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協副主席、省作協主席畢飛宇 ——“蘇超”撐得住梗，也養得起梗

“畢老師，您關注‘蘇超’嗎？”

“當然關注。作為一個球迷，我很為江蘇驕傲，我們終于有了自己的足球賽事。”

作為中國當代作家中的足球健將，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多年來始終關注江蘇足球運動的發展：“我最早追的是潘強、李紅兵、胡偉那一代江蘇球員，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那是一撥多好的球員啊！”

今夏，“蘇超”燃爆全國，畢飛宇也放下了多年的遺憾，有種說不出的釋然和欣慰。

“雖然我們江蘇也有自己的足球隊，還拿過中超的冠軍，但是，不一樣。我認為我們‘蘇超’的前程會更為遠大，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關鍵詞不是足球，而是江蘇本身。我們江蘇是天然的、妙趣橫生的、充滿了歡慶的，它的基礎是相對繁榮的經濟文化，這個才是關鍵。我們的自我調侃充滿了自信，我們的‘相恨’充滿了相愛，我們的‘相殺’充滿了快樂。”

綠茵場上的拼殺、觀眾席上的吶喊，讓年屆六旬的畢飛宇有種“爺青回”的心潮激蕩。他驕傲地回憶往事，“我的足球史可漫長了。”

“早在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當教師的那會兒，因為年輕，我一個人身兼球員、教練、裁判，也許還有‘足球道德委員會’的主任——這是我自封的，因為踢球是很容易產生沖突的，有了沖突，就要評理，這個工作我也干。利用這個機會，我一定要顯擺一下，當記者的那6年里，我參加過四屆南京市的‘市長杯’足球賽，獲得過冠軍和第三名，這是我足球生涯的巔峰。”

“印象最為深刻的還是傷病，那時候我身上到處都是傷，最嚴重的是腰椎間盤突出。2016年，我去醫院做了一次腰部手術。職業運動員的健康就是飯碗，我們不是，我們對傷病太大意了，哪一個踢了十年野球的業余球員不是一身的傷。”

即使滿身傷病，也不愿停止綠茵場上的奔逐，直到身體再也支撐不住的那一天。足球這項運動的特殊魅力在哪里？

“足球是一項運動，也不是一項運動，某種程度上，足球也是生活。”畢飛宇說，“在足球發展得好的國家，足球就是一個城市的軸，許多人，尤其是男性，他們的生活是圍繞著足球的。不同的酒吧屬于不同的球迷，球迷們一到周末就會聚集在那里，回家的時候必定帶著兩樣東西，自家球隊的勝利或自家球隊的失敗。這話也可以這樣說，你的一周要么終止于快樂，要么終止于沮喪。許多家庭的一家幾代都圍繞著他這個城市的球隊，許多人在看臺的某個區一站就是一輩子。”

今年4月，畢飛宇在南京和一個愛丁堡人吃飯，當他知道畢飛宇是利物浦球迷的時候，他離開了座位，“我們擁抱了，我彎著腰，給他巨大的肚皮留下足夠的空間之后，我們勉強摟了一下。他把我叫作‘家人’。這就是足球。”

南京與南通掀起“南哥”之爭，網友嘲笑“留給常州的筆畫已經不多了”，“蕩平花果山，再吃水蜜桃”的“放話”盡顯霸氣——而這，似乎和傳統印象中那個渾身書卷氣、溫潤如玉的“水韻江蘇”不太一樣了。

“總體來說，我們江蘇人的文化性格就是溫和，愛讀書、愛思考，踏實、勤勉。“蘇超”當然是‘勁爆’的，可是，這種勁爆又是娛樂的、虛擬的，我們江蘇人可找到一個臉紅脖子粗的機會了。可以想象，當運動員在足球場上搏斗的時候，我們各個城市的球迷享受的將不只是足球，還有智慧。我就是江蘇人，我是知道的，我們熱衷于口齒之間‘神出鬼沒’，三寸不爛之舌上‘斗地盤’。”

畢飛宇在說“玩梗”。這位深諳語言藝術的小說大師，如何看待圍繞“蘇超”的玩梗現象？

“它撐得住這個梗，也養得起這個梗。”畢飛宇自信道，“足球的本質就是娛樂，你看英超、意大利甲級聯賽，玩梗的現象相當普遍，就看誰更有智慧。足球怎么能沒梗呢？‘蘇超’玩梗，其實是一種很國際化的現象，很前沿，很開放，很智慧，很有創意，充滿了自信，這自信是骨子里的。我們涮我們自己，人畜無害，普天同慶。作為一個江蘇人，我愿意把‘蘇超’梗看作江蘇人性格的新起點，我們玩得起。”

《人世間》導演李路 ——用足球為文化“破題”，高明！

“不瞞你說，我刷了上百個和‘蘇超’有關的短視頻，真挺有意思，江蘇足球竟然以這樣的方式出圈，成了體育盛宴，和以體育為載體的文化盛宴，作為江蘇人，我感到很振奮。”說話間，李路轉來一條短視頻“‘蘇超’熱梗集錦”，說到“南哥”之爭，他笑道，“其實南通的體育事業一直很好，南京踢不成第一，作為南京人我沒啥意見。”

曾執導《人世間》《人民的名義》等經典電視劇的江蘇南京籍著名導演李路，是一名重度足球“發燒友”。他最支持的球隊是皇馬，最喜歡的球星是魯梅尼格，每屆歐洲杯、世界杯，即使拍戲再忙，也一場不落地看。

“我從小就踢球，要是考不上大學，我肯定就進職業球隊了。我跑百米特別快，追球沒人追得上我。在球隊，我是踢左邊鋒的，踢得快又狠。”李路說。而他的媽媽回憶道：“中學下課10分鐘他還要弄個球出去踢兩腳，直到上課鈴響還一路用腳盤球到教室，以至于老師找我談話。”

足球的魅力在哪兒？李路笑言，足球是和平年代最具有對抗性的運動，代表著一個國家的體育精神。“我上中學時每天對著墻踢球，父母一天至少得給我換兩三身衣服，濕了就換，換了又濕，足球加起來踢壞了二十幾個。直到前年我還在南京踢了一回大場。我都快60歲老漢了，還能踢大場，但也感慨自己真的老了，心里想得到，但腳夠不到，動作做不完整了。”

多年前，李路為了影視事業北上發展，但在南京五臺山體育場踢球的記憶，他畢生難忘。

上世紀50年代初開建的五臺山體育場，是當時江蘇最早最大的專業燈光足球場，也是同時期全國少有的大型體育建設工程。“五臺山離我當時上班的地方很近，我經常過去踢球。大概在2005年，五臺山的足球場一度變成高爾夫球場，我特別生氣，好在過了幾年又改回來了。要發展足球運動，沒有場地可不行。”李路說。

說到場地，江蘇人均足球場地面積居全國之首，但在“蘇超”中，榜首南通隊的主場面積竟然是“十三太保”中最小的。“可人家南通人球就是踢得好，你能怎么辦呢？”李路感慨。在他看來，南京人屬“大蘿卜”，包容開放不排外，這是優點，但也有點軟、有點溫，殺傷力不夠強。

當然，“蘇超”的核心從來不是賽場上的戰績。網友戲言，體育局局長的淚，全都寫在文旅局局長的笑臉上。“南京可玩的地方太多了，不能‘特種兵’，得沉下心，拿出一個星期來體驗，夫子廟走走，雨花臺看看，鹽水鴨吃吃。”李路想趁機推廣一下江蘇，“‘蘇超’的高明之處在于用足球為文化破題，讓地域文化出了圈，好多人這才知道劉邦項羽都是江蘇人，常州有恐龍園、無錫有水蜜桃、揚泰有早茶，小足球‘踢’出了大歷史、大文化——江蘇有‘高人’啊。”

盡管這一回“散裝江蘇”受盡調侃，不過，“十三太保”散是滿天星、聚是“蘇大強”的江湖地位，全國人民發自心底地服氣。

就拿影視來說，江蘇文化昌盛、經濟發達，長期穩居我國電視劇產業“第一方陣”。“我們江蘇出了很多好導演，執導《北上》《追風者》的姚曉峰，執導《如懿傳》《小歡喜》《小別離》的汪俊，執導《功勛》《鶴唳華亭》的楊文軍，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一貫低調的李路透露了自己的新動向：張若昀、馬思純主演的懸疑劇《人之初》即將開播，井柏然、張頌文主演的涉案劇《谷雨》也有望年內和觀眾見面。面對電視劇產業領域你追我趕的省域競爭，李路也希望，作為GDP保二爭一的經濟強省，江蘇要進一步扶持影視劇，“把發展的步子邁得再大一點”。

圍繞“蘇超”，李路希望接下來能有更強大的策劃宣傳團隊、更高階的文旅互動，把體育英才引流到江蘇，把全國游客留在江蘇，把“蘇超”帶來的潑天流量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動能——至于“蘇超”本身嘛，李路喊話，“‘鬧’得越大越好！”

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汪政——群眾的精神活力是“隱形資本”

是鐵桿球迷，且來自南通——自打“蘇超”出圈后，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汪政就密切追蹤著賽事發酵和“南哥”之爭。從點、線、面等不同維度來看，他發現“蘇超”可圈可點之處頗多。

“‘蘇超’順應了體育大眾化的發展潮流和時代需求，創造出與‘新大眾文藝’媲美的‘新大眾足球’‘新大眾體育’，成為足球回歸公共生活的契機。‘蘇超’為人民群眾的內心激情、消費欲望、語言表達及自我實現創造了宣泄的出口，是互聯網語境下江蘇文化原創力的大爆發。‘蘇超’是13市‘打包’參賽的盛大嘉年華，每場比賽都是一扇窗口，每座城市都精心裝扮‘花車巡游’，‘散裝江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充分說明文化生態的根本魅力恰恰在于多樣統一。”

追溯起來，“散裝江蘇”“十三太保”是幾年前的舊梗了，再度出圈之際，內涵更豐富、“個體”更彰顯。都說“傳播是條鯉魚”，當蘇錫常以“蘇得慘、無所謂、常墊底”登上流量之巔時，南通則憑賽績搶鏡，人送綽號“奪命書生”。

南通體育為什么行？作為南通人，汪政很自豪：南通在乒乓球、羽毛球、體操、跳水、擊劍領域都出過奧運冠軍，包括北京奧運會擊劍冠軍仲滿，以及一代羽毛球名將趙劍華。如果登錄南通市人民政府網站查看“南通概況”，你則會驚嘆于一串長長的頭銜：紡織之鄉、建筑之鄉、教育之鄉、體育之鄉、長壽之鄉、文博之鄉……

立足“今日南通”，回溯“何以南通”，汪政援引毛澤東同志的名言：“不能忘記張謇。”

“南通最負盛名的是‘教育之鄉’，重要原因在于張謇先生提出‘父實業而母教育’，在南通創辦了370多所中小學校。不為人熟知的是，先生也是南通‘體育之鄉’的奠基人，強調‘體用兼備’，在南通興建了當地最早的公共體育設施。”汪政細細道來。南通的發展成就也和“南通性格”有關，南通面江臨海的獨特區位，在文化地理學的意義上塑造了南通人“現代、開放”的性格，“南通人沒有太多因襲的重負、人情社會的捆綁，敢于奮楫弄潮、追求卓越，外人眼中南通人卷、拼、爭、競的性格因此就蘊含其中”。

南通隊隊徽中的狼，正是“南通性格”的鄭重表達。此狼源于南通狼山，對此網友揶揄：“嗯，是一座百米高的山。”

汪政笑道，狼山典型地印證了“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作為全國佛教八小名山之首，狼山為各地名剎輸送了大量人才，狼山寺楹聯“長嘯一聲，山鳴谷應；舉頭四顧，海闊天空”聞名天下。以狼山為起點閱覽南通文脈——新石器時代的青墩文化代表江淮東部原始文化的先進水平，北宋如皋人胡瑗被后世尊為理學先驅、教育泰斗，宋末文天祥至南通出海、寫下《泛海懷通州》等詩篇，張謇成就“中國近代第一城”，吸引梁啟超、梅蘭芳、王國維、沈壽、陳師曾、歐陽予倩、楊杏佛等名流來通就職任教、講學交流，“更俗劇院”被譽為“中國近代戲劇史上的重要舞臺”……由此看來，南通也配得上一個“人文淵藪”。

“來南通旅游可以先到狼山，沿總書記足跡漫步長江故道、濱江綠道。然后到海門參觀張謇紀念館，到江蘇最東部的啟東欣賞‘日出江海’，到如東跳‘海上迪斯科’，到如皋探訪國內罕見的山門朝北的隋代古寺，到海安一睹青墩遺址的久遠風采……”汪政熱情地為家鄉文旅代言。

而回到“蘇超”，這一賽事如何“長紅”，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弦。上個月，汪政回鄉探親時發現好多酒店都訂滿了，一打聽，原來是全省某行業的乒乓球比賽在海安舉行。回想起來，有關“蘇超”的答案，就蘊藏在這樣的群眾體育盛宴中。

“和之前各地的文旅大戰不同，‘蘇超’中沒有官員‘下場’，懂得愛護賽事的草根性、大眾性、娛樂性和純粹性，鼓勵人民做主角、站前臺，自己嗨起來，然后把激發出來的能量和氛圍，轉化到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去，踢出了一記‘人文經濟’的好球。”汪政說，“蘇超”讓人們意識到，群眾的精神活力是一個社會的隱形資本，而好的創意可以將這種資本變現，“‘蘇超’就是這樣一個創意IP、一個成色十足的金點子，其邏輯值得各行各業借鑒。而如何從‘蘇超’中獲得機遇，取決于你能鏈接到多少資源，能夠‘撬’開多大的天地。”

作家“祁智叔叔”——“蘇超”是江蘇獨有的“勛章”

“蘇超”聯賽，盡管沒搶到現場的票，但作家祁智一場不落地看了，印象最深刻的是，南京五臺山的那場比賽，他在北京出差，“我們通過網絡直播緊追賽況，和身邊的朋友們在飯桌上熱烈討論著‘蘇超’。”

祁智很驕傲：“蘇超”是一場屬于全江蘇人的足球賽事。它撕下了足球的精英標簽，讓每個平凡人找到發光的機會。

在“蘇超”的516名球員中，近七成是教師、快遞員、程序員等非專業球員。球場上，有40歲的老將帶球突破，有16歲的中學生飛身撲救，這種全民參與感令祁智很感動。“足球在江蘇有非常深厚的群眾基礎！”他說。

祁智告訴記者，他上世紀80年代上大學的時候開始踢球，一直堅持到現在。每周雷打不動踢幾場球，已成為他的習慣。這些年，他幾乎踢遍了南京著名的燈光球場。即便是出差在外，他的后備廂里永遠備著一套球衣，隨時準備上場。因為擔當守門員，朋友們給他起了個綽號——“祁門”。

足球的魅力在哪兒？祁智認真地說，足球場是和平年代的“戰場”，也有著溫柔的底色。他很享受和球友一起在球場上揮灑汗水，每寸草皮都見證荷爾蒙的碰撞。這些年，路燈下掛著的球衣從汗濕到風干，伙伴從同學變成“孩子他爸”，但場邊的笑聲和罵聲依舊熟悉，足球把生活的疲憊釀成微醺的滿足。

在祁智看來，“蘇超”的火爆，雖然有些“出乎意料”，卻也在情理之中。

他覺得，“蘇超”是江蘇獨有的“勛章”，具有不可復制性，恰是江蘇獨特省情的鏡像：十三座城市交通發達、經濟均衡，每個城市都有標準化的球場、成熟的賽事組織能力和深厚的群眾基礎。

“但凡有一城‘拉胯’，‘蘇超’可能就不會存在。”祁智認為，網友調侃的“散裝江蘇”，背后正是經濟均衡發展帶來的文化自信——十三市全部躋身全國GDP百強，這種“誰也不服誰”的底氣，讓賽場上的“廝殺”成為城市精神的展演。

“蘇超”不僅是草根足球的狂歡，更是城市性格的展演。祁智笑著說，“不用看比分，看踢法就能分辨出是江蘇哪里人。”

“蘇南的優雅、蘇北的拼搏、南通的進取、南京的穩重……”祁智說，每一支球隊的踢法，都是當地性格的延伸。蘇南技術細膩，但對抗偏軟，因為經濟底氣足，即便比賽墊底也看淡輸贏。蘇北硬核拼搏，火藥味十足，把足球當“城市榮譽戰”，這與“追趕蘇中、融入蘇南”的理念一以貫之。南通不張揚但穩扎穩打，成績位居榜首，這與其對標上海，重視足球教育是分不開的。南京人踢的是“佛系足球”，贏也行，輸也罷，開心就行，有著省會城市的包容淡定。祁智認為，這是草根足球最真實的魅力——勝負之外，盡是人間煙火。

當然，對于“蘇超”來說，造梗也是很重要的事。從南京與南通的“南哥之爭”到揚州與鎮江的“早茶 CP”，再到徐州與宿遷的“楚漢德比”，在祁智看來，這些輕盈的“梗文化”背后，離不開十三市沉甸甸的歷史文化。當江南的評彈遇上江北的梆子，水鄉的柔美碰撞北方的豪邁，彼此文化交融卻又保持個性，反而促成了一種更高層次的對話：既有爭當“南哥”的不服氣，又有攜手共進的深厚情誼；既有方言俚語的差異碰撞，又有文化基因的深度認同。“‘蘇超’的火爆，這場從綠茵場蔓延至全社會的集體狂歡，是江蘇人對自身故事的一次深情重述。”祁智說。

對于“蘇超”的未來，祁智有一個愿望，他更希望這項群眾賽事繼續保持“自然生長”的活力，將決定權交給群眾。因為足球的魅力，從來不止于勝負，更在于它如何成為一座城市、一群人的共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