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62年，大宋嘉祐七年，大遼清寧八年。

這一年，你要是站在宋仁宗的角度看，那真是太鬧心了，主要是為了兒女的事兒鬧心。

首先是他的女兒福康公主，鬧出了大宋朝的“第一離婚案”。福康公主是宋仁宗的長女，本來是掌上明珠，但是自從嫁人之后，和她的駙馬李瑋就是過不到一起去。這兩口子都鬧得太出格了，什么毆打婆婆、深夜敲開宮門要回娘家、放火燒房子、自殺輕生的事兒都做出來了。這件事在當時是超級大八卦，輿論基本都是說公主不對。這也不難理解，在當時的觀念里：你是公主，代表強勢的皇家；你又是女人，應該遵從婦道，你現在鬧得這么出格，不賴你賴誰？

但是呢，真不能這么輕易地下結論。劉震云有一部小說，《一句頂一萬句》。這里面有三個字我印象特別深，“說得著”，或者是“說不著”。這世上，有的人互相之間就是說得著，有的就是說不著。跟什么長相、錢財、學問、家世都沒有什么關系。小說里寫的就是：互相說不著的人在一起過日子，那個痛苦啊，真的是身在地獄。佛家說的“八苦”，其中一苦叫“怨憎會”，你不得不和你不喜歡的人在一起，就是這種情況。所以，我歲數越大，就越聽不得有的人假裝世故，勸年輕人“湊合點吧”，“跟誰過都一樣”。你放心，跟誰過真不一樣。不需要多甜蜜的愛情，僅僅“說得著”就很難得了。跟一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一輩子天，在養老院里還有話說的人，你要是找到了，你這輩子就偷著樂吧。

接著說宋仁宗。除了女兒，他今年還有更不痛快的事兒，那就是兒子，更準確地說是生不出兒子。大臣們一直在逼他早立皇子。這一年，他是萬般不情愿地在宗室里面過繼了一個兒子，正式地立為皇子。很多書在這個地方都寫錯了，寫成了立為皇太子，不，僅僅是立了皇子，并沒有立太子。這就是后來的宋英宗。這個故事，我們過兩年再展開講。

至于宋仁宗自己，這個時候的身體已經非常不好了。我們在下一年會送別他，送別這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仁”，仁慈的仁這個字當做廟號，而且被認為無愧于這個字的皇帝。今天也按下不表。

這也不提，那也不說，是因為今年有一件大事要講。公元1062年嘉祐七年的7月3日這一天，樞密副使包拯去世了，對，就是那個著名的包公、包孝肅、包龍圖、包黑子、包青天，去世了，享年64歲。他去世前還在樞密院上班，工作的時候突然發病，趕緊回家，皇帝還派人送來了好藥，但是拖了十天左右，人還是走了。

其實，包公去世這一年，并沒有什么轟轟烈烈的事。但是這一年的話題，我們也必須給他。原因很簡單：他這一走，中國歷史上就再也沒有出如此有名的人了。

是的。你別看什么“江山代有才人出”，后面這一千年也出了什么這皇帝、那皇帝、王陽明、曾國藩什么的，但是要比起在中國民間的名氣，還有誰能比過包公？論國民級的影響力，能和包公比肩的歷史人物，孔子算一個，諸葛亮算一個，關羽算一個，剩下的，我還真就想不起來了。

我們就拿一個指標來說：京劇劇目，如果按故事群落來分，排第一名的是“三國戲”，大概150多種，什么《空城計》《群英會》之類的；排第二的是“水滸戲”，大概是70種左右，什么《野豬林》《烏龍院》之類的；排第三的就是“包公戲”了，比楊家將戲還要多，大概有50種，什么《打龍袍》《鍘美案》《探陰山》《赤桑鎮》。如果按照單個角色的戲來排名，那包公戲，毫無疑問是第一名。甚至為了扮演包公，京劇中還出現了單獨一種行當，就是“黑頭”，主打唱功，是“凈角兒”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

那你想，過去中國農村的一個普通人，只要在村口看過戲，肯定就知道包公。遠遠一看戲臺上那個抹得黢黑的人，再來兩句唱，“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行了，殺贓官除惡霸的包公，就是他了。何人不知？何人不曉？

這一年，包公去世之后，中國文化可就再也沒有產出過這么有名的、影響這么深遠的大名人、大IP了。所以，這一期節目，我們必須來送一送這位包公包青天。

歷史中的包拯

我們今天要聊包公。但是包公太不好聊了。為啥？因為關于他的傳說，幾乎都僅僅是傳說。

比如，包公最著名的官職是開封府的知府，好像他一天到晚就忙著王朝馬漢升堂斷案。但其實，如果要按職場履歷來算，如果非要給包公找個專業的話，那他應該算是財政口兒的官員，而不是司法口的。

包拯是廬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人。他是在宋仁宗天圣五年，也就是公元1027年中的進士，跟韓琦、文彥博是同一榜，那一年他29歲。但是因為孝順，不愿意離家，一直在安徽老家把父母都伺候走了，才出來當官。快40歲了，還得從知縣干起。但是很快，他就轉到財政口任職了，各地的轉運使，中央的三司使什么的；中間也當過臺諫官，就是御史中丞、知諫院、監察御史什么的；生命的最后一年，改行當了軍政官，就是樞密副使，這也是他一生中當的最大的官，算是宰相班子里的人了。他的主要任職崗位，都跟財政或者監督相關。他當開封府的知府，只有很短的一段。從嘉祐二年3月到嘉祐三年6月，滿打滿算也就干了一年零三個月。

那你可能會說，不在長度，一年零三個月也可以干很多事兒啊。是的，他在開封府的政績和聲譽都不錯。但正史上記錄的，都是什么推出司法便民措施、不畏權貴搞拆遷、拆穿宦官的小把戲之類的事兒，沒有關于他斷案子的故事。

那他斷過案子嗎？有，還挺精彩的。那是他剛出來當官，干安徽天長縣知縣的時候。當時有個老百姓來告狀，說我家的牛被壞人把牛舌頭割掉了，求大老爺做主。包拯說，這樣吧，你回家吧，這牛舌被人割了，也活不成了，你把牛殺了賣肉吧。這人說，這行嗎？按照當時的法律，私自宰殺耕牛會判刑的，徒刑一年半呢。包拯說，我讓你殺的，怕什么？剩下的事兒我自有主張。那牛的主人就照辦了。沒過多久，又來了一個人來縣衙報案，舉報牛的主人私自殺牛，請求判他的刑。包拯說，嘿嘿，你來了？等你半天了。上次割牛舌的事兒也是你干的吧？這人就納悶，你是咋知道的哩？

要知道在古代，耕牛是重要的生產工具，也是一個家庭的重要資產。罪犯割掉人家牛舌，這肯定不是為了獲利，明顯是為了尋仇。包拯略施小計，讓牛主人殺牛，是再漏一個破綻。這就又給罪犯一個名正言順的陷害牛主人的機會。這個罪犯來舉報牛主人，就中了包拯的計策。你看，這個案子是不是斷得還挺精彩的？

但是，這個牛舌案，即使在《宋史》這同一本書里面，同時也被記在了其他官員的名下。甚至在其他筆記小說里，這個牛舌案的主人還另有其人。這說明啥？說明這是一個在宋朝很著名的官員抖機靈的故事，傳著傳著，其實大家也不確切地知道故事的主人是誰了。

除此之外，見于可信史料記載的包公斷案故事就非常少了。后來有學者，把正史、野史、筆記、墓志銘上面跟包公有關的所有案子都算到一起，也就十個案子。其中有的案子，比如包公有一個親戚，犯了法，包公二話不說，把他摁翻了就打，從此他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不敢再鬧事兒。就這么個事兒，也算一個案子，加起來一共也就十個。

所以你看，作為一個官員，包拯的長項真的不在斷官司。那你肯定也明白了，圍繞那個開封府的青天大老爺形象的包拯構建起來的一整套故事，什么張龍、趙虎、王朝、馬漢這些角色，什么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這些刑具，甚至連包公的臉是黑的，上面還有個月牙兒，這些符號都是后來的人附會上去的。

民間傳說嘛，穿鑿附會不奇怪。但是，問題來了，為什么一個沒有多少司法實踐的官員，最后竟然成了中國的司法之神，成了為百姓主持正義的代表？

其實，這也不是我們今天的疑問，明朝就有人奇怪：宋朝的知名大臣比比皆是，但為什么只有包拯的名聲越來越大？宋代開封府的府尹、知府前后有兩百多個人，在當時都是些有名的人物，但為什么偏偏后人只為這個干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包拯立廟，只敬仰包拯呢？

要想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引用一個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著名成果。我們是在公元2025年錄制的這期節目，而整整100年前，1925年前后這個階段，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提出了“古代歷史的層累學說”。什么意思？簡單說就是，我們原來以為，歷史是記憶的傳承，是越傳越少的。對啊，隨著資料的滅失，記憶的消散，歷史就應該是越來越少的啊。但是顧頡剛先生發現，不對啊，歷史是越傳越多的。比如，在周朝的時候，大家覺得最古的人，也就是大禹治水的那個大禹。但是，到了孔子的時候，就往上推了，大家又把堯舜的故事說得真真的了。到了戰國時代，大家又開始聊黃帝和神農，到秦朝的時候又開始聊“三皇”，就是伏羲氏、燧人氏和神農氏，到了漢朝之后，又蹦出來一個盤古氏。沒錯啊，盤古開天辟地的故事，我們從小就知道，但是這個故事是直到東漢末年三國時期才見于文字記載的。

奇怪吧？歷史怎么會越搞越長呢？其實不難理解。后人不是被動地接受前人傳下來的歷史，然后再往下傳，每一代人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繼承一部分，自己再想象一部分，再往下傳的。比如，堯舜禹當中的這個“舜”，剛開始，在孔子時代，他的形象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了《尚書·堯典》一篇中，就成了一個能把一塌糊涂的家庭治理好的治家小能手，說他爹是個混蛋，他后媽他弟弟都是個混蛋，但是這個舜有本事和他們和諧相處。成了這么個形象的人，你看，又具體了一點點。你再看到了孟子的時候，舜的故事就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活靈活現，簡直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

現在你明白了，歷史為什么是“層累的”？就是每一代人都要往上刷幾層漿糊、壘幾塊石頭，這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的樣子。

咱還別以為，這都是古人知識少，所以這么干，其實，我們這代人就干了不少這種事。

有一次，我遇到中國社科院研究民俗學、故事學的施愛東老師，他問了我一個問題：你說，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這是民族共識吧？那么請問，這個共識是什么時候形成的？我當時憑直覺就說，啊，那應該很早了，龍是我們民族圖騰，應該是上古時候的事兒了吧？施老師一笑，哈哈，哪會是上古，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事兒，更準確地說，就是《春節聯歡晚會》上唱那首歌《龍的傳人》，就從那會兒開始的。啊？那么晚？怎么會？

施老師接下來是一語點醒夢中人。他說，你想，原來龍都是皇帝的代表，皇帝才是龍，我們平民老百姓怎么會有資格當龍的傳人呢？你有那個血統嗎？你要是在大清的時候說，你是龍的傳人，怕是要殺頭的。辛亥革命之后，把龍旗砍倒，中國人也不會把龍當做民族圖騰。民國的時候，如果真的要票選民族圖騰，恐怕更有資格當選的，應該是獅子。為啥？因為拿破侖說中國是東方睡獅，這個傳說倒是風行一時。所以，龍成為民族圖騰，包括和長江長城、黃山黃河等等意象混在一起，其實都是拜當時的流行歌曲以及春晚的影響力所賜。哦，原來如此。

施愛東老師接著問我，那龍是皇帝的代表，這又是什么時候的事兒呢？我說，這應該真的就很久了吧？漢代？施老師說，不，是元代，更準確地說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的事兒。那一年，元朝朝廷下令，所有的龍都只能歸皇家所有。但問題是，當時民間到處都是龍，老百姓的衣服上繡的，家里房梁上雕的，全是龍。那怎么辦呢？元朝皇家想出來一個辦法，說，什么是真龍？五爪（也就是爪子上有五個指頭）加頭上有兩個角的才是真龍，只能皇帝用。

普通人家衣服上繡的房梁上雕的，三爪的，那不是龍，另起個名兒吧，那叫“蟒”！就是后來說的蟒袍的蟒。你看，這是通過硬給中國傳統的龍加了兩個爪，才把龍的形象壟斷給皇家了。事實上，在此前比如宋代的時候，皇帝也可以穿帶龍的衣服，官員也都可以穿，沒有那么嚴格的限制。關于這個話題，施愛東老師還有一本專著，就叫《中國龍的發明》。你可以參考。

所以你看，所有的文化符號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是被反復定義、修改過的存在。包拯也不會例外。

不過，那個疑問我們還是沒有放下：傳說可以修改事實，但是它總得有個一開始的故事內核吧？包拯有很多事跡，但往往都是怎么為官清廉的，怎么直言敢言的，很少有斷案子的。難怪啊，人家包拯畢竟主要干的是財政和監督系統的官員。

那為什么包公后來在民間變成了一個為民做主的司法之神的形象呢？這又怎么解釋呢？

符號的變奏

剛才我們說，一個民間傳說，會變得面目全非，但是你放心，那個基本的核兒還是要在的。

我們就拿提出“層累學說”的顧頡剛先生最著名的那個研究，關于“孟姜女”的傳說來舉例子。

我們熟悉的孟姜女的故事是：秦始皇征發民夫去修長城，拉走了孟姜女剛結婚的丈夫萬喜良，結果萬喜良累死了，尸體被筑進了長城里，孟姜女去一通哭，結果哭倒了長城。最后，孟姜女也跳長城死了。

但是，顧頡剛先生一捋，發現孟姜女比秦始皇要大上個300歲呢。而且剛開始的時候，也不叫孟姜女。

這個故事的源頭是在《左傳》，說的是春秋的時候，齊國的國君打仗，他手下有一個叫杞梁的人戰死了。等回來的時候，齊國國君在郊區就遇到了杞梁的妻子，那必須吊唁慰問一下。結果，杞梁的妻子就覺得，你這么草率，不合禮法，你應該來我家里吊唁。國君一聽，覺得有道理，就真的去她家里吊唁了。

剛開始故事就這么簡單。但是你覺出來沒有，這里面的核兒已經在了：丈夫為國家死了，活著的寡婦不高興，找了個由頭為難了一下國君。

但是請注意，這個最早的記載里面，這個妻子可沒有哭的說法。過了兩百年，到了戰國的中期，這個故事就演化了，說杞梁的妻子在迎喪的時候，哭得非常悲傷。

然后，隨著時間的推進，杞梁妻就越來越能哭，到了西漢末年，在大文學家劉向的筆下，就把城墻給哭塌了。請注意，這個時候才出現了故事的關鍵戲劇情節：把城墻哭倒。

等到了唐朝末年，又發生了一個大變化：杞梁被安排了秦朝，死也不是死在戰場上了，而是為秦始皇修長城了。到了南宋時期，杞梁的妻子終于有了名字，叫“孟姜”。杞梁這個名字傳著傳著也就變成了“喜良”、“萬喜良”。

哎呀，累死我了。你看，就這么個簡單的故事，從春秋到南宋，這可是一千多年時間的添油加醋啊，才編出來。

但是你發現沒有？故事的內核并沒有變，還是一個寡婦硬剛害死自己丈夫的國君。哭也好、哭倒長城也罷，那都是細節問題，故事的總框架還是穩穩地立在那里。

我們回到包公。包公生前留下的事跡，是有基本模型的。基本上是兩類故事。

一類，是和為官廉潔、一介不取有關。比如，他在端州，就是今天的廣東肇慶當知州的時候，當地盛產端硯，一種非常名貴的硯臺，一般干地方官的都要用端硯結交權貴，但是包公不僅不送，而且卸任的時候，居然一方硯臺都沒帶回來。再比如，包公曾經給子孫立了一條規矩，說只要當了官有貪贓枉法的事兒，死了都不許葬回祖墳。

這是一類故事。還有一類呢，就是和不畏權貴、直言敢諫有關了。比如我們以前節目里提到過的，包公給宋仁宗提意見，說到激動處，居然能把唾沫噴到皇帝臉上。當然，包公還有其他優秀品質，比如特別孝順。為了在堂前盡孝，考中進士都不去當官。

你發現沒有？這兩類故事的模式，無論是對皇帝、對父母、對職守，都是一個典型的、立身朝堂的、對上負責的官員形象。這和為民做主、明鏡高懸的、對下負責的包青天形象，還是有微妙的差別。說白了，真實的包拯和后來民間傳說中的包公，故事的內核都被替換掉了。這個跳躍是怎么完成的？

后來也是讀了施愛東老師的另一本書，我自己才解了這個悶兒。這一本：《故事的無稽法則》。無稽，就是無稽之談的意思。既然是無稽之談了，怎么還會有法則呢？哎，這其實也是顧頡剛先生的一個發現，他說，“我看了兩年多的戲，惟一的成績便是認識了這些故事的性質和格局，知道雖是無稽之談，原也有它的無稽的法則。”這句話，被寫在了這本書的扉頁上。這里的無稽之談，當然指的就是各種各樣的民間傳說，那它們的法則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儉省原則”，節儉的儉，省錢的省，說白了，能簡單的就決不復雜。

為什么要儉省？你想啊，一個故事，就像生物演化過程中的一個物種一樣，它要存活下去，就必須穿越時間的“進化剪刀”，它就必須要寄生在各種各樣的說故事的人的口頭傳播里，那就必須簡單。因為說故事的人不見得都有很好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

比如，就這兩年出現的現象，網絡上的電影解說短視頻，男主人公基本都被稱作“強哥”“大壯”“小帥”、女主人公被通約為“小美”、“翠花”，壞人則被通約為“喪彪”。俗！但是大家一聽就懂。對，故事在傳播過程中，人名、地名都會朝著最容易被接受、被記憶的方向演進。所有類型的人物，最后都會被通約化、符號化，最終投射到一個最簡單、最普通、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名稱上。

你在生活中，能發現好多這樣的現象，比如，理發師多數都被叫成“托尼”老師，調皮搗蛋的同學都叫“小明”。還有，隔壁鄰居往往總是姓王。請注意，隔壁老王，可不是現在，你想想看，從《水滸傳》里潘金蓮家的鄰居王婆開始，幾乎所有的民間故事里，隔壁鄰居都姓王。為啥？施愛東的解釋非常簡單：第一，王姓很普遍。第二，王字筆畫少，普通人寫起來方便。

你理解了這個儉省原則，就明白了，民間故事的舞臺上，容不得太多的角色，往往都是角色的高度濃縮。再復雜的人物關系，也得合并同類項，最后統一到一個人身上。這就是胡適說的，有的人會成為“箭垛式人物”，所有的箭都射他一人身上，別人的故事也都張冠李戴到他的頭上。

比如，我們前面說的，中國民間最知名的人都有誰？我憑感覺數了四個人：孔子、關公、諸葛亮、包公。現在一想，還真對，其實就代表了四個角色：孔子，文圣人；關公，武圣人；諸葛亮，頂尖的聰明人；包公，頂尖的好官。行了啊，確實，一個古代中國的普通老百姓要聽的故事，基本有這么四個主人公，就夠用了。

但是你想，如果角色儉省到了這個地步，這四個人還能是歷史上真實的自己嗎？不，他們不能那么復雜，他們得扮演老百姓期待他們是的那個角色。

比如孔子，還能是那個至圣先師，那個思想家、教育家嗎？普通老百姓不識字，哪能分辨那么多概念？在民間文學中，孔子能扮演的，就是所有文化的代表，是一個文字世界里的魔術師。我小時候就聽過一個關于孔子的故事，叫“孔夫子買元宵”。

說孔子有一次帶著幾個弟子逛街，看見有人賣元宵，招牌上寫著“一文錢一個”。但是孔子兜里就一文錢，這么多弟子呢，怎么夠吃？孔夫子就掏出筆來，在招牌上加了一筆，一文錢一個，就改成了了一文錢十個。說老板，來十個元宵！吃完了結賬，孔夫子就給一文錢，老板就急了，跳腳罵街，說誰給我改的這個招牌，改成了一文錢十個？孔子帶著弟子就走了，一邊走還一邊說呢，說我這是手下留情，我要是貪心啊，我再加一撇，一文錢“十”個改成一文錢“千”個。

你看，且不說孔子那時候還沒有元宵吃，這也不符合孔子圣人的形象啊。但是民間口頭文學哪管你這個？孔子代表文圣人，你就是能把文字玩出花的人，就是文字的魔術師，這符合老百姓對孔子的理解。

好，回頭我們再來看包公這個“箭垛”。什么對上負責，對下負責，我剛才對包公的那個定位太復雜了，對老百姓來說，包公就是倆字兒：“好官”。所有對于好官的想象都堆他一個人身上得了。從老百姓的角度理解一個好官，那當然就不只是為官清廉、敢于直言了，更重要的是就是能為我主持公道。包公就這么著，被編排成了一個專職的司法官員。核心的原因就是：我們老百姓記不住那么多官員，根據故事的儉省原則，包公您受累，一個人擔著得了。

很明顯，包公身上是集成了很多官員的特征的。比如，包拯的謚號是“孝肅”，忠孝的孝，嚴肅的肅，這很符合包拯的特點。但是小說、評書里面提到包拯的謚號，往往叫他“包文正”。還有，包拯的字是希仁，但是很多戲曲，把他的字說成了“希文”。這文正、希文是誰的謚號誰的字啊？范仲淹啊。很明顯，這是把包拯和范仲淹弄混了。

還有，在《宋史》里面，包拯傳記那一卷里，還有一個人，叫趙抃。兩個人傳記合在一起，性格、經歷當然很相似。這個趙抃號稱叫“鐵面御史”，彈劾官員不講情面。你肯定猜出來了，后來之所以說包公是個黑臉蛋，其實也是跟這個鐵面御史趙抃搞混了。

包拯啊包拯，您不是被誤會了。原來，您老人家是在為那么多人負重前行啊。

為什么是包拯？

接下來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歷史上的清官、好官多了去了，為什么最后成名的會是包拯？

這還真不完全是運氣。這里面還真有一點包拯自己努力的因素在里面。

包拯這一生，留下來的是各種各樣的光輝事跡，但也有人說他的壞話。誰啊？歐陽修。這背后其實是一段政壇恩怨。你可以出門左轉，去看我們節目公元1043年講慶歷新政的那一期。里面就交代了前因后果。因為慶歷年間的那次沖突，歐陽修這輩子對包拯的印象是有瑕疵的。

我們來看歐陽修是怎么說的，大概的意思是：包拯這個人啊，性格很剛直，人品還不錯。但是呢，沒有什么學問，對朝廷的很多大事，考慮的不成熟，不深入。非常可惜。

你別覺得話不好聽。我倒是覺得，包拯之所以后來聲名大噪，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藏在這段話里。

包拯是沒學問嗎？是考慮問題不深入嗎？你可以去看看包拯留下來的奏議集，就是他這輩子寫的100多篇奏疏，我覺得歐陽修的評價，其實可以換另外一個詞，“就事論事”。是的，包拯這輩子知人論世，就事論事，見招拆招。看見人有劣跡，就彈劾這個人；看見什么政策不妥，就討論這個政策；看見皇帝有什么不對的地方，就說這個毛病本身。不隨便講大詞兒、上價值、搞聯想。這和歐陽修這些人的風格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歐陽修這個大儒看來，這就是深度不夠嘛。

但是，包拯這種論政的風格也帶來一個后果：他沒有幫派團伙。他就是這么一個遇到看不慣的事，張嘴就說的人。他不會被牽扯進別的邏輯里面。

舉個例子，慶歷新政期間，范仲淹推出的各種改革措施，包拯覺得有問題的，馬上就舉手說，我反對。他才不管是不是要保護改革派的熱情呢，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站在了范仲淹的對立面呢，我“就事論事”，怕什么？而歐陽修的考慮就要復雜得多。他首先考慮的不是這件事本身行不行得通，而是要維護改革派的團結一致。你看，這就是聰明人的問題。他們往往會進入一個非常復雜的思維模式，喜歡思辨，喜歡辯論，結果是把局面搞得越來越復雜。局外人很難看得清里面的是非了。

而包拯這輩子，反正只會一招：直拳。說得對不對，見仁見智，但是誰都不會懷疑他有什么花花腸子。

司馬光后來對包拯有一段評價。說手下人找包拯說事，包拯一點也不給人留面子，當面經常說非常難聽的，甚至有點侮辱人的話。但是，如果手下人說的有理，包拯也沒什么心理負擔，你說得對，聽你的。這叫“剛而不愎”——性子硬，但是不頑固。做到這一點挺難的。你看，這是思想簡單直接。

南宋的時候，朱熹也說過一段包拯的故事：包拯年輕讀書的時候，經常要經過一個富人的門口。有一次，富人就請包拯進去坐坐吃頓飯。這是要交朋友的意思。包拯跟伙伴說，不去，他是個富人，我將來要是中了進士，在這里當了官，現在認識這么個人，將來不是個負擔嗎？我不去吃他的飯。朱熹直感慨，交朋友要謹慎啊，包拯做得好啊。你看，這是關系簡單直接。

包拯就是這么一個簡單到了極致的人，眼里沒有親戚、沒有朋友、甚至沒有人情。這樣的性格，當然非常容易被輿論贊揚。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當時，會成為政壇上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而在后世的傳說中，他更會成為歷史舞臺上的一個非常顯眼、好辨認的角色。甚至，后人在講故事的時候，是缺不了這樣的人物的。

這讓我想起漢武帝時期的一個人，叫汲黯。這個人官職不高，最高才做到九卿的位置，相當于現在的一個部長。按說，這樣的人在漢武帝的歷史中并不重要。但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偏偏花費了大量的篇幅來寫他。為什么？這里面，固然有汲黯愛提意見又不得志，司馬遷跟他有精神共鳴這樣的因素，恐怕還有另外的一個重要因素，作為歷史的敘述者，司馬遷需要汲黯這樣的人物。漢武帝帶來了新的秩序，新的知識，啟用了各種各樣像衛青、主父偃、李廣利這樣的人物，這都是新時代的新新人類。但是，有新時代和新人類，就必須有代表舊時代的反對派。否則，司馬遷的故事怎么講呢？

對，汲黯就是司馬遷濃墨重彩寫的那個反對派。他跟包拯一樣，性格耿直，六親不認，人見人怕。對皇帝也不假辭色。漢武帝干什么，他基本都反對。有了他作為坐標和背景，我們就既能看得到漢武帝時代的飛揚和進取，也能看得到那個時代的孟浪和荒唐。你看，這就是簡單人物在歷史敘事上的價值。

公元1062年，大宋嘉祐七年，包拯去世了。

他活著的時候，只是大宋朝堂上的一個模范官員。他很優秀、很簡單、很醒目，甚至很孤獨。當時可能很少有人意識到，今年他這一死，他的另一條生命才徐徐展開。中國人把自己內心的一些渴望投射到他的身上：你如此簡單又如此強大，拜托你，站到一切黑暗、不公、強權和詭計的對面，成為一支每個普通人都可以指望、可以祈求的拯救的力量。

美國作家大衛·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單》中寫過的一段話，他說，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是你的心跳和呼吸停止的時候，這是在生物學上被宣告死亡；第二次，是你被埋葬，人們在出席你的葬禮的時候，這是從社會關系上宣告你不復存在；第三次，是這個世界上最后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忘記的時候，整個宇宙都將不再和你有關，你才真正地死去。

從這個意義上說，包拯雖然在今年去世了，但是他卻實現了永生。中國人大概率是永遠不會忘記這位包公、包青天了。

包拯用自己的故事提醒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其實都可以有兩個方向的追求：

要么你就活得豐富復雜、活得花團錦簇、活得精彩絕倫，就有機會不辜負這僅此一次的生命。

要么，你也可以追求活得簡單，簡單到活成一個符號，一個念想，一個子子孫孫都可以傳頌的名字，就有機會不辜負那千秋萬載的悠悠史冊。

兩個方向都通。看你怎么選。

我曾經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話，非常精彩：“沒有任何一種品格可以高枕無憂。一個人清高，需要寬容，否則清高就成孤傲。仁慈，需要果斷，否則仁慈就成軟弱。強大，也要有所敬畏，否則強大會生暴戾。富有，需要節儉，否則易成奢靡。博學，說話時需要淺顯，否則易成刁鉆。尊貴，需要謙卑，否則易生傲慢。凡事有陰陽。物無善惡，過則為災。”

但是，今天面對包拯的故事，這段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沒有任何一種性格，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會導致人生的災難。任何一種性格特質，只要不斷地向上提升，不斷地受到善意、知識和建設性的滋養，最終都會得到文明的褒獎和紀念。

我們下一年，公元1063年再見。

致敬

本期節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出京劇曲目《赤桑鎮》，不聽京劇的朋友對這個劇目可能不熟，但故事你大概率聽過，就是包拯鍘死了貪贓枉法的侄子包勉以后，他的嫂嫂到赤桑鎮興師問罪，被包拯百般解勸，才息了怨氣。那包拯是怎么勸的呢？就是那個著名唱段——

自幼兒蒙嫂娘訓教撫養，

金石言永不忘銘記心旁。

前輩的忠良臣人人敬仰，

哪有個徇私情賣法貪贓。

到如今我坐開封國法執掌，

殺贓官除惡霸伸雪冤枉。

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樣，

責己寬責人嚴，怎算得國家棟梁？

小包勉犯王法豈能輕放，

弟若徇私上欺君，下壓民，敗壞紀綱，我難對嫂娘。

沒錯，包公管嫂嫂叫嫂娘，就是打這兒來的。這段唱詞為什么好？好就好在，它把中國民間社會對于包青天全部期望，都概括了——秉公執法、鐵面無私，為民做主、不徇私情。也致敬幾百年來在戲劇舞臺上塑造包公的所有藝術家，不管什么劇種，不管是有名的裘盛戎、李斯忠、海峽對岸的女包公王海波，還是千百個走江湖的無名藝人。是你們，而不是共卿士大夫，讓包青天的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了中華文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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