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昌文：新興金融業態如何賦能金融高質量發展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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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融業已確立大國地位仍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

《金融時報》記者:請問您如何理解“金融強國”的核心內涵？

趙昌文：無論學術界還是實務界，并沒有一個一致認可的“金融強國”定義。通常所謂的金融強國，更多的是對一個國家金融發展的整體水平及其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所處地位的主觀和客觀評價。金融強國的核心在于實現金融體系功能升級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躍升。根據習近平總書記2024年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應具備六大關鍵核心金融要素：

第一是強大的貨幣體系。這主要體現在貨幣體系對內維持經濟穩定、對外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雙重效應上。貨幣體系的作用在于價值穩定錨效應和全球資產定價權上。只有當一國貨幣真正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織者”而不僅是“參與者”，即標志著金融強國地位的確立。

第二是強大的中央銀行。這主要體現在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穩定、金融體系韌性以及國際競爭力的基礎性支撐作用上。強大的中央銀行如同金融體系的“定海神針”，其政策可預測性、風險防控能力和基礎設施水平，直接決定一國能否在全球化金融體系中保持穩定并獲取制度性紅利。

第三是強大的金融機構。這主要體現在金融機構對資源配置效率、風險定價能力和國際規則話語權的決定性影響上。金融機構是提升市場效率的引擎、風險管理的全球網絡、跨境服務的基礎設施和技術標準的制定者，甚至在極端情況下被視為地緣金融工具。金融強國的真正標志，在于能否培育出兼具資本實力、全球服務網絡和標準輸出能力的機構集群。

第四是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這主要體現在國際金融中心作為全球資本配置、定價權和規則制定權的空間載體上。真正的金融中心并不是物理空間的金融機構堆積，而是兼具資本自由流動、法律確定性和創新包容性的“金融生態系統”。

第五是強大的金融監管。這主要體現在金融監管通過制度設計在風險防控與市場活力間實現動態平衡上。任何一個國家，金融監管都是系統性風險的“防洪堤”、創新與風險的“動態平衡器”以及市場信任的“基石效應”。完善金融監管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第六是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這主要體現在金融人才通過人力資本的“乘數效應”將制度優勢、市場規模轉化為核心競爭力。金融業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業，金融開放是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內在要求。要建設金融強國，首先需要培養一大批復合型、國際化的高水平人才隊伍。

《金融時報》記者:準確把握我國金融業發展現狀以及與金融強國的差距，是制定發展戰略的關鍵。請問您如何看待我國金融業目前的發展狀況，與金融強國相比還存在哪些差距？

趙昌文：毫無疑問，我國金融業發展的成就是巨大的，規模龐大且體系完善，創新能力不斷提升，已確立金融大國地位。2024年年末，我國金融業機構總資產達到495.59萬億元。其中，銀行業機構總資產為444.57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一；證券業機構總資產為15.11萬億元；保險業機構總資產為35.91萬億元。我國還擁有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保險市場。在2024年度全球銀行1000強榜單中，按一級資本排名，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連續7年包攬前四，前十位中中資銀行數量超過一半。截至2024年年底，外匯儲備規模約3.2萬億美元，連續19年位列世界第一。2025年第一季度，人民幣超越日元和英鎊，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然而，金融業仍存在“大而不夠強”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是金融市場深度和可及性不足。從市場深化程度看，雖然經濟金融化程度即金融業占比并不是越高越好，但也能說明一些問題。世界銀行全球金融發展數據庫2024年統計顯示，中國股票市場市值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為83.1%，債券市場規模與GDP之比為99.4%，而美國分別為194.5%和126.8%。解決金融市場深度和可及性不足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動創新。

二是主權貨幣與債券國際影響力不強。目前已有80多個境外央行和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5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達到3.72%，但仍低于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我國國債從2021年進入全球投資者固定收益組合的核心資產范圍，外國持有比例逐步提高，2024年年末境外機構持有2.06萬億元，占其在中國債券市場托管余額的49.50%。由此可見，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步伐在加快，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大勢所趨，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是明顯的，必須穩中求進。

三是金融資產規模大但結構單一。我國已形成覆蓋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期貨等領域的金融體系，其中銀行業金融機構數量多達4000多家，“大”已成為我國金融機構體系的顯著特征。與此同時，以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結構，難以適應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投融資需求，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仍不夠高。

四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待增強。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2024年，在上海持牌金融機構1782家，六大資管規模超38萬億元（占全國30%），浦東金融從業人員38萬（占總就業9.5%），包括“上海油”“上海銅”“上海金”等在內的“上海價格”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正成為新興經濟體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平臺，但在大宗商品、離岸人民幣等定價權方面和參與國際金融規則制定的話語權不足。

五是軟性金融基礎設施對接不足。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全球金融科技基礎設施指數”，中國總指數排名第三。其中，產業基礎分項指標與美國基本相當，但軟性基礎設施制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的開放，會計、審計、稅收、法律等制度環境與國際接軌程度不高。

新興金融業態的發展態勢及突破方向

《金融時報》記者：科技金融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以及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請您從政策導向、金融要素構成、資源配置和人才流動的角度，談談科技金融在當下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趙昌文：與過去相比較，我國科技金融發展有許多積極變化，主要表現在：一是金融支持科技創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共識正在形成。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中央各監管部門、金融機構也發布了系列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文件或行動方案，如2024年6月，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扎實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二是銀行、資本市場、私募基金等科技金融的要素更加豐富齊備。2010年到2024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上市公司數量、創業投資管理機構及基金數量和管理資本規模都有顯著增長，同時保險、擔保、知識產權質押、投貸聯動等各種創新型科技金融工具相繼出現。三是各類風險逐漸暴露之后所引發的金融資源再配置效應開始顯現，隨著房地產市場和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調整規范，更多資金有望進入實體經濟、制造業和科技創新領域。四是高水平人才等要素越來越向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領域流動集聚，從國內著名高校應屆碩士生就業行業分布的變化可見一斑。

《金融時報》記者：在推動科技金融發展的進程中，我們應當怎樣精準地抓住主要矛盾，找到切實可行的突破口？

趙昌文：我們可以把科技金融分為常態和非常態兩種情形。常態情形下，科技金融要以解決“融資中性”和改善金融工具的風險收益結構為關鍵問題。所謂“融資中性”，就是金融資源配置沒有所有制歧視。當前我國股票市場已基本實現融資中性，但貸款和債券市場因“救助非中性”和“問責非中性”尚未完全實現。進一步提升融資中性，一是要徹底破除救助非中性，如盡快完善地方平臺公司債務風險的市場化處置機制。二是通過類似于財政部和工信部專精特新企業的選擇機制，減小金融供給側的風險。三是利用區塊鏈技術等金融科技手段，降低授信過程中的人為因素。同時，要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完善科技金融基礎設施和政策性嵌入金融市場交易，使金融工具的風險收益結構與科技創新活動的風險收益結構保持一致，比如在銀行信貸、債券融資、股票市場領域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強化綜合化科技金融服務等。非常態情形下，科技金融要以創新“追趕型金融工具”為關鍵問題。我國提出“科技金融”這一概念，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及技術進步范式轉變直接相關。當面臨外部約束時，通過追趕型金融工具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必然選擇。追趕型金融工具要以金融換時間、接市場、補短板，具有規模性、組織性、協同性和互補性。具體來說，政府產業投資基金、超長期特別國債、“卡脖子”產品保險、大銀行特色部門或專營機構等都可成為選擇。

《金融時報》記者：綠色發展已成為全球共識，我國也將綠色發展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理念。請您談談我國當前綠色金融發展現狀如何？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綠色金融領域有哪些重點工作？

趙昌文：綠色金融在向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作用非常重要。目前全球低碳轉型行動偏離長期目標軌道，存在資本、技術和治理三個方面的缺口。在資金方面，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轉型資金缺口巨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氣候應對行動受資金約束嚴重，其清潔能源投資需求與實際投入差距大，且發達國家未兌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的承諾。在技術方面，低碳產業推廣受限，綠色技術缺口加大，部分國家的限制性產業政策阻礙了新能源技術的跨國傳播。在治理方面，各國合作力度不足，氣候治理缺口凸顯，全球氣候治理難以形成一致行動。說到底，這三個缺口的背后還是各種復雜的利益關系，是資本和金融的問題。

解決上述三個缺口：一是要加快促進全球經濟平衡復蘇，持續擴大氣候融資規模。發達國家應履行發展援助義務，明確并提高2025年后新的集體量化資金目標，多邊開發銀行應優化貸款機制，加大對發展中國家氣候融資支持。二是減少綠色產業限制性政策，加快清潔能源全球應用推廣。減少綠色產品貿易壁壘，推動關鍵低碳技術規模化、商業化應用，促進全球清潔能源技術轉移。三是發揮大國及多邊合作機制作用，切實加強全球氣候治理。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大國發揮表率和引領作用，發揮《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主渠道作用，加強多邊機制合作。

《金融時報》記者：從全球視角看，數字金融作為新興金融業態迅速崛起，它與傳統金融在本質上有何區別？請您結合數字金融的特點，談談其如何重塑金融行業格局？

趙昌文：數字金融是指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數字技術，重構傳統意義上的金融產品、服務及基礎設施的新型金融業態。其核心在于數據驅動和技術賦能，具有去中介化、普惠性、實時性的特點。去中介化是借助區塊鏈和智能合約技術，減少對傳統中介的依賴，重構金融基礎設施；普惠性體現在借助移動支付、數字信貸等技術覆蓋長尾市場；實時性依托云計算和實時大數據分析，實現金融交易和風控決策的快速完成。

未來數字金融的發展趨勢：一是技術驅動的新變革，智能投顧、AI風控將提升金融服務個性化水平，我國有望在央行數字貨幣和金融科技應用上保持領先。二是監管與創新的平衡，數字金融是技術標準和監管框架的競爭，我國需在數據安全和金融穩定之間尋求平衡，也需要建立全球跨境監管協作。三是普惠金融的深化，數字金融將進一步覆蓋農村、中小微企業，推動全球金融包容性增長。

【趙昌文：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原主任】

原標題：《「經濟發展」趙昌文：新興金融業態如何賦能金融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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