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考古發現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與激烈的學術爭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在《光明日報》發文稱，在青海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內容大意為秦始皇廿六年派遣五大夫翳率方士前往昆侖山采藥，三月己卯日到達扎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到達終點。

此石刻若被證實，將成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現存于原址且保存最完整的刻石，對解決“昆侖”“河源”地望問題及研究秦代交通等具有重大意義，甚至可能改寫隋唐“唐蕃古道”關鍵環節的起始時間。然而，這場考古界的“驚雷”很快引發了學界“地震”，北京大學辛德勇、北京語言大學劉宗迪等知名學者接連發聲質疑，一場關于歷史真相的激烈博弈正式拉開帷幕。

 位于扎陵湖北岸的摩崖石刻 

改寫歷史的重大突破？

據仝濤介紹，石刻上鐫刻的字體為典型秦小篆，內容清晰表明了派遣使者采藥的事件、時間與地點。其中，“大夫”二字采用戰國至秦代流行的合文寫法，“昆侖”之“侖”寫作“陯”（阜旁），與湖南里耶秦簡中的寫法完全一致。這種寫法在西漢后已罕見，偽造者需精通秦文字體系且不摻入后世元素，難度極高。

石刻所在巖壁為就地取材的玄武巖，刻面凹凸不平卻保持規整布局，符合秦代“因勢勒石”的工藝傳統。內容雖簡短如“路標”，但開篇以“皇帝”稱謂彰顯權威，與秦始皇泰山刻石“示強海內”的政治意圖一脈相承。石刻巖壁上方有輕微剝蝕，中部裂痕為地質運動所致，下方殘損符合玄武巖在凍融、紫外線輻射下的風化特征。對比同區域漢代巖畫的風蝕深度，石刻保存狀態并未超出自然規律。

石刻明確將“昆侖”指向扎陵湖以西的星宿海區域，與《山海經》“河出昆侖”及唐代劉元鼎、清代康熙年間對河源的勘定完全吻合。這一發現將終結學界對昆侖方位的千年爭論，實證了先秦文獻的地理準確性。

從考古學角度，這一發現為研究秦代政治、文化、對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實物證據。如果屬實，意味著秦始皇時期的勢力范圍和探索欲望遠超此前認知，中原與青藏高原地區的聯系也將提前至秦代，對理解中華民族早期的融合與交流意義非凡。這不僅填補了文獻記載的缺失，還可能重塑我們對古代地理認知體系的理解，昆侖不再僅僅是神話傳說中的模糊概念，而是有了確切的地理位置指向。

 從右至左：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質疑之聲：多重疑點指向偽造？

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指出，根據秦歷，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并無 “己卯” 日，僅有“乙卯”日。且嬴政在該年十月才正式稱帝，若石刻內容真實，使者需在稱帝前半年即二十五年秋冬出發，卻提前使用“皇帝”稱號，在時間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這種時間上的錯位，成為質疑者最為關注的焦點之一，因為它違背了已知的歷史事實與制度規范。還有學者指出，秦代官文書標準格式為“年+月+朔+日干支”，石刻省略朔日的寫法不符合制度規范。

從歷史情境分析，秦始皇統一初期正忙于制度改革等諸多事務，大規模求仙活動在《史記》記載中主要始于三十二年。此時在石刻中出現求仙內容，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不太相符。此外，石刻內容簡短如“路標記錄”，卻使用莊重的秦小篆及“皇帝”稱謂，與常見的實用標記類石刻風格差異明顯。秦代對“昆侖”的認知在早期多指祁連山一帶，漢武帝時才西移至帕米爾高原，此次石刻將其定位在扎陵湖區域，也與當時的地理認知體系存在較大斷裂。

反對者在物質證據方面也提出了諸多疑點。刻石選材為小型玄武巖，距地面僅1.5米，不符合傳統摩崖石刻選址規律，通常重要石刻會選擇更顯眼、莊重的位置與石材。秦代青銅鑿刃寬0.5～1厘米，刻痕應呈不規則崩裂面，而該石刻線條邊緣光滑如機械切割，疑似現代合金鋼工具所為。刻痕內未發現地衣附著（青藏高原巖面凹坑通常30年內即被地衣占據），風化層新鮮度與2200年歷史嚴重不符；刻面未作平整處理，也與秦代官方石刻嚴謹的工藝流程相悖。這些細節讓部分學者認為石刻的真實性大打折扣，可能是現代偽造的產物。

在2002年，湖南湘西的龍山縣里耶鎮意外出土了38000多枚珍貴的秦簡，被稱作里耶秦簡。內容多達20多萬字。2017年，這批秦簡解讀出一句話：“瑯邪獻昆陯五杏藥”，暗示“昆陯”位于山東沿海，與此次石刻中的“昆侖”地理指向矛盾。有學者推測，此次石刻或為后人受里耶秦簡啟發偽造，試圖將“昆侖”概念與黃河源頭建立聯系，以達到某種目的。

 里耶秦簡 

爭議背后：考古學在當代的挑戰

考古學是“用實物說話的學科”，任何顛覆性結論都需經過“懷疑-驗證-復現”的三重考驗。辛德勇教授直言“假的真不了”，并表示將“花長時間寫書說明論據”，這種“大膽質疑、嚴謹求真”的態度，正是學術進步的動力。

此次爭議背后，折射出考古學在當代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在公眾考古時代，重大考古發現通過新媒體迅速傳播，引發廣泛關注的同時，也面臨更全面、立體的學術審視。一方面，信息披露不夠完全，現場照片數量不足且不夠清晰，導致各方在判斷時缺乏足夠依據，容易引發猜測與爭議。另一方面，考古研究本就需要綜合多個學科的知識，涉及歷史學、文字學、地質學、氣候學等，且總是與既有的文獻相互印證或沖突，這使得無論是各領域的專家，還是普通的歷史愛好者，都有機會參與討論，表達自己的看法見解。

從積極角度看，這場爭議為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科技考古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傳統金石學必須與分子考古、數字人文等深度結合，才能更準確地鑒定文物。例如面對此次石刻爭議，可通過碳十四測年，采集刻痕縫隙中的苔蘚孢子、有機沉積物判斷石刻表面物質形成年代；利用微痕分析，通過顯微鏡觀察刻痕邊緣風化程度，對比已知秦代石刻磨損特征；建立秦小篆數據庫，運用AI圖像分析筆畫走勢、結構比例，與現存秦刻石字體結構、筆鋒特征對比；還能模擬秦代車馬裝備高原行軍路線，結合GIS技術復原公元前3世紀黃河流域氣候與植被分布，從多方面驗證石刻的真實性。

歷史記憶是一層一層積累建構的，昆侖地望爭議本就是中華文明空間認知演進的文化標本，此次石刻真偽之爭，有望推動學界對相關歷史認知邊界的拓展。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這場爭論都將促使考古學界更加嚴謹地對待每一項發現，提升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透明度，同時也為公眾普及了考古學知識，激發了大眾對歷史文化的興趣與熱愛。

截至目前，“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的真偽和年代仍然是一個待解之謎。在追求歷史真相的道路上，爭議與質疑是必經的過程。同時，我們也應該保持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不盲目跟風或傳播未經證實的信息。因為歷史和考古是一門嚴謹的學科，需要基于事實和證據進行推斷和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準確地了解過去，更加明智地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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