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25日，復旦大學歷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召開了“重建全球：觀念的全球流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英國、日本、韓國、中國的歷史學者齊聚復旦校園，就全球思想史展開討論。在會議議程最后，特設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未來”圓桌論壇，中外代表對此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現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Gregory Claeys教授（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

當我受邀來參加這次關于“全球思想史”這一主題會議時，為了準備發言，于是我查閱了《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期刊的網站，發現至少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定義。第一種定義是“人類歷史上，全世界范圍內的思想史”。換句話說，涵蓋了世界各個地方的一切思想。第二種定義是“思考全球觀念的產生、傳播和流通的不同方式”。這當然與第一種完全不同。第一種是包羅萬象的、關于所有被思考過的一切的普遍性概覽，第二種則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近乎規范性的要求，即分離、定位、識別“全球觀念”。但這又意味著什么呢？是指對發展、對歷史最重要的觀念嗎？還是僅僅指那些傳播最廣的觀念，比如邁克爾·杰克遜、滾石樂隊這類流行文化中的全球現象？或者這只是“思想史”的另一種說法？思想史似乎在其他形式的歷史中擁有某種優先權，而全球觀念則是研究整個歷史學科的切入點。這讓人一開始就感到困惑。但從這次簡短的討論以及過去幾天的交流中，我得出了三點結論：

首先，我們需要從許多不同的維度來審視。“全球思想史”的理念所帶來的挑戰意味著，正如我們在過去幾年中所看到的，“地方的”“區域的”“國家的”“國際的”以及“全球的”，都需要彼此區分開來。國際（international）是指國家間的相互接觸，而全球（global）似乎是更高一個層次。這是我從該期刊提供的第二個定義中得出的理解。

第二點是，這顯然是一種比較性研究。這會將我們引向許多不同的方向，不再僅僅是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進行比較，而是一種比較性的挑戰，關于我們應該給予“不同價值觀以及評估這些價值觀的不同方法”的相對權重。這也是該期刊提出的第二個定義的一部分。

第三點，也是我自己的癥結所在，我們生活在過去30到50年間，正面臨著第一次全球性的危險局面。全人類，也就是說，所有人類共享的共同利益，這無疑超越了國際范疇，即不僅是環境退化，而是地球可能被完全毀滅，甚至所有人類生命都可能消亡的威脅。因此，我們面臨著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問題。在我看來，從現在回溯20到30年，我們必須將此視為“全球思想史”的切入點。當世界在我們周圍崩塌時，我們會意識到這才是我們必須一直討論的主題。它將成為一種目的論的、近乎“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的方式來回顧過去，思考我們做了什么？“全球思想史”最終將歸結為：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種災難性境地的？謝謝。

劉莉（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社會科學戰線》副主編）：

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次的學術盛宴，與舊雨新知相聚。這次會議的主題“觀念的全球流動”非常棒。我一直做中國近代東北史方面的研究，最近也在寫一篇文章，是關于區域史研究的方法論反思。原來中國史研究普遍都是把東北作為一個中國的邊疆地區來展開研究，那么我也在思考應該將其放到東北亞的樞紐位置上。從一定程度上看，這也是一種全球史的視角。因此，這一次的會議主題也給了我很多的思考靈感。同時，會議期間，作為一位刊物的編輯，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從期刊的視角來思考全球思想流動這一主題，期刊如何成為全球思想流動以及思想性知識生產的一個節點。

從綜合期刊的這種歷史來講，大概也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最初是西方傳教士，在廣州、上海等這些沿海地區創辦了一些介紹西方思想文化和地理歷史知識的一些中文報刊。一直到20世紀初，中國人開始自辦的綜合性中文期刊不斷增加。到新中國成立以后，綜合性的中文學術期刊不斷發展，到現在已經有數百種了。雖然《社會科學戰線》（以下簡稱《戰線》）不是創刊最早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但它是國內第一本大型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也刊發了大量的中國世界史優秀學者的文章。《戰線》創刊于1978年，英文刊名是“Social Science Front”。在2015年參加中國歷史科學大會時，我曾向許多國外學者介紹我們刊物，就有國外學者問我為什么要叫“front”。這正是因為《戰線》創刊于改革初起的特殊時期，為了迎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局面的到來，《社會科學戰線》（Social Science Front）這一頗具時代性的名稱就此誕生。

自創刊開始，因為地緣關系的原因，我們刊發了關于日俄歷史的文章。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開始以學科分類來定義欄目的名稱。從1991年開始，我們專設了世界史欄目，當時還是季刊，每年大概都有一期世界史欄目，刊發2到4篇文章。到2008年我們改成月刊之后，世界史欄目也正式固定了下來。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除了刊發中國學者的原創性文章，同時眼光向外，很注重引進國外社會科學領域的新成果，以促進中外學術交流。在《戰線》創刊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我們就刊登了一整版的征稿啟事，歡迎港澳臺學者和國外學人向我們投稿，推動國際間的這種學術交流，后來還有了專門的國外社會科學欄目的建設。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我們曾經刊發過英國李約瑟教授，美國的克萊因教授，還有法國和歐美的一些學者的文章。我們最近也刊發了很多國外學者的文章，比如說英國的動物史學者希爾達·基恩，澳大利亞情感史學家查爾斯·奇卡，還有美國唐納德·沃斯特，英國艾麗卡·富奇等很多國外學者的優秀文章。同時，看過我們紙刊的老師會發現，雜志的封面是中國的國畫，但封底是西方的油畫。可以看到，刊物的裝幀設計就體現了我們辦刊的愿景之一，就是通過刊發國內外優秀作品，為推動中外學術交流貢獻學術期刊的力量。

憑借“厚重”這一特色和文史哲起家的原因，到目前為止，國內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中，我們刊發的歷史文章數量較多，同時也是為數不多的開世界史欄目的大型綜合性學術期刊。我們刊發的世界史文章整體質量都比較高，得到了較好的學術反響。當下，《戰線》史學欄目在全球思想交流和全球性知識生產方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參與到這一全球性的網絡之中。當然對此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也希望能夠得到各位老師的支持與關注。

馬建強（《湖北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

很高興來參加這次會議，這一會議也是契合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因為我主要是做中國思想學術的研究。這次會議的主題特別好，也是想要發掘我們中外思想史的學者共同的研究旨趣或研究目的。

通過閱讀和聆聽各位老師的報告，感受當代年輕的中國學者（主要是中國做西方思想史的學者）的問題關懷和學術研究的方法。我覺得本次會議是一個“思想密度”很高、“思想含量”很大的學術會議。這個會議的學術討論氛圍，尤其是會議中的思想碰撞，讓我感受非常深刻，也觸發了我的一些思考。我覺得會議的主題概念“重建全球”非常值得重視和思考，在會議的一些文章和報告里，“全球”不僅僅是一個我們人類共同生活的地理空間，更多的是我們去理解思想或者進行思想研究的方法論指向。現在“全球史”的視野，既在形成之中，也在不斷反思，思想史領域應該塑造一個怎樣的“全球”？我覺得“重建全球”既是一個關于思想在全球的命題，也是一種研究思想的“全球”的方法。

會議中，我特別感到共鳴的是“流動”。如果說過去中國的思想研究更多呈現的可能是專注于在一個特殊的學術傳統里去看思想的起源、變遷和發展，前代對后代的影響和束縛等等，無論是所謂的“我注六經”或是“六經注我”，都強調一種獨特的學術傳統的內在傳承，我認為這是中國思想史研究表現出的一個特質。那么在越來越開放，人與人之間、人群與人群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多，全球的公共性越來越得到體現的時候，探討思想跨“傳統”、跨“人群”、跨“時空”的流動就非常重要。我覺得除了用“流動”這一概念論說外，我們今天對思想的研究也應該看到一種“彌散”的效果。就“流動”而言，它相對來說暗含給予一個限制的軌跡或者是渠道（思想流動憑借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等）。然而，當今時代中思想的彼此影響很難去明確這種“軌跡”。各種思想抑或是“傳統”——無論是一百年前的、兩百年前的、五百年前的，在今天這個世界都有可能被重新再激活，再進入我們當代的思想領域里，所以我覺得“流動”這一概念特別值得我們進行學理性思考和相關議題的延伸。

回到中國思想史學界，大家經常會討論什么是思想史？它跟所謂的哲學史、學術史、概念史，還有心態史、觀念史，到底有多大的差異，以及彼此的邊界在哪里？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值得思考，但是我們的思考可能不一定要局限于到底我做的是思想史還是其他什么，而是應該彼此分享研究方法以及思考問題的方式。在這次會議上我們能夠看到很多細讀文本的研究，能看到思想比較和對研究方法進行反思的成果，也能看到思想如何去驅動、影響社會的成果。我覺得這些文章應該引起我們去思考除了學科邊界以外的，這種方法論可以共享的空間。另外，就是思想史研究它最終要達到什么效果？大家有很多討論，我們究竟是去闡釋，還是去理解或者是注解，還是要做“起死人、肉白骨”的事情，要去做到重現并完整描述，或者說“我注六經”的這種方式也是可以的？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以一個今天的頭腦、今天的思想去跟不可能重現的過去的思想人物進行靈魂對話。因此，思想史研究必須要體現思想性，如果成果無法體現研究者本人的思想活力，那么這樣的成果是沒有太大生命力的。有時候即使我們的闡釋路徑是錯的，但是如果它能夠充分展現研究者自身或者其所處時代的思想活力，那么我覺得這樣的研究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思想史研究有難度，研究者不可能跨越時空，跟研究對象共享、共情同樣的時代背景，更難以理解研究對象“隱秘書寫”或者沒有表達（書寫、記錄）的想法和觀點。但是去和思想人物進行對話、進行以心印心的“玄想”仍然是非常有趣的，是我們實現獨與天地相往來的一種方式。

関口 佐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的邀請，使我能夠參加這次會議，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很多主題的好機會。會議上提交的論文促使我思考如何評估和書寫歷史，以及如何將歷史和歷史經驗傳遞給未來。如今，我們目睹了一些破壞過去的例子，這些既有的秩序是人類為維護和平而努力構建的。例如，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似乎在摧毀舊秩序以建立新秩序。世界上一些地區的入侵性戰爭也在摧毀我們為維護人類和平而建立的框架，這些經驗和建立的框架源于我們過去所經歷的災難。我認為我們可以從過去的經驗中學到很多，但如何書寫我們的經驗并將其傳遞給下一代卻異常困難。如何將我們的過去書寫給其他國家，則更是難上加難。正如會議中所提到的，一些源自西方的概念在解釋亞洲或非洲的經驗時存在一些困難。因此，對我來說，這次會議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思考我們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概念的關聯性以及差異性。的確，我發現西方概念和東方概念之間存在一些差異。其實如果仔細探究，我還發現中文概念和日文概念之間也存在差異，要克服這些差異非常困難。我認為這導致了我們現在所觀察到的差異。然而，我認為“全球思想史”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克服東西方之間的這種差異。我認為這次會議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可以讓我們共同應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Timothy Baycroft（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首先，我要感謝組織者，并祝賀他們提交了如此豐富的高質量論文。顯然，從這次會議可以看出，全球思想史在中國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研究，并且該領域正在開展令人振奮的高質量工作。會上，我們聽到了關于美洲、歐洲、非洲、南亞和東亞的思想研究，這非常令人振奮。此外，會議還涉及了各種各樣的思想，從古典政治思想家，到社會主義思想家，從單一的國家再到全球性本身，以及思考真正的全球性思想的意義。

我不確定自己對這個話題有何看法，但我確實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我們所說的真正的全球性思想究竟是什么？它可能起源于某個地方，并傳播到世界各地，就像許多社會和社會主義思想一樣。它或許是人們缺乏對其理念的意識，就像“民族”一樣，它無處不在，盡管大多數人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它或許意味著某種自發地在多個地方興起并逐漸傳播開來的東西，我們可以將許多圍繞倫理道德的理念歸類于此。雖然無法給出明確的結論，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提出和反思的好問題。

在我看來，本次會議上討論的所有思想或理念，即使我們討論的是全球歷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們本質上都是西方理念。我們可以考察它們的傳播、傳播或影響，或者例如不同作者之間的差異，或者這些理念在其他地方被改編的方式，但最終這些理念本身總是源于西方。我特別想討論李宏圖教授關于《世界人權宣言》的論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本質上源自西方的概念被聯合國采納和改編的典型例子。李教授提出了許多方法，可以將其背后的思想進行調整，以便納入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思想，并嘗試真正反映我們能夠達成某種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宣言，以反映世界的方式，或具有真正的全球性。我的思考是，或許我們需要從其他地方的思想開始，比如中國、非洲或南亞的思想，然后從頭再來，而不是簡單地繼續調整西方思想，并試圖使其適應于世界其他地區。這不是我的專業研究領域，但在我看來，不僅在這個特定主題上，而且對于其他主題，一部真正的全球思想史或許值得我們真正從其他視角來思考，而并簡單地將非西方思想納入我們探索的范圍。

章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全球思想史”最重要的兩個關鍵詞是“全球”與“思想”。對“全球”的理解可以分為兩種：較剛性的理解要求學者從地理和文化上都將地球的各個部分全都納入敘述范圍，這對研究者的視野、語言能力、知識儲備都有極高的要求，即使有少數研究者能掌握足夠多的素材，以何種方式來敘述全球范圍內思想觀念的“分”與“合”，以何種框架來描述人類共同關心的思想主題，這都是很費思量的問題。而較軟性的理解則更多地考量有關思想流動的研究能否超越既有的民族國家敘述框架，這一理解看似要求較低，其實也并非輕易能夠達到，目前國內外大量此類研究其實只是“跨國”而非“全球”，尤其是一些有關翻譯、比較的研究，從客觀上不但沒有“超越民族國家”，反而是更強化了既有的民族國家界線，使不同民族國家“思想類型”更加趨于固化。

其次是“思想”。通常所說的“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其中的“intellectual history”不同于“history of ideas”（觀念史），它包含更廣闊的內容，既可以研究極少數精英思想家——有時可能完全超越其時代——的精妙高言，也可以研究主宰廣大社會民眾的一般思想、知識和信仰體系。我們或許可以按照傳統思想史研究的不同進路，把“全球思想史”研究也分為“外部”和“內在”兩種取向：“外部”取向關注思想家個人和群體、學術思想機構和組織、書籍出版等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流動，這些與“全球史”常見的對人與物之流動的研究更為接近；而“內在”取向則更關注思想觀念等更為抽象的內容，它需要建基于大量的概念史、翻譯史、知識史、比較哲學、宗教學、人類學、跨文化研究等領域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自己獨特的一套敘述方式。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全球思想史”研究已經成為一個較為專門的領域。一方面，它與“全球史”研究共享一些視野和旨趣，從史學發展整體歷程而言，兩者在歷史學中“異軍突起”有很大的相關性。但另一方面，我以為“全球思想史”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全球史”的一個分支，它的包容性還在不斷增強，未來亦有可能為人類智識的整體提升做出貢獻。

Richard Reid（牛津大學歷史系）：

參加會議的同事們已經提到了很多觀點，所以我將重復一些他們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內容，我自己也有一些思考。在此，表達一點我對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看法。

首先是“可見性”（visibility）問題。我曾對非洲在全球史中的地位進行過一些研究，不僅是整個非洲大陸的廣泛考察，也包括在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和烏干達等地的田野調查。我采訪過的人們感到自己與“全球史”這個概念格格不入。他們不認同這個概念，有自己的關注點，并且覺得他們被忽視了。我認為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去包容各種人群。

第二，這次會議非常精彩，但有一點讓我印象深刻“全球思想史”似乎更為強調“文本”。擁有可以借鑒和閱讀的經典著作，或者有作品被翻譯等等，都是一個先決條件。我想知道，這是否應該被視為納入這項研究的先決條件？如果我們沒有，或者在更遠的過去沒有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大型文本的社會，我們該怎么辦？我可以想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我的意思是，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清楚，非洲是一個文化異常豐富的大陸，但它的文化并非總是以書面形式呈現，那里有大量的“口頭傳統”。我們能否將這些納入其中呢？例如，當我們展望“全球思想史”的未來時，“本地化且本地表達但未傳播的思想”是否同樣可以被納入進去？某種思想是否必須被書寫和傳播才能成為“全球思想史”的一部分？在一些我工作過的東非地區，它有自己的文化生產形式，即使這些材料對我在西歐的同事來說不那么顯眼，它也能為“全球思想史”做出巨大貢獻。我在牛津大學的學院是一個非常大的學院，如果以英國標準衡量的話。學院大約有130到140名常任教職員工，其中只有一個人研究非洲，那就是我。這是一個非常孤獨的位置。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不是非洲人，這同樣令人尷尬，但我必須不斷地為將非洲納入某些類型的辯論中而爭辯。

我的第三個觀點是，我注意到在印度、西歐和北美地區，近年來一直在爭論“全球史”本身是否只是“帝國史”的一種新形式。“全球史”無疑在許多方面都源于對“帝國”的研究。這當然已經足夠令人不安了，因為它可能很容易被邊緣化。但“全球思想史”也確實表明，如果它與帝國主義的歷史存在關系，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它就包含了徹底毀滅的種子，因為思想的傳播最終是適應本地的，用我昨天在我的報告中使用的詞來說，它們被當作武器對抗殖民者。因此，這種思想的流通并不是完全無力的，我認為它可以自己的方式將非洲和其他地方帶入平等的辯論中。

我要說的第四點是，歷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種思想。我不想陷入過多的存在主義危機，但這種辯論只能在某些環境中發生，在這種環境中，我們坐下來以特定的方式思考過去。值得注意的是，非洲歷史思想隨著全球參與，包括“殖民主義”，而隨時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換句話說，思考過去及其作用、功用的方式，因全球參與而改變。因此，這可能又是承認世界其他地區的一種方式，思考世界其他地區是如何被啟發（如果這個詞合適的話）以特定方式思考自己的歷史的，但我們需要記住，這只在特定情況下發生。當第一代非洲知識分子在歐洲和北美接受培訓后，他們回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了歷史系，但他們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歷史學家使用西方方法培養的。

最后要說的一點：我希望“全球思想史”的未來能夠與“情感史”有所融合，因為我注意到過去幾天有好幾篇論文提到了這一點。顯然，正如我在自己的報告中提到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推動力，它們推動思想前進。我對此沒有答案，但這確實是我剛剛寫下的一個問題：情感是否也像思想的表達和形成一樣，在全球范圍內傳播？這是我的一些想法。

李宏圖（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記得 “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對自己的研究做過這樣的反思，以往對國家、自由等概念的探討都是局限在英語世界里，不免有些褊狹，因而需要擴展到其他“文化空間”。正是在這一反思中，“全球思想史”研究應運而生。在這次會議上，大家對“民族”、“革命”等概念的討論也體現了這一點，如果僅僅局限在一個民族國家的框架中很難把握其內在旨意，需要在“全球思想史”的框架下展開探討。當然，對“全球思想史”，目前還沒有公認的統一的定義。有學者認為思想史應在全球史之內，而非是作為全球的思想史。但學者史茹提·卡皮拉（Shruti Kapila）仍然堅持“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概念，其意指全球思想史不屬于全球史的一部分，而是思想史的有機組成。

全球思想史研究內容涉及很多，其中之一即為研究思想的全球流動，對此，已經有了很多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在此，我想表達的一點就是，我們不能對思想的流動持有單一的樂觀，其實，從歷史來看，思想觀念的流動并非都是那么順暢與“自然”，常常受到了各種因素的阻隔，傳播到了一定空間之后就會停滯不前，由此也塑造了一個個文化區域空間。同樣，全球性的思想觀念的認同也異常困難。因此，思想流動的速度，內容，頻率、強度，接受的樣式等就值得討論，而思想的流動如何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以及影響流動背后的社會結構，與運轉邏輯等則更為值得探討。

在全球思想史研究中，人們往往會將既定的思想觀念與思想家，特別是經典思想家聯系在一起，探討其思想觀念的如何在全球流動。其實，除此之外，還可以拓展視野，將思想觀念的創造者從思想家那里移向一系列國際組織，如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勞工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正是在這些機構里，展現出了思想的全球性糾纏和互動，也生產出了具有全球性和影響人類的思想觀念，確立起了“全球性”和“普遍性”的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價值和規范。例如1948年誕生的《世界人權宣言》就被明確視為所有國家的“共同標準”。二戰后的“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形成了反對種族滅絕，維護人類尊嚴的基本思想原則。

今天，全球思想史研究亟需打破民族國家的藩籬，認識到任何民族性不再僅是自身內生的結果，也都是全球性流動，特別是多種思想觀念流動以及互動而形塑的結果，而非歷史本質論的單一。由此，我們需要強調文化的融通，和互動中的彼此形塑，一種多重與多源性的形成。這樣，全球思想史研究在思維方式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本質主義的。

剛才日本學者說，概念內涵在不同空間中存在差異，這表明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緊迫和重要，也提示我們需要一起合作和努力，這也是本次“全球思想史研究”會議的主旨。我想思想史家約翰·鄧恩在“為什么我們需要全球政治思想史”（Why We Need a Glob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ought）一文中所說可以作為一種有益的忠告，學習并撰寫全球思想史，這只能是一項龐大的協作工程，需要探究者的勞動和智慧，當然也包括合作。

（圓桌論壇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姚聰翻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