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名為《屬于99%人群的女權主義：一個宣言》（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的新書在今年3月由Verso出版社出版。這本只有90多頁的小冊子，由三位作者共同完成，她們是紐約新學院的哲學助理教授Cinzia Arruzza，普渡大學南亞研究學者Tithi Bhattacharya，以及紐約新學院的政治與社會科學、哲學教授Nancy Fraser。三位作者認為，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并未能夠解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體制，而這正是性別壓迫的根源所在。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對于女權主義的不斷侵蝕，身份政治和階級政治之間的分歧逐漸加劇，只靠1%的女性去打破所謂“玻璃天花板”，看起來已經讓當今的女權主義理論變得越發空洞，并忽視了絕大多數工薪階層婦女的真實處境。在新書出版之際，美國的Broadly刊物采訪了Cinzia Arruzza和Tithi Bhattacharya，一同聊聊這份昭告新型女權主義帶來的宣言，以及她們對于女權運動、選舉政治以及身份政治的看法。

2018年11月的時候，日裔美籍作家Mari Uyehara在《國家》（The Nation）上寫了一篇文章，稱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在2013年出版的書《向前一步》（Lean In）已經是“永遠地聲名狼藉”了。Uyehara之所以得出這份“尸檢報告”，是基于《紐約時報》在去年11月刊載的一篇針對Facebook公司的爆炸性報道，報道稱該公司，尤其是桑德伯格和CEO扎克伯格，故意淡化并否認俄羅斯“水軍”在Facebook平臺上日益提升的政治影響力，因為這份報告指出的內容實在令人發指，Uyehara據此認為桑德伯格所立起并代表的那種企業式女權主義招牌將就此倒塌。在Uyehara的文章中，她批評了桑德伯格所代表的“女權主義”的空洞，還援引了其他左翼刊物上對于桑德伯格的批評，稱其為“達沃斯女權主義”，指出桑德伯格某種程度上更像是打著女權主義的幌子在維護資本主義精英文化。

而據一本新書所說的，正在煙消云散中的不僅僅是桑德伯格的虛偽面目。在《屬于99%人群的女權主義：一個宣言》這本書中，三位作者Cinzia Arruzza, Tithi Bhattacharya和Nancy Fraser認為所謂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即鼓勵女性通過個人奮斗和事業上的成功，來謀求獲得與男性相等地位的女權主義，正在逐漸失效。三位作者把希拉里·克林頓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的失利稱為一通“叫早服務電話”，這通來電提醒人們注意到過往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在向女性兜售其理念時所出現的種種漏洞——包括在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出現女性的身影，對所有女性來說都是有好處的；包括稱女權主義的終極目標是以最基本的形式“賦予權力”；包括你可以在改善女性處境的同時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后者在三位作者看來恰恰是產生不平等和性別壓迫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桑德伯格和她的同黨把女權主義視作資本主義的女仆”，她們在書中如是說，“他們想要的，是一個由男女共同組成的統治階級，由他們來共同施加工作中的種種剝削以及社會上種種壓迫的這樣一個世界。這可是支配平等機遇的一種宏愿。”

有的人可能會注意到各式各樣的“She-E-O”——其首倡者Miki Agrawal曾因為性騷擾指控離開了自己創立的、曾經被標榜為女權主義公司的內衣企業Thinx；還有人會注意到各式各樣的女權主義帆布袋，以及寫著“未來是女性的”字樣的T恤衫在到處晃來晃去，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片虛無荒涼之地，但三位作者卻從中尋覓到了生機，她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用于定義一種扎根于反資本主義的新型女權主義的空間。她們三人從2017年起開始為“99%人群的女權主義”而奔走，在當時，她們還和其他五名女權主義活動家一起策劃了一場集體行動，即“國際女性大罷工”，這場行動在她們看來，提供了為女權主義不再同資本主義合流提供了“再政治化”和“再激活”的基礎。

如今她們正在悉心栽培在2017年播下的種子，期待將其培育成為一種跨界的、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圖景，在這之中不會再有任何一人被落下。Arruzza和Bhattacharya在以下訪談中對此有更詳細的介紹。

從2017年的大罷工開始，這幾年來你們一直致力于定義一種“屬于99%人群的女權主義”。為什么你們覺得是時候來重新定義當代的女權主義了呢？（譯注：2017年的國際女性大罷工遍布歐洲、北美、南美和亞洲多達30余個國家，在不同國家，女性群體也有著各自的訴求，例如在阿根廷，一些婦女走上街頭抗議對女性勞工的殘忍虐殺；在波蘭，女性們正在抗議政府通過的反墮胎法案；在泰國北部，走上街頭的包括普通的母親，還有性少數群體、性工作者、土著民族、外來移民以及殘疾人等。）

CINZIA ARRUZA（以下簡稱CA）：我們有這樣一種預感，就是覺得我們可能正處在一個歷史性時刻的開端——在世界范圍內，一種潛在的新型女權主義可能會出現。現在我們擁有的女權主義，是關于女性如何自我提高以打破玻璃天花板的論調——但這不是我們心目中的女權主義。我們想要的女權主義，是要認真去對待資本主義對于女性生活所施加的影響，以及資本主義怎樣生產出不同的壓迫形式。

TITHI BHATTACHARYA（以下簡稱TB）：我們之所以認為時機成熟，也是因為當時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正在面臨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其中一個例證。說到Cinza所提到的打破玻璃天花板，我們過去一直可以觀察到，真正要打碎天花板只有1%的女性可以做到，而這1%的成功女性就此被賦予了代表全體女性的權力。我們希望讓女性都能夠獲得相應的權力，但不是那種一小部分女性當上了CEO，然后開始對其他大多數女性施加暴力的權力。

當我們談到女權主義所賦予的權力，或屬于1%人群的女權主義時，我們經常會想到自由女權主義，而后者在你們的書里被認為是正在崩塌中的。我們是怎樣開始注意到自由女權主義所出現的裂痕的？

TB：希拉里·克林頓的總統大選周期是其中一個高潮時刻，因為它標志著自由女權主義的破產。她在競選中為華爾街、為戰爭、為其他種種維持美國資本主義成功的方式搖旗吶喊（譯注：希拉里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籌措到的來自華爾街的資金遠多于奧巴馬競選時期，而她事實上在戰爭問題上也是一個十足的鷹派）。那是她所傳遞出的最為基本的信息。與其說特朗普贏得了選舉，我們倒更愿意認為是希拉里輸掉了這一切。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整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階段，那些能讓工薪階層及其社區維持有尊嚴的生活的機構和基礎設施都遭到了攻擊破壞（譯注：此前在密歇根州，自由化和自由市場機制讓超過十萬人陷入斷水的生活狀態）。當你沖擊這些醫療衛生設施時，生活的重擔還會壓在工薪階層的女性肩上（譯注：此前Premilla Nadasen曾撰文討論家務勞動和新自由主義對女性的勞動改造，在制造業男性工人失業率上抬情況下，越來越多女性也承擔起了支撐家庭生計的角色，但很多人是集中在家政勞動，后者缺乏工會支持，也讓從業的女性缺少相應法規保護）。然而，我們觀察到的是，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們要么不承認這些工人階級社群所遭遇的困難和斗爭，要么則是在為新自由主義私有化背書。

CA：一些年輕的女性把作為斗爭形式的罷工重新提了出來，正是她們加劇了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合法性危機。

大約在2017年的國際女性大罷工的時候，在第一次婦女大游行時，出現了很多關于什么是女權主義的討論，同時我想人們對此也產生了很多焦慮情緒。有些人可能擔心，過多的訴求可能會讓這場運動被淡化了。你們能夠簡單談一下，“屬于99%人群的女權主義”如何重新定義女權主義，或者“女性”議題嗎？

TB：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其中一個議題是墮胎問題。在一個右翼狂熱分子和新法西斯主義不斷傷害女性身體的世界，當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能說出所有女性都應享有墮胎權利這種觀點的話，那很棒。但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說到這里就到頭了。對我們來說，這恰恰是我們的出發點：要是絕大多數女性無法享有墮胎權利，又或者墮胎的費用太高昂以至于她們無法承擔，那這墮胎權又有什么用呢？要是你因為懷孕了要遭到邊境警察或者血汗工廠頭子的騷擾，那墮胎權要來又有什么用呢？這些議題都不應該從墮胎權問題中被剝離開來。（譯注：一些反墮胎法案的推行看似慷慨，但即便在美國，在德克薩斯州，女性墮胎所花費的費用遠遠不是她們的低廉工資能夠負擔得起的。）

CA：是什么樣的女權主義組織為個別國家的女性爭取墮胎權利和自由而斗爭的同時，卻完全不覺得他們國家在世界各地炸死女性是一個問題呢？或者覺得在邊境造墻也無所謂？又或者是任由移民婦女在關押中心被強奸？如果我們想要實現女性整體的解放，那么我們就不能繞開不去談論這些議題。我們沒有辦法去把它們單獨拆開來。

你們也談到了這種新型女權主義能夠克服“‘身份政治’和‘階級政治’之間頑固又分化的對立局面”。看起來這在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的黨內初選里也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是什么造成了這種對立，你們提出的新型女權主義又如何能夠克服它呢？

CA：所謂“身份政治”這個概念，一開始是想吸引人們的關注，即讓大家知道要是我們想共同為我們的解放而奮斗的話，那我們就不能忽視各種各樣的壓迫形式。但（這個概念）就此被帶上了歧路，并與階級議題分道揚鑣，讓人們開始用一種固化的思維去看待身份議題，使得斗爭中的結盟變得不再可能。

TB：其中一些困境其實源自于我們的陣營——就是廣義上的左翼，而另一些問題則是新自由主義陣營造成的。在左翼陣營中，有這樣一個廣泛的設想，即認為階級議題是可以用來團結工人階級的空間所在，而壓迫則是造成工人階級內部分化的原因。但事實是，階級確實是在不同層面被加以劃分的。在勞動力市場內部，工人之間的競爭在種族、性別和性向等層面都出現了分裂。正是資本主義分化了我們，但這種分化不應該被左翼視作不加承認就擺脫掉的東西。在工人階級中，我們并不是完全聯合在一起的，但聯合是我們通過合作和團結需要達到的目的。這種聯合并不是事先就存在的。

我并不想過多談論最近的選舉狂熱——但既然你也提到了這一點，我想有一個新自由主義歪曲了身份政治的明顯例子，那就是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譯注：美國律師與民主黨成員，曾擔任第32任加州總檢察長，現時是加州參議員。她的父親為入籍美國的牙買加黑人，母親是南印度泰米爾人，她一向以印度裔美國人自居）。有色人種的女性參與競選是很棒的一件事，但（她的參選）并不是為了為每個個體爭取權力。她支持在加州，尤其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群中，立法懲罰那些孩子有過逃學記錄的家長。這顯然就是一種典型的在階級議題方面空洞無比的身份政治。

嘗試在當代女權主義對話變得如此令人擔憂的時候，從種種觀念中提煉出一個“女權主義者宣言”所面臨的挑戰是什么？

TB：考慮到在我們之前寫過的宣言，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寫這樣一個宣言對我們來說還是誠惶誠恐的。實際上那是籠罩在我們頭上的巨大陰影。我們從兩件事情中汲取力量：自從馬克思在19世紀寫下《共產黨宣言》以來，我們的世界改變了非常多。我們認為自己是在為已經發生的事情提供更清晰的視角，而不僅僅是讓一場新的女權主義浪潮變得理論化——（新的女權主義）能夠做些什么，在這個時代它又意味著什么？如果新一代的女權主義者認為這本書能夠為他們理解周圍的世界提供新的解釋方法，那這本書就算獲得巨大成功了。

 來源：https://broadly.vice.com/en_us/article/43z79d/feminism-for-the-99-late-capitalism-international-womens-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