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全球能源轉型正處于關鍵時刻。今年5月，巴西與洪都拉斯先后宣布取消新建煤電廠的計劃，自此南美洲所有國家都承諾將不再新建燃煤電廠，南美大陸正式告別了煤炭擴張的時代。

而在南美的烏拉圭，其能源轉型道路或為全球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綠色轉型的可能路徑。

在烏拉圭遼闊的草原上，風力渦輪機如今成了與牧牛人并肩的“新地標”。就在二十多年前，這個南美小國的電力仍高度依賴進口化石燃料，電價飆升的同時還頻繁停電。短短五年間，火力發電在全國電力結構中的占比從40%驟降至不到2%。2024年，烏拉圭99%的電力來自風能、太陽能、水力和生物質等可再生能源。

拉蒙·門德斯·加拉因（Ramon Méndez Galain）

“在大多數地方，每當提到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必要性時，氣候變化總是公眾討論的焦點。然而在烏拉圭，向清潔能源轉型的更大動力源于經濟需要。”烏拉圭前能源部長拉蒙·門德斯·加拉因（Ramon Méndez Galain）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說道。

門德斯是烏拉圭能源轉型的設計師。在短短十多年里，這個人口略超350萬的南美小國成功實現能源轉型，從依賴進口化石燃料轉變為可再生能源的全球領導者，建立起環保、經濟且可持續的能源體系。這一過程雖充滿挑戰，卻為世界提供了寶貴的能源轉型經驗。

在危機中轉向

作為一名核物理學家，門德斯的前半生都在校園里研究宇宙大爆炸后第一微秒內發生了什么。直到2008年，烏拉圭遭遇了罕見的干旱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

那一年，烏拉圭連續三個月的降雨量僅為歷年同期的一半，導致該國四座主要水電站的水庫被掏空，而水力發電當時占全部發電的51%。干旱造成的供電缺口令國家能源部門的支出激增。同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擾亂了國際能源供應，彼時，進口化石燃料采購成本已占烏拉圭國內生產總值的2%，烏拉圭能源系統一度陷入困境。

“當時人們給出的唯一解決方案是安裝一個核電站——僅此而已。”門德斯說道，“我是一名核物理學家，所以我理解這個方案的局限性。”

隨著深入研究，門德斯越來越確信，核能并非烏拉圭的答案。相反，他開始堅定地認為，可再生能源才是出路。他在一篇論文中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大膽預測：烏拉圭可以在十年之內完成能源結構的根本性轉型。

“當時，在學術界之外，烏拉圭幾乎沒有提到可再生能源的聲音，”門德斯回憶道，“我說的話似乎很烏托邦。很少有人相信它可能會發生。”

然而來自總統的一通意外電話改變了一切。不久后，門德斯被正式任命為國家能源局局長，并受總統委托，主持制定了2030年前國家能源政策計劃。該計劃明確設定了到2015年實現能源供應多樣化和電網“綠色化”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

門德斯強調，這項能源戰略的制定，并非出于“氣候環保主義”理念，而是迫于經濟現實的緊迫壓力。在危機面前，烏拉圭能源系統的脆弱暴露無遺，保障能源安全、降低系統性風險、穩定電價成為當務之急。

“在這個計劃中，接下來的30年里，無論哪個政黨統治這個國家，我們都將致力于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門德斯說。

為爭取各黨派支持，門德斯在多個場合都會強調一個清晰的信息：“發展可再生能源對經濟最有利，我們并不是靠補貼或額外負擔來走這條路。”他始終堅持，實現可再生能源轉型首先是“對國家經濟發展最好的選擇”，其次才是減少碳排放的環保議題。

在短短的兩個月里，門德斯與烏拉圭四個主要政黨的議員多次會面，為烏拉圭的電網制定了可持續的路線。最終，他們達成了一個共識；新增風力電站和生物質發電能力，并同步推進本土化石能源的勘探計劃。這個超越黨派的協定成為烏拉圭能源政策穩定延續的基石。此后至今，烏拉圭政府雖兩度經歷不同政治光譜的執政黨輪替，但能源轉型的共識目標卻沒有變。

門德斯在2023年的TED演講中回顧了政治支持的重要性，“烏拉圭的道路在不同能源背景的國家都走得通，但前提是國家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和同一股積極向前的政治力量。”

破解資金與技術難題

在任何國家的能源轉型之路上，資金和技術都是關鍵的兩個因素。2010年，烏拉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419.5億美元。而門德斯主導的這項“野心勃勃”的能源轉型計劃需要籌集到60億美元，相當于將GDP的12%投入可再生能源項目。

項目啟動之初，烏拉圭幾乎沒有吸引到任何外部投資，甚至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都因為烏拉圭政府不能保證向私營能源公司提供大量補貼而拒絕了烏拉圭的融資請求。

門德斯介紹，烏拉圭走出了一條新型融資路徑。在確保國家主導的基礎上，烏拉圭引入了私營資本和市場機制。在新機制下，烏拉圭國有電力公司保留對輸電網、調度系統及電力采購的控制權，同時向私營資本開放發電領域。政府通過招標引入私營企業投資建設風電、光伏及水電項目。中標企業與國有電力公司簽訂為期20至25年的購電協議（PPA），鎖定電價與采購量，顯著降低了投資的不確定性風險。

“這不同于傳統的短期電力市場機制，這些公司能夠從20年的長期合同中獲得回報。”門德斯解釋稱，“這是從’短期電力市場’向‘長期容量市場’的轉變，我們不再購買電力本身，而是購買發電能力。”

時任能源部長的門德斯積極奔走，向全球能源企業闡述他們的愿景。他強調：“我們的目標不是依賴于政府補貼，而是通過證明這是一項安全且具有商業吸引力的項目來吸引市場投資。”

最終，烏拉圭通過三輪融資就籌集到了60億美元，甚至當世界著名能源企業高管給門德斯致電表示投資興趣時，門德斯答復稱，“你們已經來晚了。”

當融資難題破解后，如何確保“靠天吃飯”的可再生能源穩定供電，就成了最棘手的技術難點。面對同樣的難題，歐美國家往往選擇斥巨資建設龐大的電池儲能系統來削峰填谷。但烏拉圭并沒有這樣選擇，而是通過優化風能、水電、生物質能等多種可再生能源的組合與協同調度機制來應對。

“我們必須證明，一套電力系統在非常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條件下，也能穩定運行。”門德斯表示，“并且它的成本更低。”據其介紹，轉型后烏拉圭電力生產成本下降約50%，目前每千瓦時成本約為5美分（約合人民幣0.36元）。

烏拉圭馬爾多納多的風車

今天，烏拉圭的電網結構已經與2008年時截然不同。據烏拉圭《觀察家報》的報道，2024年烏拉圭99%發電來自可再生能源。其中水電滿足了全國50%以上的電力需求，風能則占總發電量的33%。

在門德斯看來，數字背后更關鍵的，是這套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本身的可行性，“在烏拉圭，風能和太陽能是王道。我們平均每一兆瓦的水電，就會配三兆瓦的風電。這個比例很重要，風能和水能之間的互補是關鍵。如果沒有水電，我們可能做不到去年99%的可再生電力。”他說。

能源主權的追求

在完成幾乎百分之百電力“綠化”后，烏拉圭卻于2025年宣布將擴大本國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氣勘探。這項決定迅速引發爭議，擔憂這是否意味著烏拉圭綠色事業的退步。

實際上，無論是推動電力系統綠色轉型，還是嘗試勘探海域化石燃料，背后都是烏拉圭對“能源主權”的持續追求。

盡管烏拉圭在電力領域已實現99%的可再生能源覆蓋，但整個國家能源消費結構仍未完全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近年來，烏拉圭一直致力于在發電領域之外的工業、交通等方向進行綠色氫能革命，政府也為綠色氫能研發試點項目撥款1000萬美元。

然而門德斯指出，至少在接下來的25年里，石油和天然氣仍是現實所需。不過他也強調，目前烏拉圭的化石燃料開采尚處于前期勘探階段，由國際公司開展地質檢測，“政府并沒有撥款介入，也沒決定真的開采。”

烏拉圭的能源轉型也并非沒有問題，盡管發電成本明顯下降，烏拉圭的民用電價卻長期居高不下。全球油價網站（GlobalPetrolPrices）數據顯示，2024年烏拉圭居民電價為每千瓦時0.24美元，遠高于全球平均值0.16美元。

對此，門德斯指出癥結所在：發電成本下降未傳導至終端電價，而是轉化為政府財政收入。“發電這項公共事業成了財政提款機，這些盈余被用于教育、健康等領域。”他回憶道，“我任能源局長期間最糟糕的一天是財政部長告訴我：恭喜你，電力生產成本降了，但這些錢不能全部用于降低電價。”

烏拉圭國家發電和輸電工會（AUTE）對這一局面表達了強烈不滿。工會的研究指出，工人家庭平均將收入的4%到5%用于電費，而最貧困群體高達10%。相較之下，商業用電費率反而更優惠。“工人階級家庭支付的電費，是商人的十倍。”

他們也認為，政府與私人發電商簽訂的長期購電協議（PPA）也并非“一勞永逸”。這些10年或20年的固定價格合同在競標階段對公司具有吸引力，但隨著可再生能源技術成本不斷下降，固定電價反而成為阻礙電價下調的桎梏。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太陽能發電成本已下降約85%，陸上風電和海上風電成本則分別下降了56%和48%。

一條可借鑒的發展路徑

時至今日，盡管烏拉圭人口較1975年增長了近三分之一，經濟總量擴大了20倍以上，但全國的化石燃料消耗量卻比50年前更少。2016年，《財富》雜志（Fortune）將拉蒙·門德斯評為全球50位最偉大領導人之一，肯定了他在引領烏拉圭綠色能源革命中的關鍵作用。

門德斯在離開烏拉圭政府后，致力于在拉丁美洲甚至其他國家推廣能源轉型經驗。他認為，“雖然每個國家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制定發展政策，但烏拉圭的道路在許多國家都能復制。”

“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們沒有正確的氣候敘事。比如，《巴黎協定》中的NDC（國家自主貢獻）這個詞，在我看來，它隱喻著一種犧牲。”門德斯說，“我更愿意把NDC理解為‘nation development catalyst’，即一個國家發展的催化劑。”

門德斯認為，世界應當改變可再生能源的敘事模式。今天，可再生能源仍面臨著許多誤解，人們認為能源轉型需要大量政府補貼，還有可能會增加失業率，是經濟發展的“累贅”。但烏拉圭的實踐證明完全不是這么一回事。能源轉型給烏拉圭帶來的新增就業崗位相當于總勞動力的3%。

如今，拉美各國在退出煤炭方面已取得進展，但一些區域性大國，如阿根廷，仍高度依賴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門德斯提醒，“在拉美地區，脫碳的主要問題不是煤，而是天然氣和石油的廣泛使用。不幸的是，許多國家仍按‘水電+火電’的舊體系運營電網。”

他強調，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不能僅靠技術和資本，更需要制度設計的更新。“我一直在對拉美各國政府強調：必須重新設計監管體系和電力市場機制，以適應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烏拉圭用不到10年時間，實現了從能源危機到綠色電力幾乎全覆蓋的轉變。這個人口不足四百萬的國家，借助制度穩定性、市場機制與資源稟賦的協同，在全球能源轉型浪潮中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發展道路。它的經驗不必照搬，卻值得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