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霍宏偉先生著《飛龍在天：中國銅鏡史上龍紋形象的三次轉變》一書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此書主要內容分為三卷，卷一為課程、講座文字整理稿，卷二為國家博物館藏銅鏡品鑒，卷三是為公眾所寫的銅鏡科普文章與書評。共計25萬余字，400余幅圖片。

拿到此書，粗略一覽，只覺得資料列舉精確詳實，再翻，發現腳注在靠前、靠后的章節幾乎沒有，只在中間部分密集出現，便覺得應該符合我對休閑讀物所寄予的“矛盾而擰巴”的預期——期望著它的學術，又怕它太學術。業余時光所期待的閱讀體驗，是解乏、輕松而又有所充實收獲。如果說學術術語是行業的無形門檻，那么資深學者凝練而又時常會兀自以為不言自明的推理過程，更是筑起不同學科與行當之間的藩籬。太過于艱澀的成長需要過程與時間，我至少會為這個階段中的自己，特別制定出適應精神緊繃狀態的時間規劃。至于休閑，那自應該有閑適的狀態。書目應定位而籌劃誕生，那么生活的律動、時間的節奏，當然要適從不同的書籍。

《飛龍在天：中國銅鏡史上龍紋形象的三次轉變》書影

《飛龍在天》的主要內容

此書卷一，是作者多年來面向公眾與愛好者講授線上課程與科普講座文字整理稿。既然是課程與講座整理稿，作者當然會對結構進行過由淺入深、層層遞進的設計，又因為來自于口語的行文，語言風格直白、質樸。一來內容不費解，二來文字不拗口。像我，舍不得在業余時間花費艱深的腦子，既想讀點貨真價實的真東西，又想經歷理性而平靜的思考過程，真是太合適不過了。更為開心是，可借此補齊那些因為上班、或者惰于奔波而不得不錯過的講座，至于少量線下聽眾專享的講座內容，那更是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首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驚喜。

這部分內容，先有統觀概覽式地揭示美學規律的講稿，介紹整個銅鏡發展史中龍紋形象的轉變過程，后有重點介紹戰國、兩漢時期，即銅鏡上龍紋孕育成形期出現的特色銅鏡，如漢代大方鏡、特種工藝鏡及有銘漢鏡。整章的布局安排，自多個時代的記述到個體案例，又擴展到全面審視，有著“面—點—面”的節奏張力；自審美的高度規律總結，經過經典、特點的重點闡釋，又回落到接地氣的個體審美鑒賞，有著“高—中—低”的邏輯線條；而講座的結構范式，從規律的闡述，到個例的探究，又到鳥瞰式的鑒賞品評，有著“廣大—精微—廣大”的學術基調。

卷一名為“飛龍”，是源于乾卦九五爻辭：“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對于廣大的聽眾與讀者，對于盛情邀約的博物館等機構，作者給予了心中那個“大人”的位置，謙卑地將這么多年珍貴的學術成果，也就是他心目中的“飛龍”，呈現在他認為神圣的學術氛圍中，那正是他心中的“天”之境。從卦辭看，“飛龍”處于事物發展過程中穩重成熟階段的狀態；其下一爻，“或躍在淵”，還是龍躍淵潭，不知深淺；其上一爻，則“亢龍有悔”，自大滿盈，悔之不及?？梢姡谧髡咝闹?，這部分積淀多年的學術成果是感到成熟自信的內容。將其放于書首，借喻飛龍“在天”，對此部分的學術價值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作者所選擇的這些課程與講座，如同其他知名學者的講座一樣，總是一座難求，這與觀眾的心理需求有著密切的關系。對于讀者而言，選擇閱讀嚴肅學者來對自己進行認知科普，最重要的心理驅動就是要求得可靠。而后，在此基礎上，尋求獲得感。

如果可靠歸功于嚴謹的研究范式，那么獲得感就來自通俗的陳述方式。有深度的通俗可不是簡單的事情，為了達到通俗的效果，最為常見的辦法就是以松軟的大白話，用故事、類比、簡化等方式來稀釋內容本身。這樣一來，真材實料的論據密度與論證過程都會被大打折扣，反而會讓“可靠”感懸停于半空。曾經有那么一段時間，我一直認為，在科普讀物的感觀里，可靠感與獲得感，是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不求兩全，只能調和。而科普講座是否也同樣要向通俗讓步呢？

在這樣一部以科普為主旨、以課程與講座為主打內容的讀物里，我們看到了作者以“干貨密度”而進行的學術不妥協。他沒有犧牲掉任何資料的詳實與精確度，而選擇了一種更為耐心的方式。例如，在《楚天漢鏡》一文中，他這樣解釋特殊工藝鏡：“與一般工藝鏡相對，是指一些特殊工藝如透雕、鎏金、貼金等技術制成的銅鏡，它代表了當時制鏡工藝的最高水平。”在專業詞匯處駐足，做行之有效的解釋——平行概念，具體所指，特殊價值，三個分句讀過，我已然具備了自己使用這個詞匯的能力。

與之同步的是，作者用一種更為豐富、學術的方式，為提升體驗、遷就趣味做出努力。如在對特殊銅鏡按部就班的介紹過程中，作者特意挑選了一些來自于文獻記載、頗有趣味的民間傳說，而在介紹晦澀抽象的感官美學時，也出現“像慈禧的長指甲”這樣的類比描述。在關鍵處精確干練，陳述時平實樸素，闡釋時又親切通俗，在這樣的陳述講解中，銅鏡本身所承載的市井之俗、文人之雅仿佛都立體化地呈現出來。

該書卷二，是作者在國家博物館藏數量龐大的銅鏡中以文物考古研究學者的專業眼光，選取了有代表性的精品。根據作者的總結，國博館藏銅鏡的特點是數量巨大，有著“時代蟬聯、工藝上乘、題材廣泛”的特點。這平平無奇、樸實簡練的幾個詞匯，不但是對國博大量銅鏡素材總體規律的總結，也是作者擷取精品的基本遵循。

從時代、工藝與題材三個特征入手，將最能體現國博銅鏡時代跨度、工藝精度與題材多樣化的銅鏡，從海量的基礎樣本中篩選出來。這個過程不同于藝術品鑒賞，因個人喜好而形成的風格偏向。這種看似簡單、枯燥的甄選工作，事實上是客觀而冷靜的學術陳述。若沒有對國博館藏銅鏡資料的大規模梳理過目，若心中沒有積累過更為豐富的大量銅鏡樣本，這樣的工作是難以著手完成的。這也體現出學術認知傳承有度、持續發展的生命力——站在學術的全方位視角上，對于銅鏡綜合而復雜的認知，始終在探究發展中前行。

作者將卷二稱為“躍龍”，取自乾卦九四爻辭“或躍在淵，無咎”之意。前文所提及，躍龍是事物發展到成熟階段之前的一個狀態，可見面對浩瀚的館藏銅鏡資料，作者的姿態是謙卑的。作為銅鏡領域的研究者，他將這批精品銅鏡整理介紹出來，只是發展過程中的嘗試，未來還可以對它們進行更充分的發掘。現在的研究如同反復嘗試的“躍龍”，到成熟自信的“飛龍”，僅一爻之遙；那基數龐大的館藏儲備，代表了物質文化精品層出不窮之淵藪。從“淵藪”中一躍而起，依賴的就是國博學者那傾思起筆的龍之“一躍”。

正當我一面一面認真品讀著卷二部分的銅鏡，心里開始暗自感慨作者在日常研究中，如何忍耐這近乎平淡如水、日復一日的學術探索時，手又翻及《引言》結尾處，感受到行文節奏的突變。篇幅簡約，詞句凝練，四字相銜，寥寥數筆，將一段心路歷程呈現。言不在多，足以感受到作者內心的炙熱，而其真正的文筆性情與底功，就在這不經意之間展露出來。從簡約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性格底色是浪漫的、理想主義的，而在他的論著中，哪怕是科普小品，也表現出以條理、規范為主導的理性風格。可見，嚴謹治學、平實可靠是作者對自己的寫作要求，而將治學升華到生命之美，是作者不懈的追求。毫無疑問，對于美的品鑒，可能不僅僅是他學術工作的一部分，而更可能是他在意與享受的生命歷程。

在文物淵藪中爬梳，將典型的銅鏡一面一面地研究、展示出細節特征，這是作者的習以為常的做法。作者在《飛龍在天》一文中講解龍紋轉變歷程時，將各個時代的龍紋美學特征做了細膩的概括性闡述。在卷二銅鏡介紹中，作者面對具體的個案也一直保持著細致入微的觀察態度。當這些字字珠璣的描述與圖片一一對照時，一種可以鏈接到作者、深刻的美學共鳴產生了。美之于人，是抽象而主觀的，而它的表達形式常常托付于簡單而客觀的載體。美的感念，不單是來自于視覺觀察，還附帶著更為深沉而復雜的情感。在經年枯燥的學術耕耘中，作者對于銅鏡有過多少次微顯闡幽的觀察，這個過程把陌生變為熟悉，將熟悉變為喜歡，把喜歡變為熱愛?？菰?，在人的意志中蛻變為浪漫。

當一種風格、特點被抽象出來，必然需要從大量基礎資料中提煉出來。這種將個體觀察擴展為對大量銅鏡資料的歸納，又從對其歸納回歸到個體的過程，是一場相當長的艱苦跋涉。三言兩語，惟精誠可至。所謂見識，終歸需要持久而廣泛的思索，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將方法的使用融會貫通。聰明的結論或許一時風光無限，而智慧的見地終究會持久地啟迪讀者。

此書卷三，以作者的書評與作品導讀為主，搭配了幾篇趣味性的小品文，構成一個有著啟發引導意味的章節。在這一章中，作者不但用自己的著作導語將洛陽出土銅鏡概況進行了介紹，還推介了自己和另外一位作者的兩部銅鏡著作，由此引出一個更加廣闊的銅鏡世界。在這些文章中，不但有作者對于洛陽地區田野考古發掘成果持續關注后的學術情懷表達，也有自身學術經歷的回顧，還在細讀同仁著作后，認真到為書中的細節信息進行修正。隨后，又引出幾個很有趣的主題小品文，比如鏡子實用的映人那一面是什么樣的？唐朝銅鏡中有個怎樣的月圓世界？河洛地區的龍紋為各個歷史時期的人們留下怎樣的形象與意識？這些饒有趣味的小主題文章品賞，又次第打開了銅鏡研究不同分支的世界，讀之仿佛穿越到不同類別的沉浸式主題文化環境中徜徉。

經過本書前兩部分的概念形成與基礎認知，讀者在這一章會感到突然被打開了一個異常廣闊的資料海洋，又在海洋的一隅發現具有趣味性、探索性、啟發性的斑斕之境。原來，科普的意義不僅僅在于知識本身的授予，更是可以展開時間的一角，有鋪墊、有步驟地培養起讀者對于一個曾經未知世界的審美、好奇與欲求。

作者將卷三稱為“見龍”，源于乾卦九二爻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之意。與“飛”龍相近，“見”龍也是“利見大人”，可見這兩者都處在事物發展過程中恰當位置、游刃有余的階段。而兩者不同的是，一在天，一在田，雖然發音近似，又是“天與地”陰陽互補的一對。如果說飛龍在天是充分的自我實現，那么見龍在田可謂是實實在在接地氣、察實情，從腳踏實地、埋頭苦干中嶄露頭角，迎來生機。作者將田野考古成果與研究置于此章，以一種別出心裁的設計，致敬田野考古工作。

任何優秀的學術成就，都離不開基礎資料的采集與整理。從飛龍到躍龍，再到見龍，這自鼎盛至初創時期的倒敘，或許正是作者所認為取得成就的來時路追溯。樹高千丈離不了根，沒有長期深扎猛干的較真兒，便難以支撐鵬展于天的高度。

從龍鏡書到《周易》的遐思

我們為什么要去博物館？我們是怎樣感受靜物之美的？

靜物之美是令人震撼，令人感動的。一件器物，對其了解得越深，越容易沉浸在關于它的世界里。那是一個觀賞者所能發現的世界，也是觀賞者所能覺察自己的世界。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們在參觀博物館后，對展牌與解說仍會有不滿足，仍然要不斷追問著更多感興趣的信息。文創市場的熱潮給了人們將夢中情物帶回家的可能，為人們創造了情感寄托的可能。然而對于深度思考型的觀眾而言，高度夸張、抽象的造型，并不能滿足對細節與真實有要求的持續性觀賞。

這本書應科普的使命而誕生，作者對書內圖片可謂十分重視。不但圖片數量大，細節清晰可見，而且其中不乏一些特寫放大圖，均為彩印。這些圖片資料的選取，幾乎與行文的解說同步，圖文相當，充實程度可見一斑。更具創造性的設計是，本書用以包裹內文的書衣，封面與前勒口相連，封底與后勒口相連，各自都向內折一頁，四頁連綴在一起，形成相當的長度，內面以高清大圖的形式，印制了戰國、漢、唐、遼、明五個朝代的五幅龍紋銅鏡圖片。

這種加大印制頁幅面的做法，在很多種書的內夾頁中會有出現。書中內夾的大幅紙張，一來紙張的質地會相對比較輕薄，容易破損；二來會與書體裝訂在一起，觀賞時總要打開整本書，并不便攜。而本書的封面、封底卻是質地厚硬，僅在封底處與書體有一側膠粘。這就意味著，連綴一體的封底封面，可以被輕松從書體摘下，成為獨立的觀賞對象。而頁面交界處的幾處折痕，又恰巧提供了冊立的支撐。可玩，亦可賞，可謂是適合讀書人的巧思文創。

龍，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是極其獨特而又別樣熟稔親切的文化符號。龍的起源悠久，在考古實證中有長達八千年之久的文化續聯。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發現的距今約8000年的紅褐色石塊堆砌擺放的龍，全長近二十米，是中國最早的大型龍形圖案之一。

龍具有通天神力，可謂司雨權威，掌管江河湖海；在十二生肖中位列辰時，恰逢行雨的最佳時機。中國自古便是以農耕為主的社會，雨水直接關系農業收成和人民生計。這為龍成為中華民族代表性文化符號打下深厚的現實基礎，也是其與皇權之間產生日益緊密的主要原因。自漢代起，龍紋逐漸演變為帝王專屬的政治圖騰?；实郾蛔u為“真龍天子”，擁有統治天下的神授合法性。自明代起，成為嚴格的皇家專用標志。至高無上的皇權象征，并未使它與百姓的生活相疏離。在民間信仰和習俗中，它是既令人敬畏又讓人親近的瑞獸，也是一種向上追求的精神符號。

龍的整個歷史和文化軌跡本身就是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隱喻。它同時集眾多且強大的象征意義于一身，威嚴、慈愛、掌控而期盼。它代表著自然偉力，在得到尊崇和恰當引導時能夠造福萬民。中國人都自稱“龍的傳人”，這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文化歸屬感，是中華民族核心文化觀念之一。敬虔時，行善厚澤；褻瀆時，行惡災禍。龍的意喻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陰陽思想相呼應，而龍的形象本身即是陰陽思想的調和與統一。

怎樣傳達龍所參與過的漫長的文化史？作者選擇了《周易》，原因簡短而有力——《周易》為群經之首。從書中得知，《周易》是作者最為喜愛、時常翻閱、又常讀常新的經典文獻。通常所說的《周易》，包含《易經》與《易傳》兩部分?！兑捉洝肥瞧鹪从谶h古、成書于西周時期用以占卜的工具書；而《易傳》是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對《易經》經文進行解釋與闡發的哲學著作。后者對前者有著繼承與發展的關系。簡而言之，《易經》直接給予問卜者關于兇吉的答案，而《易傳》第一次解釋了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兇吉結果，也就是如何行為會對應何種結果。

《周易》扎根于文明起源時期，承載著中國人為實現趨吉避兇、轉禍為福而不斷進步與改變自我的內心追求，傳遞中華古典文獻里最為深遠的文化意蘊。也正是這種追求和諧、正視現實、目及長遠的大智慧，才讓中國人千百年來以“龍的傳人”自居，形成跨越山海的文化認同?？梢?，作者以《周易?乾卦》來建構這部以龍鏡為主題著作的寫作體系，構思本身就是一場別有深意的文化解讀。

在宏觀層面上，本書作者鋪陳、甄選著大量材料，并歸納、總結著規律；在微觀層面上，作者觀察入微，細致地描繪著眼見之實，回憶著沉淀于民間的傳說故事，也追尋著那些塵封于歷史深處的文獻記載。對于文物研究而言，將爬梳、咀嚼過許多遍的資料聯綴起來，似乎對于致力于學術研究的新手不失為一種拾人牙慧的智慧。然而歷史廣闊，時空無垠，人際交錯，認知總是要持續走向深入。每一次新思考的方向，新資料的使用，新證據的發現，都會推進已有研究走向深入的扎實一步，我們對于歷史、社會、人類自身發展的規律也持續走向深入。這便是研究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我曾經讀過作者為國博終身研究館員孫機先生撰寫的紀念文章，將孫先生一生的學術之路總結成為“致廣大，盡精微”。廣大與精微，看似背離甚遠，實則一陰一陽，對立統一。一方面，作者以“廣大與精微”總結了孫機先生一生的學術方法；另一方面，也以事實闡釋著這樣的一種觀點：“致廣大，盡精微”是學術研究的必經之路。正如作者在《鏡子是個兩面派》一文中發出的感慨：鏡子“正衣冠”的正面與用來“觀察品賞”的背面，在穿過歷史時空后承擔著各自的重要價值。雖然功用不同，卻相依而生。如若不是背面的美麗，也如同它沒有正面的功能一樣，都不會被任何時代的人們重視珍藏。

這正是廣大與精微的關系?！睹晌耐▽W記》，也是作者在講座與書中反復提及的重要著作，書中說到研究的開始必然需要廣闊的視野和通覽的基礎。這份“廣大”的認知，是由無數次精微的累積總結成的，也是通向更多精微的必經路途。沒有對精微的積累、整理、分類、總結，便不會形成廣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宏觀視角；沒有俯瞰過整體的通性，便無法對其中具有鮮明特色的個性加以辨別、比較研究。越是宏大的視野，越依賴于素材與資料的充分與多樣，越是見過大量豐富的實物資料，越容易對眼前的細微末節形成特別的觀察與深度思考，由此可能反哺宏大的認知。從來沒有脫離過廣大的精微，也不曾有未歷經精微的廣大。廣大的結論，立足于精微的體察；精微的探究，根植于宏闊的認知。這是作者致敬前輩時所做出的總結性敘述，事實上更是自己身體力行的實踐心得。

只問耕耘

毫無疑問，每一次技術的變革都在撩撥傳統從業者的神經。

2025年春節期間，Deepseek迅速火爆網絡，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工智能發展初期，對文、理、藝術的未來展望的通行觀點，已然從精英群體發展成為普通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在未來，知識本身并不重要，提問的能力比知識更為重要。

如果說知識已然可以在這個時代自行獲得，那么我們期待在科普講座中獲得什么？我們為什么要在兩個小時、甚至更多時間中放棄自行探索的樂趣，追隨主講人的思路？這部以深厚的專業底功撰寫的科普讀本，恰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在山呼海嘯般的信息浪潮中，信息的魚龍龐雜、不假分辨，與知識的易得性成為同一時代背景下相愛相殺的硬幣兩面。尋找可信、可靠的信息源，成為節約時間、精力成本的不二法則；與此同時，具備相當腦力活動量的獲得感體驗，也將嚴肅學術的科普工作推向了時代的前沿。在對現行已知的目標對象進行闡述時，我們自行搜索到的知識點與長年深耕的學者拿出的知識點有何不同呢？

第一，人工智能確實可以瞬間給出多個搜索選項，并標注信息來源，但是對于信息的判定以及認識的深淺是無法進行裁定的。在深耕多年的專家眼中，我們搜索到的新知已然是使用多年的常識，而寬廣的眼光與厚博的積累，不但可以清晰呈現知識點之間的脈絡體系，還可以有效甄別推理與邏輯的運用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比如在本書中推斷大方鏡是一面穿衣鏡，有著日常的實用功能，而不是祭祀功能，這個推斷來自于這座墓葬陪葬坑不同坑口的器物分類。大方鏡并沒有被放置于祭祀用品的器物坑中。有據可查、底氣十足的推斷，是完全依賴于證據說話的，這也就是考古學科的基本精神。

第二，可以精準錨定有價值的知識點。比如對銅鏡的挑選，以及同類器物的對比。人工智能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搜索的時間，但是大模型本身還沒有學習到、涉及的專業領域，素材與資料也是相對匱乏的。對于成熟的學者而言，在匱乏的現狀中尋找資料與線索的蛛絲馬跡，是慣以為常的事。作為本專業領域的資深學者，必然對于第一手資料的掌握保持著持久的熱忱。經年的積累后，新生力量還在對海量的資料呈現出來的樸素規律饒有興致時，資深的學者已經可以將細微的特征進行深度解讀。畢竟，一切的研究都是比較研究，有了相同的大多數，才有了不同的特色；有了相同的大時代，才有了不同的時期轉折。

第三，資深學者的知識儲備，有著更為廣闊的視域與深度，足以以點帶面、鞭辟入里。例如，在介紹銅鏡鏡銘時，本書作者會對鏡背上不太好理解的銘文進行翻譯，尤其是在同字同詞的古代與現代漢語出現異義的時候，會將當時的語義特別加以解釋。古漢語與現代漢語的關系，如同古代器物器型與功能之于現代漢語的器型與功能一樣，自古至今都在傳承、演繹、增殖、簡化等不同方向中發展變化。在作者的筆下，對古漢語的注解，會不經意地以默認的筆觸表現出這個發展歷程。例如在講到“中國人民”這樣的銘文，作者會從《史記》中尋找西漢時已被使用的證據，并以此證明“人民”一詞古今義同；又如講到“中國”一詞時，作者解釋過西周何尊上的銘文后，又筆觸一轉，說到“到了漢代，中國一詞的引申義已經大大突破原有含義”。在這些細節的潛移默化中，讀者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會在不知不覺中得到全面的提高。

如此，真正的根基經得起大浪淘沙。不必等待時代的喧嚷退卻、鉛華洗盡，價值自會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