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烽火正熾，在昆明西南聯大宿舍的一盞菜籽油燈下，哲學家馮友蘭完成了他的《貞元六書》之一——《新原人》。

他在《自序》中引述了宋代思想家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對這四句話有很高的評價：這四句是“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進而認為當時的中國“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這四句話“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學焉。”

哲學家馮友蘭可能沒有想到，在80多年之后，張載的這四句話（即著名的“橫渠四句”）成為網絡討論的熱點。起因是網絡直播帶貨界的頂流董宇輝，在直播活動過程中引用了這四句話，被另一個網紅企業家指責其言論“假大空”“欺世盜名”，之后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站隊混戰。

董宇輝在一次直播活動中引用“橫渠四句”。 視頻截圖

一時間，相對冷僻的“橫渠四句”成了網絡的熱梗，多次上了熱搜。

那么“橫渠四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多大的分量？董宇輝引用它，有沒有“假大空”呢？普通人還能不能用這四句話？

評述“橫渠四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還需要從分析中國哲學本體論開始。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為主流，但是孔子留下來的言論主要集中于倫理學說、道德實踐，很少致力于解說世界本源等根本性的哲學問題。比如，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人類的本質是什么？在孔子這里，最基礎的價值觀往往止于忠、孝、仁、義等倫理價值。到了宋代之后，由張載、二程、朱熹等人開創了理學，為中國人重構了宇宙觀、價值觀的根基。

張載的“橫渠四句”，就是通過演繹中國既有的經典，努力為中國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

什么是“為天地立心”？

其思想源于張載對中國古老典籍——《周易》的再演繹。《周易》對人類的起源提出了一個模糊的描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即，人與天地造化是同構的。另一部儒家經典《禮記》里說：“故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

相對西方的“人類神創論”，相對印度的“等級制度”，兩部儒家經典原著弘揚了人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人不是被造之物，不是“客體”，是與天地贊化的主體。張載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人的價值：人具有天地之德、天地之性，人可以做到“開則達于天道，與圣人一”的極高境界，這是對人性的弘揚和禮贊。人與天地同心才是應然，而人生不止于“眼前的茍且”。

在這個基礎之上，張載提出“為生民立命”，在萬民面前揭示天地所賦予人的性命本然和安身立命的大道，挺立生命的主體性（山東大學王新春教授語）。

“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是張載遙契大化，效法先圣，對改造世界、造福人民、繼承學統的自我期許，由“內圣”而“外王”。所謂“繼絕學”，即唐代韓愈以降對儒家道統中斷的表述，韓愈認為：“道統”經堯、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而傳承，但“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張載等大儒的自覺使命就是扭轉“學絕道喪”的局面，繼承儒家道統，這就是“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是儒家理想的用世之說，所謂“內圣外王”。普通人通過學習、修養，能不能“成圣”？算不算“假大空”？千載之前，張載就有所評述：“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圣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

張載正是通過“橫渠四句”，為所有知識分子樹立了弘闊的宇宙觀，建立了堅實的價值觀基底：再普通的人，也是天道性命相貫通，人性本然高貴，贊化天地，修己利人，深刻闡釋了孔子所講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橫渠四句”不同于其他的儒家學說，關鍵在于為中國人構建了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不止于道德倫理規范。這就是“橫渠四句”的魅力所在。

1930年代，在嚴重的民族危機當中，哲學家馮友蘭提出：“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思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

之后，馮友蘭在抗日戰爭的顛沛流離之際，發憤寫作《貞元六書》，將之建立于“橫渠四句”的基礎之上。民族危機，回歸傳統思想的根柢，“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他認為“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就是“橫渠四句”。

馮友蘭并非不知道，如此宏大的命題會面臨日常的瑣屑，如此高蹈的理想會被世俗所譏誚，在說當以這四句話“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仍不忘做了“后撤補充”：“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學焉”。

馮友蘭著《貞元六書》

其實，無論是千年之后回看張載，還是近百年之后回看馮友蘭，我們有太多“段子”“物料”去消解“橫渠四句”的崇高感、使命感。比如，“學了太多的哲學，也未必能過好這一生”，而且，哲學家的命途和他們的學說，有時總顯得“涇渭分明”，斯多噶哲學集大成者的塞內卡，究竟逃不脫作為羅馬權臣的可恥下場，那么他們的哲學還有用嗎？

特別是放到當下的互聯網輿論場里，一邊，哲學更像是博取流量的時髦符號；一邊，又淪為被嘲笑、解構的道具。

這樣就形成了賽博“華麗景觀”：“橫渠四句”被如此之多的大小網紅反復吟詠，成為兜售國學、拆賣課程、附庸風雅的噱頭，“橫渠四句”被光速普及之后，又遭遇了斷崖式的貶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之后，跟上了“為丈母娘上鏈接”。“橫渠四句”的貞元起復的內涵被不斷蛀空、挖斷，終于引發了部分網民的逆反情緒。董宇輝不是第一個說這四句話的人，卻可能站在了公眾心態的轉捩點上。

流量時代里，有敷衍的“崇高”，有盲從的“偉大”，有起哄的致敬，有人在矜莊和鄙瑣之間反復橫跳，有人在超逸和利益之間反復算計。

“橫渠四句”作為理想主義的標桿，或許在一些人看來顯得有些迂闊，但的確在本體論層面奠定了中國哲學的根柢——人何以為人？無論是午夜夢回，或是平旦發奮，或者櫛風沐雨之中，相信“橫渠四句”安慰、幫助過無數的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被這樣的哲學安慰——學者、工人、農民等等，當然也包括做直播帶貨的。

理想主義不應該被嘲笑，理想主義也不應該被用作流量的道具。反感“假大空”，但不要蛀空那些帶給我們崇高感的詞句，因為下墜的快樂不是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