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享譽全球的著名華人歷史學家、教育家，王賡武的人生軌跡本身就如同一部流動的文明史——1930年生于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幼年隨父母移居英屬馬來亞，1947年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翌年因時局動蕩轉入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歷史系，后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此后移民澳大利亞，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

王賡武

1968年，王賡武應國際漢學泰斗費正清之邀撰寫的《明初與東南亞關系》論文被盛贊為“大師之作”。史學大師錢穆鼓勵其從外部視角研究中國歷史。1986-1995年，他在擔任香港大學校長期間，將研究視野從五代史、南海貿易拓展至中國現代化進程。1996年起王賡武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席、東亞研究所所長。

近一個世紀以來，跨越怡保、吉隆坡、堪培拉、南京、香港、倫敦、新加坡多城的人生足跡和跨文化的生命體驗使王賡武對文明和文化、民族與國家的變遷融合有近距離觀察，亦有深入思考。他與余英時、許倬云齊名，并稱為三大“海外華人史學大師”。

今年6月，王賡武新著《中國現代性之路：文明與民族文化》在新加坡出版發行，以海外華人學者的雙重視角，解構中國從古老文明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歷程，進而思考當今中國面臨的持久挑戰：如何構建一種既能接納全球思想，又能保持鮮明中國特色的現代民族文化。

在王賡武看來，華夏文明的原始內涵體現為“道統”或“天下”觀念，本身不具有邊界意識。現代情境的轉變始于西方民族國家概念的興起，并在百余年前由革命先驅引入中國，這完全顛覆了傳統的王朝觀念——國家屬于全體人民而非特定階級。自此，文明與文化的分野愈發清晰：國家文化具有明確疆界，而文明則超越此限。而中國的國家認同既建立在共同的政治框架之上，又包容著豐富的文化差異，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復雜格局。這種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的國家概念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單一民族國家的模式，而需要從其獨特的歷史脈絡和現實構成中加以理解。

王賡武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獨家專訪畫面。視頻截圖

17日，王賡武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的獨家專訪。即便年近期頤，這位94歲的學者仍保持著閱讀與交流的習慣，筆耕不輟，敏銳健談。

各國文化差異與全球化進程間仍存張力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中國的“現代性之路”代表著什么？

王賡武：中國學者正在熱烈探討“什么是中國”這一命題。目前存在幾種不同觀點：一種是從版圖角度定義中國；另一種是關于中華民族的爭論，即它究竟是單一民族還是多元民族。這些討論涉及歷史、地域文化差異、語言和宗教多樣性等多重維度，我認為這些學術探討非常有趣。

作為一個海外觀察者，我主要通過中國學者的研究來理解這些復雜問題。從國際視角看，中國是聯合國190多個主權平等國家之一。但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其龐大的體量、復雜的民族構成和世界最大的人口規模之一。這就引出一個關鍵問題：當一個大國強調民族主義或作為民族國家時，周邊小國該如何應對？是保持尊敬還是產生恐懼？大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是否會影響鄰國？當幾個大國關系如此復雜，那么鄰近的小國該如何處理和他們的關系？

當今世界存在多個大國，它們之間的復雜競爭關系對全球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各國都認同全球經貿發展、科技工業革命的重要性。然而相比之下，各國文化差異與全球化進程之間仍存在張力，如何平衡這種矛盾，仍是全球學者持續思考的重要課題。

澎湃新聞：您認為文明差異是否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根本原因？

王賡武：文明差異有影響，但不是最重要的根本原因，主因在于“富強”。任何國家都希望能富一點、強一點，能改善人民生活，能靠自己保護自己。但大國對富強的追求，會產生一種爭取控制世界經濟、政治的愿望或野心。現在科技如此發達，如果“你死我活”的概念長期存在，人類的前景堪憂。 

人們試圖用文明、文化來化解沖突、避免這種野蠻的行動。但實際上，我看這是避免不了的。

比如美國的自由主義在原則上就是一種文明概念。最終，美國的主要手段還是依靠富強，因為只有最富最強，才有話語權。美國人自己也無法避免這種邏輯。他們很清楚，與蘇聯的成敗之爭，本質上是富強問題，而非文化問題。

那么中國呢？中國富強了，美國自然會視之為威脅，想方設法遏制，不讓中國太富太強，以免與其爭權。這種對立已經與文明文化無關，現在基本演變成純粹的富強較量——無論中國如何談文明，最終雙方的焦點仍是彼此富與強的對比。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0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發表講話。

“邊界安全”已成人類面臨的核心挑戰

澎湃新聞： 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以來，以西方自由主義為主導的全球化正在終結，今天的世界正慢慢地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您怎么看？ 

王賡武：二戰后建立的聯合國體系確實承載著人類崇高的理想——通過主權國家平等共處的原則構建和平新秩序。我們這一代人曾對這個前所未有的構想充滿期待，認為它代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

然而冷戰曾使這一理想遭遇嚴峻挑戰。本質上，這是西方文明內部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源自啟蒙運動的兩大核心價值）的深刻分裂。冷戰結束后，美國錯誤地將自由主義視為“歷史終結”的勝利者，試圖將美國模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普世化。

這種“勝利者”心態導致其在不到20年里過度擴張，但既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也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維持這種全球霸權，最終難以為繼。這種失敗直接引發了本土的民粹主義反彈——這個最崇尚自由主義的國家竟滋長出民粹主義政治秩序，這是頗具諷刺意味的發展。

澎湃新聞：您在多元背景的經歷下成長為“專業的世界主義者”，如何看待當今全球范圍內許多地方民族主義回潮、民粹主義上升的現象？

王賡武：當民眾明顯看到不公與日益擴大的差距時，他們的不滿會變得難以抑制，民粹主義便成為一條必經之路——這種現象既令人惋惜又相當可怕。如今民粹主義本質上就是對現有統治權力的反抗，比如特朗普宣稱自己代表新的“天命”，他以同情百姓的姿態出現，聲稱要幫助他們推翻建制派統治。

澎湃新聞：在歷史被頻繁武器化的今天，許多國家都將歷史描繪成有利于己方，普通人應如何辨別各類歷史敘事？

王賡武：這與啟蒙時代后民族國家概念的形成密切相關。民族國家的基本理念是每個國家都有其永恒的歷史邊界，但實際上這種觀念更多是人為建構的想象。以歐洲為例，現有二十多個國家的邊界大多僅確立于最近一百多年，許多劃分非常新近。例如俄羅斯的邊界究竟在哪里？這一問題至今充滿爭議——無論是基于宗教、文化還是歷史敘事，各方都能提出不同解釋來主張邊界應在此處或彼處。

俄羅斯當前的核心論述在于：烏克蘭的國界雖是既存事實，但整個東歐地區仍屬于其傳統勢力范圍，與大西洋集團的西歐分屬不同地緣板塊。這種“勢力范圍不容外部介入”的論調，本質上仍是關于國家邊界的認知之爭。波羅的海三國、巴爾干地區的問題更凸顯這種結構性緊張——當某個區域被不同文明板塊同時認領時，沖突幾乎難以避免。因此，國家邊界、文明疆界等不同維度的“邊界安全”，已成為人類面臨的核心挑戰。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7日，烏克蘭基輔，救援人員清理一棟被俄羅斯襲擊摧毀的多層住宅樓的廢墟。

而亞洲國家對此缺乏類似經驗，必須格外謹慎。亞洲多數國家幾乎是近百年才劃定的新邊界，且普遍存在模糊性，因此各國更需保持克制與互讓。若對邊界采取絕對化立場，必然引發災難。現實選擇是，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持續探索和平共處的路徑：承認邊界的現代性，相互尊重現有邊界，確保內部發展不對外部造成沖擊，也反對外部干涉。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理念，關鍵在于各國領導人能否在共同愿景下構建新共識。盡管當前對抗思維盛行，但通過努力削弱極端立場仍存在希望。這種可能性雖充滿不確定性，卻值得全力以赴。

技術發展更需追求和平

澎湃新聞：今天全球局勢經常給人一種極大的不確定和混亂感。有越來越多的地區在爆發戰爭，您曾經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您認為人類是否又會經歷重大的動蕩？ 

王賡武：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經歷。中國作為一個古老文明，歷經生存危機后實現復興，通過兩次大革命建立起統一強盛的國家，這一過程充滿艱辛斗爭，是全國人民付出巨大努力才取得的成就。在維護國家富強的原則上，中國必須持續發展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這是保衛國家前途的必然要求，也是歷史賦予的使命。

中國在追求經濟繁榮和國家利益的同時，領導人始終堅持向國際社會傳遞和平理念，倡導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避免人類遭受戰亂之苦。然而現實情況是，當前烏克蘭危機、巴勒斯坦問題以及伊朗局勢等沖突持續升級，如果各方都以“維護自身利益”為由采取對抗措施，最終不僅將損害全球利益，更會反噬自身。

人類需要重新審視傳統智慧中的理想原則和倫理道德。這一使命任重道遠，中國需要聯合所有熱愛和平的國家，共同構建新型國際合作機制，通過集體力量影響更多國家。這實質上是人類文明面臨的最重大考驗——唯有讓和平理念戰勝對抗思維，才能為世界開創光明的未來。

澎湃新聞：最后，您想對年輕一代分享什么經驗或建議？ 

王賡武：我對科技發明和進步的了解確實比較淺顯，而且根本跟不上其飛速發展的節奏。因此，對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如何演變，我并不完全清楚。但我始終抱有一個強烈的希望：在這場工業革命之后，人類必須設法維持和平環境，才能避免自我毀滅——因為我們現在的毀滅力實在太強。

面對這種新挑戰和科技革命的未來，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幫助人類減少斗爭的本能和歷史慣性，避免那些企圖利用科技進步來挑起沖突的行為。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思想體系來維系世界的生存。

縱觀人類歷史，我始終相信，因為全人類追求生存的天性，我們必將竭盡全力避免自我毀滅。這種生存意志本身就是希望的源泉。

（實習生孫旺琪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