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家人們沖一下，給我多充點人氣票，不然我就要輸了……” 一個身著妖嬈的主播在與其他主播打PK時，不斷勸說直播間觀眾給自己打賞，就為了讓PK進度條超越其他主播。

網絡直播PK最初是主播間用于增強互動性的一種形式。但部分主播為博取更多流量，在直播PK中采取極端對抗手段。具體表現為，兩位主播在連麥環節通過設置挑戰任務，刻意刺激粉絲進行點贊、打賞等行為。當一方挑戰失敗時，主播會采用侮辱性語言或暴力化懲罰措施制造戲劇沖突。這類以"斗狠"為核心的直播模式，已衍生出網絡暴力、低俗營銷等不良現象。

誘導打賞不止存在直播PK

作為一種情感勞動，直播并不從事物質生產，很多人以直播為生，在于給關注者提供情緒價值，盡可能讓對方打開荷包，給自己充錢。除了直播PK，誘導打賞的方式多種多樣，從直播平臺延伸到其他社交媒體，如微信號、微博等，甚至線下見面，主播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增加與粉絲的黏性，目的只有一個：賺錢。

“保時捷以上你點點”“520紅包代表我的心”——在孫某與高某的聊天記錄里，這些充滿暗示的話術如同精心編寫的劇本。當高某從線上互動發展到線下約會，主播孫某以“戀人”身份不斷引導她充值打賞，9個月的“戀愛”耗盡了夫妻經營餐館攢下的45萬元積蓄。

這種情感勒索在直播間已成套路。蘇州昆山一名未成年女孩月月遭遇更露骨的騙局：主播宣稱“打賞5.88元立返588元紅包”，當她轉賬后，主播突然翻臉：“你未成年害我賬號凍結！”隨即脅迫她開啟視頻通話，騙走了父親銀行卡的賬號密碼。

看似寵粉的福利，實為精準的情緒捕獵。主播們深諳心理學中的 “互惠陷阱”：先給予關注和甜蜜承諾，激發粉絲的虧欠感，進而轉化為打賞沖動。

而當粉絲無錢繼續時，拉黑成了最后一步。一位被主播拉黑的粉絲在論壇控訴：“他說我是‘家人’，可我住院時借500元醫藥費，他直接消失了。”這些被拋棄的粉絲往往陷入抑郁，卻投訴無門。

平臺在編織情感消費之網

如果說誘導消費是主播利用平臺功能賺“昧良心”錢，那平臺提供各類付費套餐則更具有誘導性，運營商以一種更為隱性的方式在操縱整個網絡直播的互動方式、用戶行為和打賞交易的規則。

媒體調查披露，部分線上社交軟件以“交友”為名，提供語音和視頻兩種互動模式，語音廳內，2元可和主播基礎互動，30元升級私密聊天，250元建立“虛擬戀人”關系；視頻服務則定價更高。隨著付費金額的增加，服務內容也逐漸從“素”轉向“葷”，最終演變為大尺度的語音服務。

視頻網站B站有一個名為“大航海”的月票機制，也稱直播艦隊，粉絲可花錢購買不同等級的“船票”，獲得一定的虛擬福利，主播可從中分成。不同頭銜價格不同，“艦長”是198元/月，“提督”為1998元/月，“總督”則為19998元/月。“‘萬艦成就’指的是主播的直播間內有超過1萬人購買了‘艦長’及以上‘船票’，這是衡量主播直播是否吸金的重要指標，也是判斷一個主播火不火的指標。”

平臺看似中立，卻為誘導打賞提供了物質基礎，讓基于這些數字功能之上的經濟交易有了可能性，沒有考慮用戶消費的沖動性而延長支付流程，反而不斷壓縮交易中思考的時間。是否打賞表面處于“你情我愿”的邏輯之下，但絕大多數平臺在打賞交易中既無需驗證身份，也沒有甚至多重提示。在抖音平臺打賞設置了“免密支付”，讓打賞交易變得更加快捷方便。

以“直播打賞”為關鍵詞，在百度檢索后的結果中，遭遇到誘導打賞坑騙的不僅有老年人，還有未成年人，他們在社會結構中都是渴望情感陪伴的群體，因為年齡過大或者過小，對網絡內容的真實性缺少一定的判斷力，更容易成為直播打賞的“獵物”。

直播打賞各類問題根源是主播問題嗎

抖音直播“2025共建文明直播”溝通會披露平臺治理數據，2025年第一季度平臺主播誘導打賞違規行為同比下降25%，用戶對此類違規的舉報量銳減72%，同時無限期回收1091個利用情感誘導打賞賬號的直播權限，并協助公安機關打擊涉詐直播，抓獲涉案人員22名，其中11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在治理手段上，平臺通過“經濟+流量”雙維度約束違規主播，包括凍結違規場次收入、延遲結算、限制提現及梯度處罰直播權限，并上線“直播消費助手”優化理性消費功能，強化用戶消費預期管理。然而，這些治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像是被動應對，對已經發生的問題進行事后追懲。

各類平臺想盡辦法開發各類粉絲付費規則，從訂閱費、刷禮物、點亮燈牌，到櫥窗掛貨，甚至還演變了“月票機制”，環環相扣，就為了讓粉絲多給主播掏錢。這些花錢功能看似只存在粉絲和主播之間，平臺僅僅只是“中立”提供交易功能，但是作為功能研發方和平臺運營商，它們客觀的背后就是為了“抽水”。

根據網絡資料，大多數直播平臺都可以從打賞的交易中獲取抽成。個人主播抖音直播的贈品分成比例為30%；公會主播固定禮物分享比例為45%；主播完成任務后，可以獲得最高5%的額外獎勵，分為45%-50%。同時，行會不能收取服務費。會有5%的服務費作為對主播的獎勵，所以主播的比例可以達到50%-55%。

近年來，每次產生網絡直播打賞問題，各類專家建言獻策，要求平臺對功能進行優化，比如設置打賞金額上限、冷靜期、延時到賬、可撤銷打賞功能等，在平臺功能上并未有實質性變化，反而反對之聲又此起彼伏，認為這些功能會損害行業健康發展，甚至一些國家級媒體評論中也不乏反對之聲。

網絡主播已經成為國家新職業，對該行業的規范任重而道遠，我們總是寄希望于平臺要履行責任，但是平臺應該如何履行責任，如何規范自身的行為一直還是黑箱狀態。科技公司給予了每個人成為主播的可能，為媒介形式和內容提供了顛覆式創新的物質基礎，它也打造與過去以往社會完全不同的另一個領域——平臺社會。在平臺社會中，平臺制定了規則，但誰又來監督平臺的數字化操作，這才是未來真正需要思考的方向。

（文章綜合新華網、央廣網、環球網等）

撰稿：張勇、王子翼

編輯：ziven

策劃/審核：吳增輝、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