、廣告畫、裝飾掛屏三種。

（一）美女月份牌年畫

《中國民間美術辭典》中對“月份牌”條目的表述是：“現代年畫的一種，以繪制逼真、細膩、清秀、恬靜而見長。”月份牌不僅在起源之時，就與中國年畫密切相關，在實際運用中，也發揮著類似年畫的功用。年畫是我國古老的民間藝術，鄭振鐸認為年畫的創始是很早的，也許和木刻的創始是在同一時期，最早的“大圣毗沙門天王”在五代后晉時期就已印施流傳。在主題上，年畫發展出神佛像、吉祥畫、都會生活畫、風景畫、故事畫、人物畫、花卉動物畫等大類。但無論題材如何，人物在其中都能夠得到比較突出的表現。在用途上，年畫是一年一度的實用裝飾畫，新年的時候用于粘貼在門、室墻作為除舊迎新的裝飾品。因為年畫在普通民眾中的流行成都高，以及使用頻率為一年一次，所以決定了年畫是一種大量生產又價格極廉的印刷消費品。用極少的花費就能起到裝點家居、營造節日氛圍的作用，體現出中國民眾樸素的節日美學。

美女月份牌有著有年畫同樣討喜的色彩和豐富的題材，并在年畫基礎上結合了中西月歷，更增加了實用性。月歷往往也是一年一換，一年過去，掛在墻上的舊月份牌彩色也褪了，灰塵也厚了，此時換上一張新年的月份牌，迎接一位新的“美人”掛在墻上笑臉相迎，這本就符合真實生活場景。而且，月份牌價格低廉，甚至有時由商家免費贈送，因此，月份牌在民間的推行與接受過程十分順暢。許多月份牌年畫上的日歷有兩種語言，公司名稱也可能見到英文、日文、俄文、法文等，上海城市的中西交匯特征在月份牌這一方小天地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月份牌又不等于年畫，一是因為美女月份牌一年四季都有銷售和商家贈送，因此月份牌的生命周期可能比“年”畫更短。二是很多美女月份牌到后來直接取消了月歷，有的甚至是擁有者自己將日歷和商品信息剪去，只留下中間的“美女”畫芯。這就使得美女月份牌成為了單純的時裝仕女裝飾畫，沒有年畫那樣強烈的節令性，一年中的任何時候人們都可以憑自己的喜好將月份牌懸掛在合適的地方作為裝飾品。因此可以說，美女月份牌具有年畫的功能，但也有區別于年畫的個性特質，不能將其完全當作年畫。

（二）美女月份牌廣告畫

美女月份牌同時也是一種具有商業價值的廣告形式，將美女形象與商品結合而繪制的月份牌往往具備商品宣傳的功能。早在1921年的《申報》上，就刊登過《月份牌廣告之效益》一文，充分說明了月份牌相較于其他廣告形式的好處：

雖然報章雜志之廣告，其效力限于一日一期。街頭巷口之廣告每不久即毀，其有效期間甚短。且在事務殷繁之人，其閱雜志報章至新聞論說而止，其行路時尤無暇旁視，有時或乘車疾馳而過，則熟視無賭矣。故作廣告者雖出巨額之金錢，靈敏之心思，以構成偉大突目之廣告，然在事務殷繁者視之，則覺與彼無關，抑亦與彼無益，匆忙之際何暇視此與已無關無益之文字圖畫哉。今欲補救上述之缺點，誠莫若乘歲尾年頭之際行月份牌廣告尚矣，用月份牌廣告以分贈于眾人，得之者可繼續使用至一年之久，于其旁附以廣告可使人永遠不忘。其收效之大，用費之省，遠非他種廣告所可及也。

將月份牌做廣告，本就是月份牌誕生之初所具有的功能，1876年1月3日《申報》上第一次出現“月份牌”的名稱，就是上海洋商海利號的一則廣告，名為“華英月份牌”，刊登的是各大輪船公司的航訊。只是后來月份牌的內容愈見豐富、形式愈見精美，才逐漸衍生出廣告之外的功能。如鄭逸梅說“自歐風東漸，市賈注意于廣告，于是有所謂月份牌者。每逢年末歲首，借以投贈其主顧。中為彩色畫，貨品之名附列其下，俾張諸壁間，以宏其廣告效力。”卓伯棠看重月份牌的商業價值，認為月份牌應該被稱作“商品海報”，他曾說：“所謂月份牌，是因為這種畫附有十二個月令節的年歷表的關系，由于它的出現與商品推銷有關，乃為中國最早的商業藝術，在當時，并無統一通用的名稱，所以，本文有必要正名為‘商品海報’?！睋?，可將月份牌廣告畫視為是中國近代最早的現代商品海報。而且當時贈送月份牌的主體機構大部分都是輕工企業，光香煙類企業就占據61.10%，輕工企業是與市民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的行業，消費需求大，產品更新快，靚麗可親的月份牌美女就很適合成為這些產品的代言人。

《月份牌廣告之效益》一文中還提到，“精美者此種月份牌于其上印成美女畫或士畫[即仕女畫，作者按]其旁附以廣告”，也就是說月份牌廣告中比較精美的就是以女性角色為中心的圖畫，圖畫旁附以商品廣告。美女月份牌具備作為商品海報的多種特質：通過圖形、符號、色彩、文字表現在紙材或其他各種材料之上的平面或立體的構成設計品，海報強調形色與文字的視覺傳達效果，同時適用于張貼、懸掛，并可以郵寄、攜帶等，好的海報設計亦有美化環境的功能。月份牌一般都是印刷在紙材上，所以在使用方法上一般就是用于張貼，也有的月份牌會在上下方加銅片以便于懸掛。因為是紙制品便于郵寄，當時在上海之外的城市也可以郵購月份牌，甚至遠銷海外。而商家愿意花重金制作月份牌，也是因為月份牌對消費者確實有吸引力，比如上海中英大藥房精血丸廣告詞就是：“時裝美女人人愛，欲得佳圖請早來”，頗有一種“買櫝還珠”的營銷策略在其中。

美女月份牌以美女形象為中心，有的美女形象會與商品之間發生關聯，比如美女就穿著某種布料制成的衣服或者吸著某個品牌的香煙；也有的美女形象與商品之間毫無關聯，只是在美女形象之外添加某種商品的圖形，有時甚至連商品符號也沒有，而是直接宣傳公司本身，如在角落書寫“某某公司敬贈”，通過將美女與該商品或商家信息置于同一視覺平面而達到宣傳商品的效果。圖像與產品之間也可以隨意混搭，以當時的月份牌廣告商刊登的廣告為例：“商家印制月份牌，每不易購置適宜之畫稿。商務印書館為彌補此項缺陷，特精選名家畫稿多種，印就空白月份牌，以被商家采購，臨時填印牌號廣告，即可應用。”也就是說，美女形象幾乎成為商業市場中的通用“符號”，與一切產品或商家都能“混搭”，成為各種商品或商家的載體，展現出巨大的商業價值。

（三）美女月份牌裝飾掛屏

上述提到的美女月份牌的兩種應用，都隱含了月份牌本身具有的“裝飾”功能，但月份牌的“裝飾”功能并非僅在于作為指示月歷的“年畫”、或作為商品宣傳的“商品海報”之外的附加功能，而是月份牌本身就可以是以裝飾為目的而生產的美術品。這些“月份牌畫”上面雖沒有月歷、商品或商家信息，但是其他元素與美女月份牌完全一致，印刷與制作方式也一樣。這種以美人為視覺中心的彩色圖畫的功能就是作為裝飾畫，并沒有指示時間的作用或者商品宣傳的作用，僅僅因為其美麗的外觀和低廉的價格，供給普通市民審美消費。

美女月份牌作為裝飾畫的常見形式是“掛屏”，也可以俗稱為“畫片”，據張偉所言，“……發展到后來，月份牌畫漸漸成為一種獨立畫種，往往不再附有商家名稱；考究的甚至裝裱在有框的木板上，或鑲嵌于鏡框里供人在屋內懸掛，成為一種純粹的美術陳設品，當時也叫做掛屏。”掛屏的內容當然可以豐富多樣，美女月份牌在當時是掛屏內容的重要來源，從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街頭的畫片攤的照片可以看到（圖1），美女是其中占據視覺中心的主題。

圖1畫片攤《美術生活》1936年第26期

裝飾掛屏跟月份牌廣告畫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屬于一種美術出版物，一般是由書局負責印刷出版，而少有售賣商品的企業介入。以審美書館出版的掛屏為例，審美書館是由高劍華、高奇峰兄弟創立于1912年6月，在出版書籍、畫冊的同時，還出版了很多明信片、書簽、月份牌、掛屏等，如包含時裝仕女掛屏大小數十種，時裝仕女冊頁共三十余種，還有單幅美人掛屏：雙美折花圖、群芳圖、春思圖、暖香圖、消凝圖、媚香圖、折芳圖、嫦娥圖、引鳳圖、傷春圖、問菊圖、秋思圖、晚妝圖、撲蝶圖、納涼圖、采菊圖、寒香圖。由此可以看到，在審美書館的裝飾品類出版物中，美女是最主要的題材之一，也反映出這樣的題材擁有極大的市場需求。

擅長圖像印刷的有正書局，則尤其將贈送時裝美人圖作為一種招徠讀者的手段。從1911年開始就不斷有相關廣告（圖2），1914年7月1日暨《時報》成立十周年時，還向讀者贈送“精印水彩美人畫一幅”。所幸這幅贈品原稿保留至今（圖3），讓今人也可以大致了解當時所贈美人畫的質感。除了贈送，《時報》當然也抓住商機，專門印刷美人大畫片出售，廣告如下：

五彩精印水彩畫，美人大畫片出世：近時家庭廳堂之陳設，多有仿照西式，舍卷軸而用掛片者，玻鏡縱橫琳瑯滿壁，是固美術之進步，亦時勢所趨使也。惟鏡中插片大都配以西畫，用中畫者甚鮮。本局有鑒于此，特延請名手繪就直幅時裝美女四幅，幅各異景，每幅長一尺八寸，闊一尺二寸，用五彩精印，美麗絕倫，最合陳設之用，配以鏡框，更為美觀。且畫法參合中西，用筆透逸，絕無近時庸俗之習，學者取以臨摹，亦屬佳甚。現四幅均已出版，名目列下：（春景 時裝）桃花春水女郎（每幅四角）；（夏景 時裝）花底納涼女郎（每幅四角）；（秋景 時裝）蘭閨訪友女郎（每幅三角）；（冬景 時裝）茜窗賞雪女郎（每幅三角）。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圖2 贈送時裝畫的廣告

圖3 徐詠青繪五彩精印水彩畫時裝仕女條屏，《時報》十周年紀念贈品，1914年7月1日

正如該廣告中所說，美女月份牌裝飾掛屏之所以流行，是因為一種符合時代的家居陳設需求被制造出來了。但是西畫用在中國家庭空間之中，畢竟有隔閡之感，而美女畫片所畫的都是本國時裝美女，畫法中西結合，可以說“最合陳設之用”。

月份牌的視覺質感

《禮拜六》中的《月份牌語》一文是了解月份牌的生產流程最生動的材料，該文用擬人的手法，以畫中美人的口吻講述了美女月份牌從創作、描繪到印刷的步驟：

民國十年一月里，我才從一個少年畫師叫做金世亨的一支毛筆里逐段逐段的生出那耳目口鼻和五官百體。不多幾時，已生成一個五尺苗條的身子。那位畫師便給我穿了一套很時髦的衣衫，又給我穿了一雙高跟的三色緞鞋，叫我倚在花園旁的欄桿上，給我一張長圓形的外國琵琶，欄桿旁的石墩上他又捉了一只小貓兒來，叫他蹲著伴吾的寂寞。那只小貓兒倒也靈巧，柔順，閉著眼，一動也不動。金先生又對我說道“這里短竹青青，樹林陰翳，精致絕佳，你看看玩玩，好好地站一會別煩惱”……“你生了這個鵝蛋臉兒，我和你化了身，人家必定歡迎你，愛護你，美滿前程未可限量，你好自為之”……走進一家黑漆漆的人家，和一個人嘰嘰咕了幾聲，便把我捧給那人。那人把我按在一塊石板上，招呼了許多伙計，大家湊攏來描畫我頭面手足。我在石板上躺了幾日，那人把描畫的我的替身放在一個油污狼籍[藉]的機器上，那機器有許多輪軸，只聽他谷隆隆谷隆隆轉動了一會，說也奇怪，不到半天工夫，已變出三萬個我了。那時我才明白，金世亨所說的化身是這樣的……不上幾天，我又被掛在一家大公司的玻璃廚[櫥]里，作顧客的贈品了。那時，同窗姐妹們足有一百多個。

圖4 《禮拜六》1922年第163期封面，金世亨繪

通過以上頗為生動有趣的自述可知，畫家金世亨在創作這幅月份牌畫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大眾消費的喜好。畫中塑造的美人是五尺苗條的身體、鵝蛋臉、時髦的著裝，場景是在短竹青青的花園中，美人倚欄，道具是外國琵琶和一只慵懶的小貓，以上這些都是月份牌中常見的混搭的符號。在制作時，畫家金世亨將原圖畫完，便交由“黑漆漆的人家”——石印局，畫好的圖紙作為底本鋪在石板上被畫工“寫畫”，一幅圖畫需要多人共同工作幾日才能完成，描繪好后“制版”便完成，之后是上墨，這里所說的油印機是一個有許多輪軸的機器，按照半天復制三萬份的效率，可以判斷應是電力驅動的印刷機。我在翻閱《禮拜六》雜志時，竟然真的找到這篇《月份牌語》中所描繪的月份牌，它被用作《禮拜六》第163期的封面畫（圖4），畫中所呈現的人物與布景與《月份牌語》一文能夠一一對應，這張畫在當時也許確實被印刷成月份牌，但今日已無留存，但是從這一張珍貴的封面畫中，仍能一窺當時的彩色石印月份牌的質感。并且，結合這一段美人自述同時說明了決定美女月份牌的“質感”的兩個方面，一是畫家如何作畫，二是圖像如何印刷。

（一）美女月份牌的畫法

關于美女月份牌的畫法，早期月份牌的代表畫家周慕橋所繪月份牌整體風格莊重典雅，偏愛以傳統的中國場景為背景，整個畫面色彩清淡灰暗，色彩的過渡上稍嫌生硬，輪廓線條較為明顯。后來鄭曼陀創造“擦筆水彩”的創作方式，則充分發揮了彩色復制技術的優勢，該法先用毛筆蘸取炭精粉擦出結構與明暗關系，再用水彩敷施淡雅的顏色。通過層層渲染和淡化線條，使得該技法所繪人物生動立體，淡化了輪廓線，更加真實可感，肌膚更是吹彈可破，骨肉豐腴，似照片般活靈活現，又比當時的照片更加鮮艷唯美，極大地增強了畫中美人的視覺吸引力。后來該技法被杭穉英習得并傳授弟子，借助其工作室所繪月份牌的暢銷，擦筆水彩風格的美女月份牌成為了市場上的主流。

“擦筆水彩”這一上色技法與“攝影術”密切相關，在技術上借用了攝影材料，在觀念上靠近攝影的寫實性。民初時期，市面上流行“西法寫相”，坊間開辦了各類“美術寫真館”“寫相美術社”。這種寫相方法，就是借助九宮格，用“放大尺”把照片上的肖像轉寫到紙上，然后拿蘸著炭精粉的毛筆比照照相上的明暗擦畫，能夠表現肖像的明暗層次，也可照搬到風景照片的描摹。之后還發展出用彩粉來擦畫，這樣就不只是黑白兩色了。“擦筆水彩”的發明，與鄭曼陀早年在杭州設有畫室的“二我軒”照相館作畫的經歷有關，他在那里學會了用“放大尺”把照片上的肖像轉寫到紙上，然后拿蘸著炭精粉的毛筆對準照相上的明暗擦畫的“寫相”方法，后來將之運用到了美女月份牌的繪制中。先用線條為人物塑形，再用炭精粉揉擦陰影，最后用西洋水彩薄涂暈染，就能制造出人物栩栩欲活的逼真效果。畫好人物之后，只需根據畫面的色彩和構圖，添加合適的背景即可。因此，擦筆水彩一般只用于中心人物，背景單用水彩便足夠，這也是運用擦筆水彩所繪的美女月份牌中的人物的邊緣總有一種灰色的柔光的原因。另外，美女月份牌上添加的商標、字體、花紋等受到裝飾主義（ArtDeco）風格的影響，能夠很好地表現月份牌的洋派風格。

但當時有美術家對這種作畫方法頗有微詞，認為這不過是取巧照搬，并無個人創造，學習寫相美術的人多數是“速成”。盡管如此，美女月份牌毫無疑問地在市場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用擦筆水彩畫出來的美人膚如凝脂，栩栩欲活，比一般的水彩平涂更加活靈活現，尤其是皮膚晶瑩剔透的質感，幾可亂真，產生“眼睛會跟人跑”的錯覺，有“呼之欲出”的效果。如鄭逸梅所說：“曩年海上繪月份牌，畫里真真，呼之欲出者，以鄭曼陀為此巨擘。”這種將想象中的女性豐滿、秀美特質放到最大的繪畫手法，迎合了男性對女性的審美想象，女性成為被觀看的他者，甚至形塑了一種中西交匯背景下新的性別想象與審美文化。這一畫法也成為月份牌繪畫技法的絕對主流，擦筆水彩的技法后來在月份牌畫家中成為“公開的秘密”，月份牌繪畫呈現出“家家曼陀，人人擦筆”的景象。鄭曼陀之后的月份牌大家杭稚英，便是將擦筆水彩方法運用得爐火純青的一位。當然，并非所有畫家都采用擦筆水彩，許多畫家也另辟蹊徑，用水彩畫、色粉畫、油畫等方法來繪制月份牌。如月份牌早期代表人物周慕橋仍多用類似畫年畫的傳統技法，西畫功底深厚的徐詠青則是用西洋水彩技法，梁鼎銘堅持用水彩、水粉和油畫等技法來創作，胡伯翔則是用傳統水墨技法敷以半透明水彩罩染，者體現了月份牌創作技法的豐富性，但是與市場熱捧的擦筆水彩月份牌相比，這些畫家則是屬于小眾群體。

（二）美女月份牌的印法

美女月份牌要畫得逼真細膩、色彩繽紛，對于訓練有素的畫家來說并非難事，但是要將這種繪畫效果經過復制后，還能盡可能還原地印刷到紙張或其他材質的載體上，才是真正的技術難題。

上文《月份牌語》的描述中，沒有詳細展開其中最為重要或者說最有技術含量的步驟，即制版分色，這一步驟可參考《石印工業》一文：

彩色石印，繪畫時固極不易，然印刷亦為難事，吾國各印刷所所印刷之風景美女或月份牌等，所以不及東西各國者，緣套印功夫之技藝尚淺，因十余塊之印石，一一印之，毫發不爽，極為難能可貴，稍有一塊印石套之不得其法，則全景為之減色。再彩印工人，對于顏色之配置，皆具有特長之處，設如淡青或深青之顏色，彼等一望而知為幾份黃色與幾份藍色配成，百一不爽一，是亦不易之事也。

由此可知，月份牌想要達到色彩繽紛的效果，既需要調色精準，也需要極為細致的分色，有多少顏色，就需要多少塊石板，且在套印時需要“毫發不爽”。月份牌的印刷要想做到色彩精準，邊界之間過渡自然，制版分色步驟尤為重要，比如當時的亞洲石印局，就是通過讓畫家參與分色，較好地解決了分色不準的問題。

月份牌在印刷技術上經歷了不斷演進過程。早期彩色月份牌是由彩色石印制作，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逐漸出現形式多樣的月份牌印刷品，如1911年，英美煙草公司引進膠版印刷機，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三色銅版月份牌和德國柯氏印刷月份牌在上海出現，色彩豐富的美女月份牌，也因為圖像印刷技術的更新，再搭配追求真實立體的擦筆水彩技法，二者相得益彰，月份牌質感的視覺呈現也愈發精確。

美女月份牌的圖像接受

月份牌的這種獨特“質感”，并不能成為它進入精英美術評價體系的通行證。當時美術界對月份牌的評價參差，甚至出現兩極化，比如畫家吳琬（活躍于廣州的現代主義畫家，1899-1979）所述：

曼陀、徐詠青，那一流的水彩畫月份牌，也正在那時候從上海運到，于是那些教授擦炭相的美術社，也兼教月份牌的水彩畫，題材多是一個花枝招展的病態美人。因為沒有經過‘藝術解剖學’的修養，人體描寫是沒有圓味的，沒有生人的感覺的，只是象剪張紙貼上去一樣。……自命會畫洋畫的青年，對一幅曼陀的美女月份牌，就說‘畫里真真呼之欲出’。

從畫法來說，吳琬認為月份牌與真正的西洋畫相去甚遠，月份牌只合“俗眾”的眼，而擦炭粉的月份牌技法更是妄稱“寫真技術高人一等”。從題材來說，魯迅有過對月份牌的著名論斷，即認為月份牌所繪都是“病態女子”：“這種病態，不是社會的病態，而是畫家的病態”。與之相對，高劍父、高奇峰兄弟作為嶺南畫派的代表人物，就很欣賞徐詠青、鄭曼陀的作品，他們經營的審美書館不僅印制出售鄭曼陀的月份牌作品，高劍父還與其合作繪畫并題跋。鄭逸梅認為藝術的商業化對于職業畫家謀生來說十分重要，月份牌是一種重要的畫家謀生手段。其實從月份牌作品質量的參差不齊、人物造型的生硬、構圖的公式化等，吳琬的評價不無道理，高式兄弟和鄭逸梅顯然是更看重月份牌巨大的商業潛力，才站在了支持的隊伍之中。

美女月份牌始終是充滿商業味和市民氣的美術品，圖像中的時髦美人、時尚空間、西方器物等元素扁平重復，但并不妨礙它們受到民眾的喜愛，精英文人眼中的“俗氣”，對當時的民眾來說其實是一種“洋氣”。美女月份牌印刷精美，鮮艷奪目，“質感”呼之欲出，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此前的呆板套式的木刻裝飾畫，帶來了一種觸手可及的新鮮的視覺經驗，迎合了上海大眾對西洋情調的追求。帶著盈盈笑意的美女月份牌走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試圖復現生活的原生態情景：一種攝影式的充滿細節性關系的情景浮雕……它回應著一個細節化、世俗化、商業社會的多種訴求，滿足著城市市民的想像性、視覺性的各種需要。彩色印刷技術制成的月份牌所展現的“畫里真真”的質感，成為一種日常的、具身的、直達視覺和觸覺的現代性經驗。

由于美女月份牌發行眾多、保存不易，今天很難統計出20世紀上半葉美女月份牌的發行總量，但從它如今的實物留存、在其他文學、攝影、電影作品中的出現頻率和在老上海人的記憶中如鮮活地存在，就足以證明它們曾經有過多么璀璨的綻放。如盧漢超在《霓虹燈外》中所認為的，“如果我們離開時髦的林蔭大道，去看看大多數上海人所居住的背街弄堂，我們所看到的則是另一種景象”，以南京路為代表的那個繁華的上海離普通上海人太遠了，普通人只是與之共處，卻并非參與其中。以上海早期電影為例，在阮玲玉主演的電影《神女》（1934年）中，作為不得不當妓女來謀生的獨身母親，她屬于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但她兩次搬家，兩個家中的墻上也都張貼著美女月份牌作為裝飾，盡管命途多舛，但因為孩子的存在，她仍帶著希望努力地生活，在墻上張貼美女月份牌，正是她仍在努力熱愛生活的明證。作為每一個具體生活在彼時上海的普通人，他們感知上海繁華與世界變化的方式，往往是通過具身化的經驗，這種攜帶著都市訊息的美女月份牌便是中介之一。無論是月份牌年畫、廣告還是美女掛屏，它們都是作為廉價的視覺產品進入上海市民日常生活，觀看這樣的圖像并不需要智識門檻，也不限制身份階層，掛在墻上，為普通市民提供的是一種關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月份牌作為一種都市圖像，觀看它的人不需要介入其中便能獲取外在世界的訊息，這些圖像以直觀的方式傳播了關于時尚、娛樂和消費的知識，更不用說月份牌中的時髦女性所傳遞出來的趨時慕新、自我解放的訊息，對于社會各階層的女性來說無疑起著某種導向作用。

月份牌作為一種商業美術品進入千家萬戶，在其美術普及的功能之下，牽扯的是“日?！比绾维F代的問題。上海美術史研究學者李超認為，月份牌是“海上舊夢”的時尚樣式之一，它們將生活時尚化，將時尚生活化。這種“新生型視覺文化”是一種市民文化土壤中孕育而生的繪畫共同體，它們屬于商業文化領域，與傳統主流繪畫價值取向相悖，在審美趣味上有“趨時務新”的特點，因為面對大眾的文化需求和消費，寫真傳神就成為溝通和傳播中的法寶。這種“新生型視覺文化”以中西融合為主調，美女月份牌不僅在內容上中西結合，其創作方法與觀念也充分吸納西方技術與繪畫觀念，如此才造就了其獨一無二的“質感”，促使它們走進大眾的日常，編織著關于都市的絢爛夢想。

圖5 上海太和大藥房贈送月份牌

本文選自黃瓊瑤著《“視而不見”：近代中國視覺文化》，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