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啃老”，大多數人的直覺都是“年輕人啃父母”或者“六個錢包養一個年輕人”，但這并非最可怕的“啃老”形態。隨著人均預期壽命的不斷提高，日本的“8050問題”愈發嚴重，這也是整個東亞社會未來很可能面對的課題。

所謂“8050問題”，即80多歲的高齡父母與50多歲無業、蟄居的子女同住的社會現象，他們在經濟上陷入窮困，日益孤立于社會之外。在日本，超過100萬人正身處類似境遇中。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超過28%，80歲以上的高齡人口也在持續增加，這意味著“8050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不同年齡段有不同的蟄居原因

日本學者川北稔在《8050問題：如何拯救極限家庭》一書中，提到了兩起日本社會發生的極端事件。

一是2019年5月28日清晨，一群小學生在神奈川縣川崎市多摩區登戶車站附近等待校車，一名50多歲的男子突然雙手持刀沖來，最終導致一名小學六年級女孩和一名送孩子上學的父親遇害，傷者人數達18名。

二是2019年6月1日，一名住在東京都練馬區的七十多歲父親持刀刺向四十多歲的兒子，兒子胸部受傷，送院后不治身亡，事件起因是兒子嫌“運動會的聲音太吵”而開始暴躁。后來這位父親向警方透露，在家啃老的兒子曾有家庭暴力行為，并有蟄居傾向。他擔心兒子會做出與幾天前川崎案件罪犯同樣的事，給周圍人制造麻煩，所以將之殺死。值得一提的是，這位父親名叫熊澤英昭，曾擔任日本農林水產省事務次官的熊澤英昭。

川崎案件加害人與練馬案件被害人的生活模式都接近蟄居狀態。所謂蟄居，是指不參加社會活動，以家庭為中心生活的“狀態”。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對蟄居的評價、援助指南》中，將蟄居定義為“由于各種各樣的要因，回避社會活動（包括義務教育階段的就學、非正規雇用的就業及家庭外的交際等），原則上是持續6個月以上基本不外出的狀態（包括與他人不交往的外出行為）。”

《8050問題：如何拯救極限家庭》

類似的悲劇還有很多。2016年，新潟縣三條市一位70多歲的母親將50多歲的兒子殺害，隨后自殺身亡，他的兒子是一位長年無業的啃老族。2017年12月，北海道札幌一位82歲的母親在饑寒交迫中死去，長年無業、在家啃老的52歲女兒也同時身亡。

2016年調查數據顯示，日本年齡在15歲到39歲之間的年輕群體中，處于蟄居狀態的有54.1萬人。當時已有不少呼聲，認為應將40歲以上群體也納入調查。2019年，日本內閣府再次展開調查，發現年齡在40歲到64歲之間、處于蟄居狀態的人口已達到61.3萬。這個調查數據還是保守數字，因為日本人以蟄居為恥，許多受訪對象會有意隱瞞。

不同年齡有不同的蟄居原因，數量比例有沒有明顯差異。有人因為校園欺凌而拒絕上學，有人因為考試失利而不愿出門，有人因為求職失敗而失去信心。至于40歲以上的人，最常見的原因是被裁員和人際關系問題。數據顯示，最容易蟄居的人反而是那些曾經從事過長期工作，但最終失去工作的人，他們對于這種境遇的轉變更為無所適從。

以往有人存在刻板印象，認為蟄居者多是獨居，但從調查結果來看，與家人（父母、配偶或兒女）同住的比例相當之高。在40歲以上的群體中，由蟄居者本人維持生計的占29.8%，可見部分蟄居者仍然擁有經濟自主的能力，但也意味著剩下的七成只能依靠他人，最常見的辦法就是“啃老”。

《消失的勞動者：百萬無業中年的困境與出路》一書也談及日本社會的失業問題。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啃老也不是一天“啃”成。川北稔認為，蟄居的背景分為“生物學”“心理”“社會”等層面。“生物學”層面是指因患感統失調、抑郁癥、強迫癥、恐慌癥等精神疾病而蟄居，抑或是輕度智力障礙、學習障礙、高功能廣泛性發育障礙等。“心理”層面指在蟄居狀態開始之前就存在的精神壓力，以及在蟄居狀態下生活時本人所承受的緊張感和不安感。更為普遍的則是“社會”層面，

《8050問題：如何拯救極限家庭》中寫道：“在升學和就職等備受期待的人生轉折點上，有時會遭遇挫折，未能順利按照預想軌道前進。厚生勞動省在《指針》中指出，在只認可就學、就業的環境中，經歷過蟄居的人想再次進入社會時，會面臨很多困難。‘要是蟄居，將來就完了’‘不同于他人，這樣不好’，若周圍的人都用這樣的眼光看待蟄居者，不僅是蟄居者本人，就連家人也會覺得蟄居是壞事，無法向外界尋求援助，變得越來越孤立。”

也就是說，導致蟄居狀態開始的契機、讓蟄居狀態持續的因素與蟄居本人及其家庭情況的疊加，會使蟄居狀態長期持續下去。

50歲啃老族的出現有歷史因素

50歲的啃老族，有相當比例在年輕時代就開始啃老，這類家庭往往呈現非常典型的東亞式極端家庭狀態。

父母在養育子女時，沒多少人能預料到孩子會陷入蟄居狀態，畢竟大多數東亞父母對孩子都充滿期望。因此，蟄居一旦發生，父母往往無法認清事實，甚至認為子女“只是稍事休息”。羞恥感也會導致父母不愿向外界尋求幫助，而是采取“家丑不可外揚”的隱瞞。前文提到的東京都練馬區悲劇就是如此，熊澤英昭殺死兒子后，警方進行調查，周邊鄰居表示多年以來，他們甚至并不知道熊澤英昭還有個兒子。

可在家的時間一長，父母又會采用嚴厲態度“激勵”子女，結果激起對方逆反心理，不但造成子女繼續自我封閉，家庭關系也會出現巨大隔膜。此時，父母又會自我責備，特有的東亞式溺愛，使得父母又轉化成覺得孩子很可憐、“先隨他”的狀態……

也就是說，在初入職場的年紀遭遇就業冰河期，隨之而來的“疤痕效應”會持續存在。這種效應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加重，那些曾經就業受挫的年輕人，在四五十歲時會承受更嚴重的心理創傷。他們會拒絕走出家門，拒絕求助，將問題封存于家庭內部，但當八十多歲的父母無法繼續支持他們的生活時，“8050問題家庭”面臨的似乎是一條絕路。

在日本，老年人咨詢中心面對的80%案例都是“應對無業成年子女”。同住矛盾頻發，是因為無業成年子女經濟不獨立，沒有話語權。在經濟好的時期，年輕人的賺錢能力往往超過自己的父輩，但在經濟下行期，年輕人的賺錢機會明顯變少，財富積累的能力反而比不上父母，因此越是這種時期，啃老的情況就越多。

日本紀錄短片《消失的勞動者》劇照

同時，日本父母又往往堅持東亞式的“我是為你好”，基于子女的惡劣狀況，忍不住要替子女多做打算，反而進一步激化矛盾。矛盾之外還有困惑，年邁的父母不僅僅失去工作能力，還可能面臨重病、積蓄減少等各種問題，無法頤養天年。他們不知道自己還能照顧孩子多久，也擔心自己離去后，孩子無法獨立生活。孩子則在蟄居中飽受各種精神壓力甚至精神疾病的困擾，畢竟日本是一個高度重視他人評價的社會，人習慣于通過比較獲得價值認同，一旦脫離所謂的正常軌道，就很難返回。

日本的“8050問題”，源于經濟泡沫的破滅，也有校園霸凌的因素，還因為過往不夠成熟的社會援助體制。上世紀80年代，日本中小學由于校園欺凌等因素導致不上學等問題集中出現。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停滯，因此出現“就業冰河期”，許多年輕人一直找不到工作，成為“平成廢柴”。偏偏與此同時，日本國家福利機構強調“自我責任”“父母應該照顧子女”，以此逃避社會責任。到了這代人年紀漸長，可以申請社會福利金時，日本社保費用又暴增，沒有工作和積蓄的他們根本無力支撐，也就無法享受充足福利。在老齡化嚴重的今天，它的累積效應開始爆炸性集中出現。

學會“與別人不一樣”，是東亞人的出路

啃老是全世界難題，但“8050問題”之所以被視為東亞特有，是因為它有著非常明顯的東亞文化特征。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年輕人就業難度加大，許多人只能選擇非正規雇傭，如臨時工和派遣工等。但在日本人的習慣認知里，獲得正式聘用機會，成為“正社員”，是父母們對孩子的最大期望，情況有點類似于“孩子不考公考編就等于沒有正經工作”。這種來自家庭的壓力，造成了就業的失衡，也讓許多年輕人選擇逃避，最終變成蟄居一族。

東亞孩子在成長中背負的巨大壓力，也如滾雪球一般摧毀著許多人的人生。因為從小在壓抑氛圍中成長，“尋找自我價值”的排位遠低于“是否讓父母滿意”，許多人一輩子都未曾為自己而活，而是活在長輩的期待中。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求職受挫，年輕人很容易陷入自我懷疑、封閉自己。

這種壓力不僅僅是“8050問題”的誘因，也影響著東亞社會的方方面面。之前就有研究結果顯示，歐美國家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結婚年齡會顯著增長，也就是走向晚婚。但東亞女性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往往會跨過“晚婚”這一選項，直接走向不婚不育。

這當然跟歷史有關，相比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女性受教育的歷史，東亞女性起步晚，中間波折也多，還有傳統掣肘，但也正因這些阻撓，造成了“壓力越大，反抗越大”。

說到底，還是一個“累”字，養孩子累，孩子也累。到底有多累，養過的都知道。“累”在教育方面的表現最為突出，這些年來備受質疑的“雞娃”，幾乎就是東亞標配。

東亞人為什么這么累？很大程度是因為東亞文化對等級和社會性的強調。同時，在東亞人的認知中，一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是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的。他們因此放棄個人獨立自主權而去尋求他人的支持、指導和保護，人們非常渴望與有錢有權以及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系。

正因為這種傳統，“不懂愛”“不懂理解”也成為很普遍的思維。在東亞社會，家庭關系的連接非常緊密，父輩往往會將自己認可的家庭價值觀全數傳遞到子女身上，不容任何質疑，這也造成了各種干涉、誤會和不理解。所以一個歐美年輕人選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不但社會能包容，父母也能包容，甚至反過來予以各種支持。可是在東亞社會，別的不說，學什么專業、做什么工作，都很可能在家里掀起“戰爭”。在這個過程中，當事人的意見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句“我是為你好”就足以讓人立于不敗之地。

具體到現實問題，東亞對個體最直接的沖擊是教育焦慮和婚育捆綁。

教育的高度內卷，讓大多數父母都陷入掙扎，加上高房價和生活成本，大多數人的人生已經完全被孩子的教育裹挾，徹底失去質量。

“結了婚就要生孩子”的慣性思維，讓許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數據顯示，2010年到2015年，東亞三國結婚女性從結婚到生育第一個孩子的間隔時長都非常短，中國的中位數數據是婚后第11個月孩子就已出生，韓國的數據是15個月，日本是18個月。也就是說，東亞三國幾乎沒有真正的“二人世界”。

在我們身處的社會，很多老人都喜歡強調“無縫銜接”，在他們看來，“無縫銜接”的人生才是最好的。比如小學中學大學，讀完書就以應屆生身份找到穩定工作，然后趕緊結婚，結了婚就馬上要孩子，這樣的話孩子大學畢業，父母還沒退休，簡直是完美人生。

可這樣的人生意味著個體完全沒有喘息的機會，甚至從來沒有“為自己而活”繼而審視自身的機會。在這種狀態下進入工作，許多人根本無法承受壓力。尤其是在日本這種同質性、秩序感較強的高度集體性社會，“不能跟別人不一樣”更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

要改善蟄居和“8050問題”，除了日本社會正在進行的各種就業支持、心理輔導之外，還需要讓人們在所謂的“標準路徑”（求學、就業、結婚生子）之外擁有其他選擇，得到“為自己而活”的機會。

日本各地的許多創新舉措，實際上都是“讓人生多一個選擇”。比如大阪有NPO組織推出“元宇宙社交”項目，通過虛擬空間幫助蟄居者重建社交能力。它采取的是讓參與者從數字社區逐步過渡到線下活動的“漸進式復歸”模式。東京有機構不再執著于“讓子女自立”，而是為每個家庭成員制定獨立方案，包括為父母提供喘息照護服務，為子女開設遠程技能培訓等，以此降低家庭矛盾。軟銀公司則開發AI心理輔導系統，通過匿名對話緩解社交焦慮。這些方式都意味著社會認知的變化，即從“矯正異常”到“接納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