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論評集：1929-2002》，[英]伯納德·威廉斯著，謝沛宏、吳蕓菲、郭予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623頁，168.00元

《伯納德·威廉斯導論》，[美]馬克·P. 詹金斯著，吳蕓菲譯，上海文藝出版社｜藝文志eons，2025年6月出版，352頁，68.00元

《思想家》，[英]布萊恩·麥基編，吳蕓菲譯，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4年7月出版，504頁，78.00元

布萊恩·麥基（Bryan Magee）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策劃并主持了多檔高質量的哲學電視節目，包括“對話哲學家”“思想家”和“大哲學家”。其中，“思想家”節目及其書稿影響深遠，被認為是哲學與大眾傳媒合作中最為成功，甚至堪稱奇跡的案例。對談集《思想家》（Talking Philosophy）脫胎于1978年播出的同名電視節目，由十五位哲學家基于對談的文字稿修訂、改寫而成，內容偏重英美語言哲學。對于普通讀者和哲學初學者，這本書是了解二十世紀重要哲學家觀點的權威資料，也為深入理解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提供了極珍貴的第一手素材。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收錄了英國倫理學家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正面談論語言轉向的重要訪談《語言分析哲學的魔咒》（The Spell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近期，還有兩本較為全面反映伯納德·威廉斯思想全貌，且相對易讀的學術著作在國內出版，分別是《威廉斯論評集：1929—2002》（Essays and Reviews: 1959-2002）和《伯納德·威廉斯導論》（Bernard Williams）。前者按時間順序收錄了威廉斯在1959至2002年間撰寫的六十八篇論說文和書評，內容涉獵廣泛，文風機敏靈巧，立體呈現了威廉斯優雅的寫作風格和向公眾傳達復雜觀念的能力。后者則圍繞若干核心主題，系統梳理并深入闡釋了威廉斯的思想，同時將其思考置于既有學術版圖中加以定位。盡管未涉及威廉斯的政治哲學，此書仍可以說是英美學界迄今為止最扎實、最可靠的威廉斯思想入門讀物。

既然我們都認可威廉斯思想的深度，也承認二十世紀上半葉確實存在語言轉向風潮，更不必說語言哲學本身就是二十世紀哲學最重要的一支，那么，檢視一番威廉斯對語言分析進路所持的復雜態度，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

古怪的威廉斯：是偏見還是另有其意？

為什么要詳加考察威廉斯對語言分析哲學的態度？這么做不只是因為威廉斯在《思想家》中針對語言分析發表了諸多不合時宜甚至是古怪的主張。（值得一提的是，麥基在其思想自傳《哲學如何塑造了我》中說他也不喜歡語詞分析，而且做這檔節目的初衷之一是暴露語言轉向之后哲學的短處，盡管事與愿違。）這些不合時宜的主張在《論評集》中同樣有所體現。

說這些主張不合時宜，是考慮到如下境況。威廉斯在牛津大學求學任教之時，也就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整個五十年代，作為對邏輯語言學派高度形式化的一種反動，以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J. L. 奧斯汀和彼得·斯特勞森（Peter Strawson）為代表的牛津哲學或日常語言哲學如日中天，這股思潮甚至蔓延至牛津大學的其他學科，比如法理學。赫伯特·哈特（H. L. A. Hart）的成名作《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即是有力證示，此書的出版徹底改變了英美法理學的發展方向，使法理學重煥生機。與此同時，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經歷了從早期到中期再到后期的轉變，他在課堂上講的內容，以及幾次專門口述給學生的筆記，在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廣為流傳。1953年，德英對照版《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出版。威廉斯在1983年接受的一次采訪中也提到了這點：“和當時的其他人一樣——那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是1951年畢業的——我對那個時代的哲學很感興趣。當時，維特根斯坦的遺著剛剛出版。事實上，他的《哲學研究》應該是在1950年出版的。在此之前，很多維特根斯坦的文獻已經流傳開來——這些文獻雖未出版，但在非正式場合流傳，其中包括《藍皮書和棕皮書》（The Blue and Brown Books）。和其他人一樣，我也對這種哲學很感興趣，對它感到興奮和激動。”（參見“The Uses of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Bernard Williams”, Interview by Donald McDonald, The Center Magazine, Issue November/December, 40– 49, 1983）

鑒于此，按理說威廉斯應該受語言分析哲學頗多啟發才對，但實情是他對歸在語言分析進路名下的哲學家及其思考方式的態度偏消極。

重回思想現場：群星璀璨的牛津哲學

威廉斯對語言分析哲學家們的態度可以分幾點來說。其一，他與日常語言學派的幾位名家交情甚篤，唯獨對奧斯汀頗有微辭。威廉斯不止一次在文章和采訪中夸贊賴爾，申言自己受其影響很深。1994年接受《我思》（Cogito）雜志采訪時，他毫不避諱地表露自己對這二人的喜惡：“在某些方面，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吉爾伯特·賴爾。雖然我并不完全贊同他的哲學方法，但他確實對我總體觀點的某些面向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我受奧斯汀的影響則較小。”這些趣向一直延續至他去世。賴爾之外，他也對《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英譯者、維特根斯坦研究者大衛·皮爾斯（David Pears）印象良好，五十年代曾一起授課，并從皮爾斯那兒學到不少教學方法。尼基爾·克里希南（Nikhil Krishnan）在他那本摹畫二十世紀上半葉牛津哲學群像的書里有段話佐證了這兩點：

五十年代，威廉斯全身心地投入到牛津哲學的生活中。他向賴爾尋求日常指導，并對他漸生好感。賴爾從未說服他接受自己的獨特立場，但給了威廉斯后來認為是很好的建議：遠離“主義”；與其早早寫出一本糟糕的長篇大論，不如晚點寫出一本短小精悍的好書。另一方面，威廉斯對奧斯汀敬而遠之：威廉斯太清楚奧斯汀對年輕人的影響了。他從不參加（奧斯汀主持的）周六晨會，奧斯汀對威廉斯躲避自己大為光火。這就是這個人領袖魅力的危險之處，他總是在年輕人還沒來得及說出他們的想法之前，輕易挫傷他們的雄心壯志。不過，威廉斯對他敬而遠之還在于，他對形而上學的無度的懼怕是無來由的：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牛津，對形而上學的恐懼與其說是謹慎，不如說是偏執。威廉斯后來說：“在我看來，奧斯汀就像一位認為英國經濟需要放水的財政部官員，而當時英國已有三百萬人失業。”（Nikhil Krishnan, A Terribly Serious Adventure: Philosophy at Oxford 1900-60，2023，p.184）

關于奧斯汀的卡里斯馬特質，克里希南沒少著墨，試舉幾例。奧斯汀和伯林交好，倆人除了發展智性對話，還在牛津合開了一門講C. I.劉易斯（C. I. Lewis）的《心靈與世界秩序：知識論綱要》（Mind and the World Order: Outline of a Theory of Knowledge）的課程。正是一起開課的共同經歷讓伯林意識到了奧斯汀在他們的談話中未曾表露出來的另一面，即一旦有了聽眾，奧斯汀就變了個人，這讓伯林體會到了某種可怕的壓迫感。伯林對此的記憶是：“他完全憑借自己的智性力量主導了整個班級，他必須贏。”從1937年春天開始，每周四晚飯后，在奧斯汀的鼓動下，伯林在萬靈學院的房間里組織青年哲學家聚會。A. J.艾耶爾（A. J. Ayer）、唐納德·麥金農（Donald MacKinnon）和斯圖爾特·漢普希爾（Stuart Hampshire）等人是常客，這些人互相稱呼對方的教名，除了奧斯汀，不管是當時還是后來，誰也不敢叫他“奧斯汀”以外的名字。聚會上每個人都發言，你一言我一語。然而奧斯汀對這種無政府狀態深惡痛絕，并試圖立規矩，還起草了一份四頁紙的議會式規則，好在伯林及時制止了他。

奧斯汀

其二，這種不滿態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得到印證。英國哲學家里，威廉斯對R. G. 柯林伍德、以賽亞·伯林等人青睞有加，這當然跟他們的共同思想傾向相關，比如他們都重視歷史維度。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考量，他們同二十世紀初期的新興哲學家如摩爾、羅素、艾耶爾等人一樣，對當時英國主流哲學及其德國古典哲學背景多有不滿，但他們沒有追隨這些人，而是發展出了語言探究之外其他做哲學的進路，比如柯林伍德投身于歷史哲學和哲學史，伯林則從哲學轉投于思想史，這在二十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幾乎所有人扎堆研究語言的時代氛圍中顯得格外另類。

其三，威廉斯明確提到伊麗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等人對他的積極影響。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訪中，他坦言：

另一個對我產生某種影響的人是伊麗莎白·安斯康姆，雖然我很高興地說我認為她在其他方面沒有影響我。她所做的是讓人牢記光有聰明不夠，這是她從維特根斯坦那里學到的。牛津哲學特別傾向于耍小聰明。這里的風氣是喜好爭論：有很多意在證明別人錯了的爭勝性質的思辨交流。我對所有這些輕車熟路。但伊麗莎白向人傳達了一種強烈的感覺，即哲學這門學科是嚴肅的，以及單靠聰明不足以應對哲學的艱深。（Alex Voorhoeve, Conversations on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7）

在堅持哲學不是智力游戲之際，他旋即做了補充：“（做哲學需要）善于發現論證中或書頁上沒有的東西，以及想象力。許多哲學家以非常線性的方式進行論證，一個證明蓋過另一個證明，或者一個反駁駁倒另一個假定的證明，而不是橫向思考這一切可能意味著什么。”（同上）結合克里希南那本書的論述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這一積極影響對威廉斯的思想趣向所產生的塑造作用：

艾麗絲·默多克和菲利帕·富特讓威廉斯看到了，一旦擺脫艾耶爾和黑爾關于什么是有意義的、什么是無意義的嚴格限制，倫理學可能會是什么樣子……他一直很感激她們為他指出了后來成為他基本思想之一的東西：對“正確”和“善好”的持續關注使我們的注意力偏離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概念——光榮的、可恥的、奸詐的、信實的、本真的。（Nikhil Krishnan, A Terribly Serious Adventure: Philosophy at Oxford 1900-60, 2023, p.184）

考慮到威廉斯的核心學術興趣始終在倫理學領域，并且相較于哲學中的其他分支，倫理思考天然與更富想象力和文學性的探究親緣，不難理解威廉斯為何會從安斯康姆、默多克和富特等人那兒受益良多。

盛行于牛津的語言分析哲學家非常多樣，也不全是奧斯汀式的風格，他們個個人格強勢，而且大家各有各的理論籌劃。在這樣的環境中，年輕人自然有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思想。但威廉斯對顯耀一時的兩種潮流的某些風氣不滿，對奧斯汀的態度還可能夾雜聰明人之間相互刻薄的世態常情——畢竟，彼時奧斯汀威望甚高，不太在乎寫多少作品，更多借著周會形式傳播自己的方法和觀念，年輕氣盛的小輩學人認為這純屬浪費時間在所難免，加之不想受大佬影響和籠罩。本著立體理解和想象當事人所處情境的原則，這些都是可以想見的。

嘲人也好，自嘲也罷，英國智識人向來不憚其煩，沒準威廉斯對奧斯汀的這點兒刻薄還入不了周圍人的眼呢。

說回正事。如果我們將目光收攏在作為哲學進路的語言分析，究竟是這股風氣中的什么趣向惹得威廉斯不滿呢？

三個靶子

威廉斯對奧斯汀、維特根斯坦和語言分析進路的道德哲學多有批評。這些批評聚焦于何處？

（一）學究兮兮的奧斯汀：語詞辨析與解決傳統哲學問題相分離

結合威廉斯給《感覺與可感物》（Sense and Sensibilia）和《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 Papers）寫的書評更能看出他對語言分析的不滿何在。

總的來說，奧斯汀是何等地少用他的語言密切觀察法，為他提出的某些專屬哲學的要點提供支持，真是不可思議。如此一來，那些語言觀察似乎常常就是為了觀察而觀察……該書（即《哲學論文集》）還有一些跡象顯示，這種哲學和語言研究的分離為何應該出現：從大量的線索可見，奧斯汀干起他的語言研究時，積極地想擺脫哲學的問題……

語言研究終究會回到哲學理論家迅猛抨擊的那些主題上；用一個著名的短語來說，語言研究是“一切的開始”。怎么實行這“一切的開始”呢？奧斯汀似乎就給了一個培根式的答案：耐心收羅日常用法的種種區分，然后從中引申出一個模式或理論……這個方法的那麻煩在于：照直去做，是做不成的。沒有目的——在理論方面，沒有理論或問題——就沒有分類。（《論評集》，55-56頁）

概言之，威廉斯對奧斯汀的語言分析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奧斯汀的語詞考查與其對哲學問題的論述乃至解決經常是分離的，前者并不支撐后者；二是對語詞用法作形形色色的分類是一項可以無窮無盡追逐下去的工作，但這種分類對做哲學的好處并不清楚。類似的質疑也出現在威廉斯給賴爾的《論思考》（On Thinking）一書寫的書評中。

與此同時，威廉斯對語言分析進路的保守蘊意也夾槍帶炮地諷刺了一番：

倘若我們聽從這些伯克式的忠告，如今還會有我們有的那些日常語言的大量區分和用法嗎？又是誰鋪設了這張錯綜復雜的語言制度網呢？奧斯汀含糊地寫到了“[在]生活實事中……為許多代人傳承下來的經驗智慧”。可我們難道不需要有關于語言變遷的真實歷史材料嗎？尤其是有關遭到鄙視的草率理論家對語言，特別是在奧斯汀最關心的那些領域里的反復影響，難道就不需要真實的歷史材料了嗎？保守派面臨一個事實：舊事物不過是曾經的新事物，語言和政治都一樣。（同上，57-58頁）

威廉斯通過將語言保守主義類比于政治保守主義來指責奧斯汀的看法沒道理。三十多年后，他在回應自己的哲學總體偏消極的批評聲音之時仍不忘借羅素之口嘲諷常識派。奧斯汀認為，相較于日常務實者繼承而來的智慧，傳統哲學家和他們的理論只是暴發戶，而依威廉斯，該闡論仍躲不過羅素的那句判詞，即摩爾等人所倚重的常識無非是“石器時代的形而上學”。

這里就威廉斯對保守主義的態度岔開去多說兩句。拿保守主義這個指責來說，實際上后期威廉斯更多是針對維特根斯坦主義者，可以把威廉斯的做法大差不差地理解成和維特根斯坦主義者爭奪闡釋權。他的確認為維特根斯坦主義者有鼓勵政治保守主義的傾向。該傾向與奧斯汀的區別在于，維特根斯坦明確把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連在一起，而生活形式這個概念比奧斯汀的“傳統智慧”更容易導向政治保守主義。

（二）激進的維特根斯坦：哲學與論證無關

威廉斯對維特根斯坦（以及維特根斯坦主義者）的態度相當復雜，這與他本人做哲學的方式和困惑的問題交織在一起，展開其中的溝溝坎坎既非本文所能及，也非本文的核心寫作任務，但考慮到在分析哲學傳統中是維特根斯坦以一己之力把語言擺到極高的位置，無論早期還是晚期，他都把語言批判當作哲學的唯一任務，那簡要提下威廉斯對維特根斯坦的觀感也不算離題。

威廉斯一邊跟著大伙說維特根斯坦太獨了，做哲學竟然不形成論證，一邊又長篇大論寫維特根斯坦，時不時透露出對他的一點好感——相較奧斯汀而言；他本人自始至終是個堅定的反理論者，但他既對維特根斯坦的反理論取向頗有微詞，又排斥維學家基于維特根斯坦的反理論取向做出各式理論。

針對第一點，威廉斯在對談里講得很直白：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里幾乎都是簡單明了的句子。這些句子既沒有模棱兩可的語法，也沒有晦澀難懂的名詞。我認為，它難以理解的一個原因是，它在多大程度上牽連在一個論證當中，這一點上存在著模糊性，一種很深的模糊性。在奧斯汀那里，或者在我們可以提到的許多其他語言分析哲學家那里，都有明確的論證……這部著作包含了種種奇特的自言自語、警句、提示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和他認為哲學跟證明或論證毫無關系這一激進的觀點有關。他曾說過，我們應該通過收集我們通常的行事方式的提示物來做哲學，因為哲學往往會讓我們忘記我們通常的行事方式。（《思想家》，203頁）

這段話精準道出了大部分人對《哲學研究》的直觀印象，但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維特根斯坦沒有提供論證的結論，恐怕有待商榷。也許所謂“通過收集我們通常的行事方式的提示物”恰恰就是維特根斯坦的獨特論證方式，就此而言，沒準是他調整、改變了我們對論證的刻板想法也未可知呢。

和第一點的直截了當比起來，第二點就相當迷惑人了。先來看看威廉斯怎么說：

維特根斯坦的遺著，雖然并非有意表達或鼓勵理論，實際上卻沒有在其中埋雷以抵制從中抽引出理論。與此相反，尼采對以通常方法來延續哲學的抵制是內嵌在文本中的，它埋有地雷，不僅反對從文本中找回理論，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反對任何將文本同化為理論的系統性注解。他的寫作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部分原因在于其對主題的選擇，部分原因在于其表達的方式和態度。（Bernard Williams, “Nietzsche’s Minimalist Moral Philosophy,” Making Sense of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5-66）

依這段話，威廉斯對維氏的反理論取向有意見，主要是因為尼采哲學抵制人提取理論，而維氏則否，所以大批打著反理論旗號的維學家會做出那么多理論。另一處文本與此遙相呼應。在給《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法譯本寫的導言結尾，威廉斯認為在拋棄柏拉圖式形而上學模式后，尼采有望成為道德哲學的思想資源，理由如下：

尼采尤為有價值之處在于，他（大多數時候）關心的是寫出一部甚至看起來都不像是闡釋性形而上學著作的文稿，一部武裝起來以抵御那些想把它變成一個體系的人的文稿：一部真正能防理論家的文稿。維特根斯坦沒能做到這一點；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只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到了這一點，因為他生前沒有出版他后期的任何作品。事實證明，后期作品出版之后在產生我認為他所憎惡的那種理論方面碩果累累。這一部分是因為他主要關注的是諸如意義等一些確實正當地招引哲學理論的話題；與這一點相關，另一部分是因為他自己也沒有充分說明為什么不應該有理論。尼采在他最關心的事緒上，有不止一種這樣的說明。（Bernard Williams,“Ethics, A Matter of Style? Introduction to the French Edition,” Philosophical Inquiries 9 [2]: p.281-282, 2021）

說從尼采的哲學抽取不出理論，其中的道理不難猜，眾所周知，尼采的文字極有沖擊力，很多話有時候說得很猛，有時候語帶反諷，有時候是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東一下西一記。威廉斯也許認為尼采這么寫作的用意不在于讓讀者接受他的各種論斷，而是讓讀者盡量擺脫哲學傳統一向默認的視角。但說維氏在這一點上做得不如尼采，這話就很讓人困惑了，倒是威廉斯對尼采情有獨鐘人人都看得清楚。

（三）獨獨關注形式的道德哲學：遠離實質議題和倫理經驗

語言轉向深刻影響了當代西方哲學的走向，作為哲學分支的道德哲學自然也不例外。總的來說，威廉斯將當代道德哲學劃分為兩個階段，上半葉為一階段，下半葉為另一階段，前者關注道德判斷的性質、道德知識的地位及其可能性等元倫理學問題，其主要問題是忽略了一階的倫理問題；后者雖不像前者那么熱衷于元倫理學問題，轉而更多關心諸如墮胎、女權運動和饑荒等一階議題，但這些討論都假定和預設，日常倫理思考可以借助倫理學理論達致系統化。（參見[英]伯納德·威廉斯：《道德：倫理學導論》，魏犇群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第iii頁。威廉斯反對倫理學理論人盡皆知，但他的反理論趣向到底包含哪些內容，仍需沉下心仔細辨析。）所謂倫理學理論，一言蔽之，就是力圖以概括和有序的方式呈現倫理思考內容的一套結構，依威廉斯，其主要問題在于，憑什么認定這項事業對我們的情感和生活擁有權威性呢？兩個階段共同的問題都指向無視活生生的倫理經驗和感知，只關注倫理思考的形式層面。威廉斯在發表于1990年的《論懷疑的必要性》一文開頭直擊語言分析進路的要害：

“語言分析”，那個如今已然遠去的哲學流派，曾經因為它對倫理學的奇特態度而招致惡名。在每一個領域中，對它的指責都在于它忽視了傳統的嚴肅哲學問題；對于倫理問題，在上述想法之外還要加上一條，即傳統的哲學關切不僅在哲學上是嚴肅的，并且它一般而言就是嚴肅的，因此語言分析的道德哲學的論敵認為它不僅在學理上很空洞，而且在人類問題上故弄玄虛。這類一般的指責總是乏善可陳，但在倫理學領域內的指責是有力的。那種哲學的很大一部分所致力的目標，即完全成為高階的思考，只關心道德思維的形式而非其內容，是注定要失敗的。（《論評集》，414頁）

那么，語言分析在當代道德哲學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呢？或者說，語言分析和形式化的倫理思考之間存在何種關聯？這就不能不提到英國倫理學家理查德·黑爾（Richard Hare）。

在眾多倫理學家里，威廉斯在學理層面與其本科導師黑爾針鋒相對。據他本人透露，他和黑爾屬于俄狄浦斯式的關系。據曾在牛津求學的學生回憶，黑爾對論敵是出了名的毫不留情，其中就包括彼時還是本科生的威廉斯（參見C. D. Herrera &Alexandra Perry ed.,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Bernard William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p.21）。黑爾生性好辯，威廉斯迎難而上，幾乎每周都要與他交手，并試圖改變他的立場，但次次落敗。克里希南在書里有記述，“威廉斯與一群才華橫溢的本科生組成學習小組，一起寫論文，設計愈發復雜的論證來反駁黑爾——這些論證被逐一寫進他們每周提交的論文中。威廉斯總是小組中最后一個發言的人，承擔著給出‘致命一擊’的任務，寄望以此徹底推翻黑爾的立場。然而，黑爾從未改變過自己的想法。”（A Terribly Serious Adventure, p.183）不熟悉黑爾的普通讀者不妨留意下《思想家》第八篇對談，直觀感受下他的清晰、犀利和連貫。

在黑爾的哲學版圖中，道德哲學從屬于邏輯學，并且他將形式部分也即道義邏輯看作是整個道德哲學其余部分的基礎。黑爾的哲學工作大致可以概括為：通過分析諸如“應當”等道德概念，闡明其兩個基本邏輯屬性——可普遍化性和規定性，從而確立某些理性行為者經充分考慮事實后會選擇的原則，遵從這些原則能讓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得到最佳結果。威廉斯在其代表作《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第五、六、七三章中針對黑爾的這套理論多角度展開了精彩辯論，“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也不過如此了——當然沒那么愛，但威廉斯也絕不是刻意找茬，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立場和這本書本身的需要去批評黑爾的理論。

基于此，我們有理由做出如下推論：黑爾系統且徹底地做了道德語言至少是某些道德語詞的分析，由這種分析推導和論證了他那個版本的功效主義，但做出來的東西并不那么富有成效，這導致威廉斯不看好語言分析這種思路在倫理學中的應用。不看好的緣故在于，一方面，黑爾心心念念道德哲學能對人的實際生活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他始終從邏輯學的角度來理解道德語詞、道德推理乃至道德哲學，這兩方面天然相抵牾。黑爾憑什么篤定，依邏輯學所確立的概念的純形式屬性能講通實實在在的倫理生活呢？

當我們說語言分析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說什么？

結合前述分析不難看出，在威廉斯對語言分析哲學的態度中，幾個層面的東西同時存在：對具體人物的觀感，對這個人所造就的時代氣氛的感知和反應，對他一些說法的意見，對他特定作品的批評。加之威廉斯有自己的追求和關切，他在哲學中想解決的根本困惑不怎么涉及語言，這種困惑也不大可能因為讀了誰的文著而驟變——所以他對作為哲學分支的語言哲學問題不感興趣很可以理解，他對奧維二人的偏見和苛刻即是印證，尤其對奧斯汀。

當然，事情總有另一面，威廉斯也因此錯失了從深處把握二人哲學思考的基本路線和重要景觀的機會，從而忽視了“語言轉向”的核心意義，在這一點上，他追隨流俗見解，將語言轉向帶來的結果理解為把哲學問題視作語言問題。不止威廉斯，對談集中的其他哲學家也持有與威廉斯一致的看法，包括主持人麥基。比如在和艾耶爾的對談中，麥基說：“哲學很快開始呈現這副樣子，仿佛他就是關于句子和語詞的。的確，可以這么說，很多非哲學家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即哲學家只關心語言。”（《思想家》，177頁）

真正引使我們重新思考語言分析趣向的，其實是威廉斯對分析進路的元倫理學和倫理學理論的批評，首當其沖的是黑爾的理論。黑爾的思考取了道德語言純形式的那一面，意欲以此為基礎通達實際倫理生活。細細想來，黑爾所說的道德語言跟我們平常對語言的理解有很大出入，他的工作從一開始就沒沾過地，所以威廉斯才忿忿不平：“我們若要弄懂倫理概念是怎樣起作用的和怎樣變化的，我們必定要探究這些概念在其中起作用的社會組織形式，由此獲得某種識見……語言進路至少潛在地比較接近于對倫理思想的社會維度和歷史維度的理解。”（參見[英]伯納德·威廉斯：《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陳嘉映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158-158頁）某種意義上可以將威廉斯提出的“厚概念”視作在社會維度和歷史維度上理解道德概念的一大努力。

伯納德·威廉斯著《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

但回過頭來想，這一糾偏性質的努力和奧斯汀的工作有拉開那么大的距離嗎？

許是預見到了自己的工作可能會招致某些誤解，奧斯汀特將通過語言分析來處理傳統哲學問題的方式稱為“語言現象學”。在《為辯解進一言》一文中，奧斯汀聲稱，日常語言分析的確要檢查我們在這樣那樣的場合都是怎么說話的，但“這時我們重新審視的卻不只是語詞，我們同時也重新審視我們用語詞來描述的實際情境”（J. L. 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 p.128）。無獨有偶，艾耶爾也有類似說法：“‘關于語言’和‘關于世界’之間的區別并不那么分明，因為世界就是我們所描述的世界，是呈現在我們概念系統中的世界。在探索我們的概念系統的同時，你也在探索這個世界。”（《思想家》，1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