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實行“一口通商”政策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條約》簽訂，清朝通過粵海關管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貿體制和行會組織，無論學術界還是社會民眾皆習慣稱之為“十三行”。

而“十三行”之名起始于何時？為何冠以“十三行”之名？

在2016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有人提出這是學術界 “一個沒有解決的歷史疑案”。

時任廣州大學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和廣州市十三行重點研究基地主任冷東，在這次會議上備受激勵，選定以印章作為突破口，試圖將“廣州十三行”起源及名稱概念考證清楚。

 雅州印 

選定印章，是因為印章是人們思想藝術的物質載體，是人類文明的留存痕跡，在行政管理、商貿經濟、文化生活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以廣州十三行為中心的中外商民，應在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中廣泛應用印章，但無論實物、資料還是研究都近乎空白，這是不正常也不符合史實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印章實體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不知所終，就是保留有印章印跡的文獻能保存至今日者也相當珍稀，又分散于國內外眾多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之中，尋覓起來也十分困難。

近年來，冷東及課題組成員有計劃地訪問了美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國、 法國、比利時、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檔案館和博物館，特別是2017年和2018年兩次專程赴大英圖書館和英國國家檔案館搜集資料，2019年又重點訪問收集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瑞典東印度公司、丹麥亞洲公司原始檔案，收獲頗豐，發掘出17—19世紀大量遺存的廣州十三行印章印跡，這些幾百年前的、已經泛黃破碎文件上的方寸印跡依然鮮紅清晰，體現了印章的憑信意義，成為這一冷門絕學得以復活的見證和資源。

 冷東（左一）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與劍橋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中間）、時任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聘任的美國學者安樂博教授（右一）合影。 

回顧選題緣起、文獻來源、整理過程，成為廣州十三行研究領域的新成果，得到學界的認可，充分說明這種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有助于深入認識長期困擾學界的難題：

正“十三行”之名。十三行的名稱有一個漫長發展變化過程，如果以印章為標志，“外洋會館圖記”的發現，證明了外洋行才是“十三行”的正名，“外洋會館圖記”是外洋行的公章，表明了這一商會組織和制度的成熟。這是十三行研究的一個發展，今后應該將這一階段的海外貿易制度和貿易組織定名為“外洋行”方為嚴謹科學。

 冷東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找到關鍵資料——“外洋會館圖記”。它的發現為“十三行”之名起始于何時，以及為何冠以“十三行”之名等問題提供了身份和名稱的信物，可以對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提出新的詮釋。 

溯“十三行”之源。廣州“十三行”最早起始于何時？這是自上世紀以來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的一個問題。主要有明代起源說、順治四年（1647）起源說、康熙二十四年（1685）粵海關設立之前起源說、康熙二十四年（1685）粵海關設立之后起源說、康熙五十九年（1720）起源說、雍正五年（1727）起源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源說等等。“外洋會館圖記”的發現，證明了外洋行是“十三行”的本名，因此“外洋行”成立之年1760年便是“外洋行”的起源之年。

核“十三行”之實。至于“十三行”名稱的本義是什么，隨著資料的不斷發現及研究的深入，學界對“十三行”名稱的含義有了新的認識。清代廣州“十三行”名稱具有雙重含義，它既可以指行商團體，也可以指行商從事對外貿易活動的一個特定的地域，即廣州的十三行商館區。從在英國查閱的檔案文獻來看，更加證實了“外洋行”商館區的地理屬性。同時十三行也逐漸成為這一商會組織的同義詞，延續至今。

擴“十三行”之軍。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有《廣東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跡考》一章，記述歷年中外文獻所載洋行39家、茶行1家，合計40家。而本書已經發掘到其中35家行商的印章印跡，此外新發現了數十家十三行行商，擴展了十三行商隊伍的規模，也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線索。

 廣州洋行區圖（轉引自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增印璽學之色。長期以來，嶺南印信研究遜于中原，故有龔自珍“但恨金石南天貧”之流傳。隨著廣州十三行印章印跡資料發掘和學術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不僅填補了空缺已久的學術領域，也得以結合源遠流長的嶺南印學傳統，重新審視清代嶺南印信商貿經濟、行政管理、文化生活、中外交流四位一體“喜獻金石南天富”的完整體系，確立嶺南在中國印璽學領域應有的地位。

由此，憑借廣州十三行印章印跡資料的收集整理及以此為基礎所獲得的階段性成果，由冷東主策劃的“廣州十三行印章印跡整理研究”順利入選了202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表明該研究領域已經得到學界和社會的認可，也啟動了攀登新的學術高度的歷程。

2023年，項目順利結項，最終成果名稱為《方寸之痕天海間——廣州十三行印章印跡輯考》，并成功申報202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由嶺南古籍出版社出版。

該書的重點不是印璽學研究，不以篆刻家、印章鑒賞和印學理論為重點，而是以文獻遺存的印章印跡為重點，通過整理考證檔案文獻及圖錄上的印章印跡，進而研究全球視野下清代中期中外貿易組織、貿易體系、規則機制的發展變化及其影響和作用，也涉及印璽學和中外印章文化比較研究，嘗試“歷史印章印跡學”的研究途徑，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中央與邊疆、整體與區域、傳統與近代、國內與海外關系豐富多彩和千姿百態的見證，也作為冷東對廣州十三行研究領域新階段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