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雷佳音、岳云鵬領銜主演的劇版《長安的荔枝》正在央視熱播，電影版也已定檔7月25日。

《長安的荔枝》海報

從當年的《長安十二時辰》到后來的《風起隴西》《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再到如今的《長安的荔枝》，馬伯庸從來不掩飾自己的創作意圖——作品的題材、故事來自古籍，但靈感源于現實生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全都是套上了古人面具的“現代職場劇”。

《長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活脫脫就是一個“當代打工人”。有房貸，被排擠，賺得不多，負擔很重，結果還被領導設套，接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KPI。看到這位老兄的焦頭爛額，屏幕前的各位觀眾怎會不感同身受？

然而，如果將本劇的情節歸納為打工人“在不斷前進中定義真正的自我”，將主旨認定為“人生KPI壓不垮一顆堅韌的心”，顯然是對李善德的誤解，也沒有讀懂作品對當代職場生態與文化癥候的闡釋。

應該說，今天的職場已非昔日父輩的“單位”所能比擬，其流動性和易變性也遠遠超出人們原有的想象力。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在帶來前所未有的職業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孵化出了一個日益復雜的職場環境。新世紀以來，首個生動描述當代職場文化，并且產生廣泛影響力的影視劇，或許當數《杜拉拉升職記》。

“杜拉拉”的“升職”不僅滿足了現代打工人的現實欲望和文學想象，也預示著一種“職場理想主義”，即通過自我的艱辛奮斗和努力，終究能夠在職場中脫穎而出、嶄露頭角。

但是，創業初期的突飛猛進態勢不可能永遠延續下去，個人發展的紅利也會隨著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逐漸消失。也因此，新世紀以來國產職場劇的文化想象一直在不斷發生重要的轉移——如果說“杜拉拉的升職夢”是一種勵志、奮斗的青春絮語，那么以《甄嬛傳》為代表的“宮斗”，則將渴望建功立業的個人英雄主義逐漸轉化為腹黑的“饑餓游戲”。

這種對于厚黑術的肯定，在前兩年引發熱議的《新聞女王》中達到頂點。該劇披著“大女主劇”的外衣，事實上表達的卻是贏家通吃、強者有理的“成功學”，為觀眾帶來了足夠的“爽感”，卻并未能觸及當下職場生態與文化的真正痛點——高層的“宮斗”很有戲劇性，可越來越多的“李善德”該怎么辦？誰來關心他們的矛盾與困惑？一份職業的價值和取向又該是什么？

問題的癥結在于，任何一家企業在經歷規模擴張、層級增多后，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大企業病”的挑戰——生產效率下降、管理體系官僚化、創新能力停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盡管“李善德”們并不缺少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崇高的職業理想，卻可能失去了施展拳腳的空間。不僅如此，他們還不得不接下類似“荔枝使”的荒誕差事，為一些并無實質意義的工作任務浪費時間和才華，甚至動不動就陷入九死一生的危險境地。

《長安的荔枝》原作小說的結尾原本就是充滿諷刺意味的——李善德歷經千辛萬苦完成了任務，卻因為揭露了朝廷內部（我們當然可以將其視作大型企業的變體）中存在的種種弊病，被流放嶺南。李善德最終因禍得福，幸運地躲過了安史之亂，這當然是馬伯庸給予小人物的同情，卻不能不引起公眾的反思——到底是什么樣的職場文化與生態，阻礙了最基本的人盡其才？

馬伯庸的一系列作品近年來成為影視市場中的香餑餑，當然是因為其優秀的敘事能力和豐富的想象力，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筆下小人物的生存處境，正暗合了當下打工人的微妙心態。

職場理想主義“退場”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種以自我保存為主要目的的“生存主義”。顯然，當一些企業越來越滿足于“內卷”式的管理方式，越來越缺少對于職場打工人的人文關懷，只會讓越來越多本可以在職場中大有作為的“李善德”淪為名副其實的“局外人”，也會讓企業本身失去持續發展的源頭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