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偉大的籃球運動員之一喬丹在NBA第二個賽季遇到了一個關鍵選擇，他想要在腳傷康復期間回到球場上，但醫生告訴他，如果他上場比賽，就有10%的概率再次受傷，從而危及其職業生涯。喬丹則認為，有90%的概率表明一切都會好起來，這已經很不錯了。

對此，他的隊醫為了說服他，給了他一個選擇模型，即給每一種可能進行賦值。對于喬丹來說，可以選擇不上場，那么就錯過了這個賽季，可以賦值為-10的收益；也可以選擇上場，就會帶來兩種可能性——90%概率保持健康打完賽季，賦值100或10%的概率再次受傷，殃及職業生涯，賦值-2000。

按照這樣的賦值來算，不上場的凈收益就是-10，而上場的話，根據概率來算一個平均期望值90%*100-10*2000=-110，這樣比較兩個選項，雖然都是負數，但明顯不上場的凈收益更優，所以隊醫不贊同喬丹上場。

但喬丹認為健康參加比賽的收益應該是200，而受傷帶來的職業生涯損失是-1000，所以上場最后的綜合收益是90%*200-10%*1000=80，這樣就高于不上場的收益，支持了喬丹上場的決策。最后喬丹還是回到了賽場，沒有再次受傷，延續了他傳奇的職業生涯。

當然，這里并不是要回顧NBA當中的奇聞逸事，喬丹所面臨的情況，反映出的是生活中非常典型的選擇情形，只不過我們大多數時候不會把每一種可能性進行概率化以及對各種收益進行賦值。而且最關鍵的是，絕大多數選擇，都不會像投擲硬幣一樣，正反面都接近一半的概率，更多的選擇是其不同結果的概率存在較大差異的狀況，同時，不同的結果還對應著不同的收益，理解了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平時所能遇到的兩難選擇。

借用一個形象一點的詞語來形容這種狀況，可以叫作獨立選擇當中的“非對稱風險”。這個詞來自于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著的《非對稱風險》一書。這位作者也是研究不確定性的大師，其更被廣為知名的著作有《黑天鵝》《反脆弱》《隨機漫步的傻瓜》。

不過塔勒布所講的非對稱風險，并不是指一個人獨立遇到的選擇情況，而是指在某種交易或關系中,風險分布不均,導致一方承擔的風險顯著大于另一方,而收益卻可能不成比例的情況。在現代社會，最顯見的就是所謂的代理制下的那些專業人員和他們的客戶之間，就是一種非對稱風險關系，比如理財經理和他的客戶。當然，很多服務性行業，甚至醫患關系，也都是非對稱風險，現行制度迫使醫生將風險從自身轉移給病人，或從現在轉移至將來，亦或從較近的將來轉移至更遠的將來。

塔勒布對非對稱風險的詮釋從漢謨拉比法典說起：漢謨拉比法典的核心思想是，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建立對等關系，以防止有人轉嫁隱藏的“尾部風險”。什么叫“尾部風險”？它其實是指一件事情發生的概率非常低。從鐘形的概率分布圖上看，就是靠近兩端的極低概率事件。

實際上，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一直在對抗著非對稱風險，在很多文化的遺留物中都能看到這些痕跡。比如漢謨拉比同態復仇法：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出埃及記）；15世紀神圣正義法：愛鄰如愛己（圣經中的利未記）；銀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以你不想被別人對待的方式去對待別人）；金律：以你想被對待的方式對待他人（圣經中的馬太福音）；普遍接受的法則：僅依據被普遍接受的法則行事（康德）。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也很容易能看到參與和不參與風險共擔的人，甚至還有那些愿意為他人利益冒險的人。

文明社會存續的根本有很多方面，但其中必然有一條是要構建風險共擔群體，否則社會將會土崩瓦解。風險共擔群體的定義是：某空間內存在一種機制，即別人會以你對待他人的方式對待你；該空間內還普遍存在一個規范，即個體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戒條來對待他人。

塔勒布舉出了一個群體中的有趣例子：在任何一個群體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協的少數派，他們就會全身心地投入共擔風險，捍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最終，整個群體都會服從于少數派的偏好和選擇。

比如對花生過敏的人絕對不能吃含有花生醬的食物，但不過敏的人卻可以吃含有花生的食物。這就是為什么在美國的航班上很少找到花生，而且美國的學校通常也不供應含花生醬的食物。其結果是美國孩子的消化系統長期處于沒有花生醬刺激的環境中，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對花生過敏的人的數量。

再比如家里的女兒是一個頑固的少數派，她只吃非轉基因食物（或有機食品）。由于她的堅持和抵制，家庭的其他成員都被改造過來了，他們都只吃非轉基因食品。當這一家子參加鄰居的燒烤派對時，鄰居為了照顧他們的偏好，不得不全部采購非轉基因食品；接著，本地超市就會發現當地居民對非轉基因食品的需求量增大，于是供應也會跟著調整。

抵抗非對稱風險的另一個現代化版本就是公司的雇傭關系。“穩定來自個體行為的轉變與順從”。每個機構都希望成員失去一部分自由，只有這樣才能把人組織起來。把人組織起來有兩個步驟，第一，以培訓的名義對他們進行心理操縱；第二，把他們擰在一起，讓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參與風險共擔，讓他們明白如果不服從組織權威，就會失去某些東西。

一個人被雇用了一段時間以后，就會表現出極強的服從傾向。

如果一個人感覺自己若不像公司正是員工那樣工作和生活，就會遭受巨大的痛苦，那么這說明他已經全身心地參與這個公司的風險共擔了。作為回報，公司要履行義務，簽署長期協議，盡可能地保留這些公司正式員工的工作，讓他們一直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齡，并享受豐厚的養老金。理想的適宜被雇傭的員工，在公司內部的價值比其在公司外的價值更高，他們自己也在雇主那里實現了比在勞動力市場更高的價值。

著名的經濟學家科斯認為，如果一個公司把全部業務外包給承包商，并且通過合同維持上下游供應鏈關系，每筆交易的磋商、議定和執行的法律成本和商務成本就會很高，這最終會侵蝕公司的利潤。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雇用員工，由崗位職責明確的員工來處理每一筆交易，這樣就用每月固定的薪酬代替了每筆交易的法律和商務成本。

從理論上講，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上，信息隨著價格變動而傳播，市場力量由此引導各參與方逐漸趨于專業化。但是在公司內部，市場傳遞信息和配置資源的力量被削弱了，因為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所帶來的效率改善，會被前述的高額交易成本消耗掉。于是，市場通過另外一種方式體現了它的力量，即時常會促使公司保持一個正式員工和外包崗位之間的黃金比例，這樣就在成本和效率之間取得了折中的平衡。

現代化大公司創造出來的“奴隸制”形式令人非常驚奇。最好的努力就是你支付給他超額工資，讓他意識到自己不值這個錢，同時又很害怕失去眼前這一切。比如跨國公司的外派崗位。畢竟，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個人有或沒有什么，而是他害怕失去什么。你在意的潛在損失越大，你就越脆弱。

生活是需要付出某種犧牲和承擔某種風險的。只有承擔了風險并做出了犧牲，那才是你的生活。如果我不承擔風險（而且有時候這些風險還是不可逆的，帶來的后果是不能修復的），我就不能真正在實踐中探索和前進。

也正是如此，對共擔風險的追求，讓我們對不平等有了明確的情感傾向。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不平等：一種是人們容忍的不同平等，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和那些英雄人物的遠見卓識之間就存在著不平等，比如愛因斯坦、達芬奇，人們不難發現和他們有很大的差距。另一種是人們難以容忍的不平等，因為那家伙看起來就和你差不多，但是他會操縱系統牟求私利、尋租、獲取不正當利益。

我們都希望徹底鏟除那種因為轉嫁風險而獲益的不平等，同時愿意獎勵那些堅持對抗不平等的人。比如兩個醫生，一個外表干練，戴著金絲邊框眼鏡，體型勻稱，雙手精致，舉止優雅。另一個看起來像屠夫，身材肥胖，一雙大手，談吐粗俗。選哪一個？后者可能更好，因為時間和現實聯手過濾掉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人，而時間和現實并不在乎長相。后一個醫生不像是干這一行的，卻又在這一行干了很長時間，這說明他需要比別人克服更多困難。

每個難做的選擇背后，都隱含著不同選項的不對稱風險。而每一種讓人深惡痛絕的關系當中，也都多多少少參雜了非對稱風險，或者是理財代理人只賺不賠的推薦，或者是過于承擔風險的母親，剝奪了孩子體驗人生的責任。人生，就是一場冒險，如果不去承擔適當的風險，就根本不能算真正的活過。當然，識別出風險中的非對稱性，就成了這個冒險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在此之下，我們才會開啟一場屬于自己的英雄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