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 1061 年，這是大宋嘉祐六年，大遼清寧七年。

這一年，歷史上最著名的事，是蘇軾蘇轍這兩兄弟在制科考試中取得了好成績。你可能會想：這兄弟倆不是在四年前的嘉祐二年剛考中進士了嗎？怎么又考試？

這是另一種難度更大的、朝廷不定期舉行的、選拔專門人才的考試，唐代就有，叫“制科”考試。你別一聽“考試”兩個字，就覺得是烏央烏央成千上萬人去趕考啊。這種制科考試，大宋朝三百多年，一共也就舉行了22 次，總共錄取了也就41個人。所以能通過制科考試，當時的榮耀堪比中了個狀元。

這次嘉祐六年的制科考試，簡直可以說就是為蘇軾蘇轍兩兄弟專門準備的。考試前，有歐陽修等等大佬專門寫文章向朝廷推薦，把哥兒倆夸成一朵花。一聽說還有很多人報名，宰相韓琦就放話說，這些人有沒有自知之明？蘇家哥兒倆都來考了，你們怎么會有戲？宰相都這么說了，好多人真就撤了。還有一件事，蘇轍在考試前病了，韓琦說，蘇轍不參加哪兒行，給皇帝打報告延期吧，等蘇轍病好了再考。

考試的結果呢？蘇軾是第三等，蘇轍是第四等次，乍一聽可能會覺得不怎么樣，而實際上，制科考試，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虛設的，實際上的最高名次就是第三等，在這次之前，大宋朝只錄取過一個第三等。所以哥兒倆考出的是難得的好成績。而考試結束后，仁宗皇帝也是相當高興，回到宮里說，我又為子孫得到了兩位太平宰相！

你看，朝廷上上下下對蘇軾哥倆的期待就是這么深。

不過，這次考試給我帶來的感慨，還不是他倆的考試成績。考試這事兒，各人有各人的命，有的人就是擅長考試。小蘇的爹老蘇，就是蘇洵，就寫過詩說，“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你說考試簡單，我怎么就覺得難比登天呢？“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你說考試難，我這兩個犬子，怎么就跟彎腰撿顆草籽那么簡單呢？這哥兒倆天生就是這塊兒材料，怎么辦呢？

這次考試給我的更大感慨是：人吶，每應對一次巨大的挑戰，結果都會帶來意外的收獲。

如果你去看蘇軾蘇轍的文集，會看到他們各自有一組非常齊整的文章。比如蘇軾，就有幾十篇論各種古人的文章，什么《秦始皇論》《管仲論》《賈誼論》《諸葛亮論》等等，蘇轍呢，也有一系列評論各個朝代的文章，什么《夏論》、《商論》、《六國論》一直到《五代論》等等。說白了，這哥兒倆把那個時代重要的課題，分別都寫文章給論了一遍。每個人，齊齊整整的，都各有50篇。你看他們其他的著作，詩詞也好，文章也好，往往都是應景之作，很少有成組的。而唯有這組文章，選題宏大、結構完整、篇幅一致。用今天的話說，每個人都精心寫了一本叫《天下重大議題之我見》的書，每本書都是五十個章節。這成為后人研究蘇軾蘇轍思想的最系統的材料。

后來讀朱剛老師的《蘇軾十講》，我才知道，這哪是什么創作，原來這就是這一年嘉祐六年這哥倆參加制科考試的考卷。這是宋代制科考試的硬性規定，報名考試之前，得先交50篇策論，讓朝廷評估一下水平，然后才讓考試。這種考卷還有個專門的名稱，叫“賢良進卷”。

所以，很多書上講蘇軾蘇轍在這一年， 跑到開封郊區汴河南岸一個叫“懷遠驛”的驛站閉關備考。他們確實是備考，但不是復習背書，而是關起門來專心寫作這50篇文章。你知道了這個背景，再來看這各自50篇文章，就知道兩點：第一，這是蘇軾蘇轍兩個人的備考作品，不是純粹的個人學術意見的表達。就像我們高考作文里說的話，是我說的，但是能不能代表我這一生對某個問題的成熟看法？這個是要打折扣的。第二，哥倆在一起寫，他倆關系還那么好，難免就會你幫我湊兩句，我幫你寫幾行，哪個觀點確切是誰的，其實已經說不清楚了。所以，這100篇文章，能不能代表蘇軾蘇轍的成熟的對世界的看法，是要打個問號的。

但是，跳出來一看，兩個20歲剛出頭的年輕人，如果不是制科考試這一逼，這一輩子也不會有機會把自己關起來，把古往今來所有覺得有價值的題目，逼自己寫一遍。沒有高論，憋也得憋出一篇高論。等著交卷呢！開什么玩笑！千年之后，我們只知道，這哥倆留下了對那么多重要課題的完整論述，很少有人知道這原來只是考試卷子。

所以你看，每當我們遇到人生重大挑戰的時候，只要我們全力應戰，總會產生一些特別的副產品。這才是命運對我們的真正的獎賞，而這些獎賞的價值會遠遠超過眼前的這個挑戰。

好了，感慨完了，還是回到這一年，大宋嘉祐六年。這一年的大宋政壇上，蘇軾蘇轍的故事還只是年輕人的花邊新聞，真正重磅的人物出場，還要看另外一位，那就是司馬光。這一年，司馬光擔任了一個新職務，標志著他正式走進了大宋政壇的核心地帶。

說起司馬光，我會有點激動。《文明之旅》節目，多少是有向他的《資治通鑒》致敬的意思。司馬光是個民間和精英通吃的人，他靠“司馬光砸缸”這么一個故事，成了中國民間的大眾名人。他又通過《資治通鑒》這一套書，成了中國精英人群的偶像。這一年，大宋嘉祐六年，我們來看看司馬光在政治舞臺中心的亮相動作。

大宋冗兵

比起蘇軾蘇轍兄弟，司馬光的歲數要大很多，1061年他43了。資格也要老很多，他是宋仁宗寶元元年也就是1038年中的進士，20多年前的事兒了。而嘉佑六年這次制科考試，司馬光還是蘇氏兄弟的考官。所以，司馬光是他們的前輩。

司馬光是山西夏縣人，今天算是運城人。但是他出生不在山西，而是在河南的光山縣，所以取名叫“司馬光”，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兒。為什么他會出生在這里呢？因為他是官二代，他的父親司馬池當時在光山縣當縣令。

司馬光讀書也很好，20歲就中了進士。從那時候開始，司馬光擔任過各種各樣的職務，京官、地方官、史官、財政官，歷練的時間不短。直到這一年，司馬光被任命為“同知諫院”，就是專門負責給皇帝提建議的部門的長官，他才算走到了大宋政壇的核心位置。

諫官，品級不算高，但位置很重要。你想，一個人不負責任何具體的事務，專門就搞監督批評，那是什么威風？天天都能在皇帝面前刷到存在感。意見提得但凡有點道理，皇帝一批轉，各個部門還就得認真琢磨琢磨，爽吧？但是話又說回來，這個活兒也不好干，要么得罪人，自己沒有好下場；要么就很容易被別人當槍使，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當年也差點被任命為這個職位，司馬池堅決地辭掉了。

但是，這個職位非常適合司馬光。他的性格有點迂。這不是我說的，他自己給自己起的號就叫“迂叟”。需要反應特別快的事，不適合他，繁雜的行政事務工作，也不適合他。但是，如果需要一個人心中有深思熟慮的定見，再加上無偏無私的表達，那司馬光太合適了。

司馬光在諫官的位置上，前后干了將近五年，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在這個職位上干這么長時間。他前后給皇帝寫了一百七十多封諫議，快要到一周一份的節奏了，很勤奮啊。請注意，他寫這些奏疏的工作量可能比這個數字看起來的還要大。因為他對這份職業的責任看得太重了。舉個例子：他作為諫院的長官，在辦公室的院子里立了一塊碑，把所有擔任過諫官的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司馬光說，你們的名字刻在石頭上，可就擦不掉了哈。你們寫每份奏疏的時候，要都想著，后人會指著你們的名字說，喲，這個人是忠臣，那個人不行，很奸詐，這個人很直爽，那個人一肚子彎彎繞。你們就想想那個情境，就問你們怕不怕？能這么提醒別人，他對自己的要求當然也很嚴格。說到這兒你就明白了，為什么《資治通鑒》作為一部史書，在歷代都特別受重視，因為司馬光哪怕作諫官的時候，為本朝、當下的事，他寫下的每一個字，都要對千秋萬代負責，他天然就有這個責任意識。更何況是將來修史呢？

從這個時候開始，司馬光就成了大宋政壇上最重要的發言者之一。尤其是幾年后，當王安石變法開始之后，司馬光成了反對派的領袖，聽懂司馬光的意見，我們才能理解那個時代那幫人到底在吵什么。

剛才我說，司馬光是變法反對派的領袖。我們這代中國人，是在改革敘事下長大的，對于反對變革的人，天然沒有什么好印象。腦子里給他們準備了一堆貶義詞，什么：食古不化、老邁頑固、眼光如豆、膽小如鼠。那司馬光是什么樣的反對派呢？趁現在變法還沒開始，我們今天就來琢磨琢磨這位司馬光。

司馬光上任后，在嘉祐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首次以諫官身份面見皇帝，就從懷里掏出來三篇奏疏，當時叫“札子”，這就是著名的嘉祐三札。后來有人評論說，司馬光這一生的政治主張，都可以從這“嘉祐三札”當中看出來。用趙冬梅老師的話說，這三份札子的主題翻譯成現代漢語：第一份是《論皇帝的道德修養》，第二份是《論官僚的選任與國家人事體制的弊病》，第三份是《論軍隊的精簡》。我們今天就選這第三份札子，來看看，司馬光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保守派？

第三份札子《論軍隊的精簡》，就牽涉到了宋朝的那個飽受詬病的問題，就是“冗兵”的問題。“三冗兩積”，冗兵、冗官、冗費、積貧、積弱，這幾乎成了宋朝的招牌。

像大宋這么大的國家，多少兵就夠了？

整整一百年前，太祖趙匡胤創業的時候，南邊要掃平群雄，北邊還要防著北漢和契丹，也不過就是37萬人馬。

但是到了宋仁宗這會兒，全國的軍隊總數已經膨脹到了125萬人。聽著也還行，那么大的國家養100多萬常備軍，好像這個數字也不夸張。但是你別忘了，當時才多少人口？整個大宋的納稅戶數才686.28萬戶。這就意味著，每5.5戶納稅平民就要養活一名軍人。這個負擔太重了。

再過兩年，蔡襄有一個統計，養一個中央軍士兵，當時叫“禁軍”，每年要花 50 貫。養一個地方軍士兵，當時叫“廂軍”，每年要花 30 貫。那你算嘛，大宋財政每年收入 6000 多萬貫，其中差不多 5000 萬貫要用來養兵。也就是說，軍費支出大約占每年財政收入的 8 成。

軍隊多了，戰斗力強了也行啊。并不是。早些年李元昊打不過也就算了，就前幾年的儂智高，就那么個水平，也能在廣東廣西鬧騰一陣。宋朝軍隊的戰斗力好像還不如100年前太祖創業那會兒。

大宋朝冗兵的問題，簡直就是房間里的大象。只要把軍隊數量降下來，訓練質量提上去，國家安全問題、財政負擔問題，都能解決。尤其是財政負擔問題，你想，軍費開支占國家財政八成啊！什么開源節流的好辦法，都不如在軍費問題上打主意。

好了，目標是明確的。那怎么實現這個大裁軍呢？這時候就出現了兩套思路。

第一套思路，就是司馬光這一年提出來的：就從挑選士兵入手。第一，讓挑選士兵的官員認真負責地挑那些有力氣、符合標準、沒病的人去當兵。第二，再派人去監督這些挑選士兵的官員，如果發現他們挑得不好，就追究他們責任。還有第三，即使這樣，國家到底需要多少士兵？宰相、樞密使這些人也要掂量著財政的家底兒，盡量少錄取士兵，兵貴精不貴多。

就這些。

你可能會說，這也太簡單了吧？一點不像是什么深謀遠慮的奇妙計策。

首先咱得說，司馬光的憂患意識一點也不比改革派差。千萬別覺得，改革的反對派就覺得不用改革。別忘了，司馬光這個時候擔任的還是專門負責提意見的諫官，改革派看到的問題他當然也看得見，也著急。但是，司馬光提的改革策略往往都基于兩點：第一，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改革。第二，要從人的道德操守上著眼搞改革，人用對了，把良心放當間兒，一切就都對了。

這是不是聽起來，一點兒也不過癮？一點兒也不高級？

那關于大宋朝的冗兵，有沒有高級的改革思路呢？有。下面我們就說說那個更過癮的、從制度底層動手的改革思路。

“兵農合一”之夢

大宋朝的兵制叫“募兵制”，簡單說就是國家先從老百姓那里收稅，然后再花錢雇傭一支常備軍。

這種制度的缺點，宋朝人的感受太深了。

首先是巨大的財政負擔，剛才講過了。更重要的是：軍隊，那是開玩笑的事兒嗎？不光能保家衛國，也可能造反啊。國家有常備軍，相當于床底下放了個火藥桶，你夜里能睡得好嗎？尤其是從五代過來的宋朝人，心里清楚得很，對于掌握軍隊的軍頭，很難有好的約束辦法。就算這個軍頭自己不想造反，也攔不住底下人想要博一把潑天的富貴。要不宋太祖黃袍加身的故事是怎么來的呢？你不想當皇帝，底下的兄弟們還想當開國元勛呢。

我們在1056年那期講過大將狄青的悲劇。為什么宋朝士大夫對于一個武將，尤其是一個立過功的武將那么苛刻無情？就是因為這種根深蒂固的恐懼。

要想擺脫這個局面，有一個一了百了的好辦法，那就是徹底廢掉這套“募兵制”，回到唐朝“府兵制”。

什么是“府兵制”？簡單說，有一部分人，國家不找你收稅，但是你要在國家需要的時候當兵。連裝備、馬匹什么的，都要自己準備。你看我們小時候背《木蘭辭》的時候里面就說了嘛，花木蘭決定替父從軍，就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這姑娘也實在是太愛逛街，在一個市買齊了不行嗎？

那這種兵制有什么好處？

首先是省錢啊。府兵制，國家只要拿出一些土地分給這些人就行了，不需要給軍人發工資。要知道，在古代，管理水平是非常低的，國家從老百姓手里把稅收上來，再運送到前線，再把錢發出去，龐大的官僚系統幾次轉手，那個損耗是驚人的。所以，募兵制要比府兵制貴得多得多。

更重要的是，府兵制更安全。國家有事，從各地把府兵征召到戰場，朝廷臨時任命將領去帶兵。等仗打完了，府兵回家，將領回朝廷，這就隔絕了兵將之間的聯系。軍隊造反的風險大幅度降低。

聽到這兒，你可能會有一個擔心，那這種農民兼任的業余士兵，戰斗力會不會不行啊？其實不會。你想，如果是募兵制，古代中國安土重遷，什么人會去當兵？大概率上是靠種地做工混不下去的人。不是有那么一句俗話嗎？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那時候，當兵可沒什么職業榮譽感，戰斗力又能好到哪里去？

但是你想，唐朝的府兵制用的是什么人？用當時的話說，都是“良家子”，好人家的孩子，這樣的戰士一旦上了戰場，周圍都是本鄉本土的熟人，甚至干脆就是父子兄弟，遇到危急關頭，那種彼此救護，休戚與共的同袍友情，就是軍隊士氣的基礎。打了勝仗、得了軍功，回村也有驕傲感，這是軍人榮譽感的基礎。這樣的軍隊，戰斗力也許更高。

別忘了，“府兵制”盛行在北周到唐朝，尤其是唐太宗時期，當時的軍隊很能打啊。其實也不僅是在中國，歐洲的古羅馬軍團，用的也是類似府兵制的組織方式，也是很能打啊。

我們還可以再深入一層地看這個問題：募兵制和府兵制，最最根本的區別，是軍隊和社會的關系。募兵制是“兵農分離”，而府兵制是“兵農合一”。這個區別會帶來什么后果？

我們現代人會自然地傾向于認為社會分工更好。但其實，現代社會不僅是有更細的社會分工，而且是有更有效的社會合作。

舉個例子：中國古代的募兵制和現代的征兵制，表面看起來相似，都是讓一部分人專門去當兵。但是你想，現在社會的一個青年人去當兵了，只是人生中很短的一段經歷，他將來還是要回歸社會的。這背后還有一大套配套的制度設計，比如保護軍婚、優待軍屬、軍人轉業安置、對烈士的褒揚和紀念制度、連在火車站買票軍人都優先，有了這些措施，軍人就沒有脫離社會，軍人就會有職業自豪感。

但是宋代的募兵制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一旦成了軍人，這輩子就是軍人了，尤其是為了阻止軍人當逃兵，后梁太祖朱溫發明了在軍人的臉上刺青，傷害不大、侮辱性極強，這個人就算是被徹底驅逐出了人民的隊伍，被丟進了被歧視的深淵。那會是什么后果？和平時代，他們自卑，普通老百姓是他們羨慕的對象，而不是要挺身而出保護的對象；到了戰亂時代，一旦軍紀廢弛，這些職業兵就會變成騷擾良民，無法無天的兵痞惡棍，甚至是軍閥強盜，禍害一方。

你看，這就是“兵農分離”的結果。而府兵制的本質是“兵農合一”，每個士兵都來自于社會基層的鄉村，對家鄉有牽掛，對親族有溫情，特別容易被激發出榮譽感和責任感，這樣的軍隊，和整個社會的關系確實良性得多。

這么一分析，你看，府兵制好吧？朝廷以極低的成本，創造了一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沒有威脅、還能自給自足的強大軍隊。多么天才的制度設計啊！如果你是大宋朝的一個改革家，你是不是會堅定地主張恢復府兵制？這么多么理想的改革目標啊！

事實上，不僅是宋朝人，從唐朝后期，府兵制剛剛崩潰的時候，就有人呼吁恢復府兵制，比如李泌、白居易、杜牧都寫過文章講這事兒。到了宋朝，北宋的張方平、范仲淹、韓琦、王安石，一直到南宋的葉適、呂祖謙、朱熹，都把恢復府兵制當做軍制改革的當然目標。連南宋的皇帝，比如宋孝宗，還說過這樣的話，說等我們將來恢復了北方領土了，我就要效仿唐太宗，恢復府兵制，把現在養兵的錢省下來，給老百姓減稅！讓他們過幾天好日子！你看，連這種遙遙無期的事兒，也能拿來暢想一下，過過癮。可見，恢復府兵制，在宋代已經是某種政治正確的理想狀態了。具體的這些言論，你要是感興趣，可以去看方震華的《和戰之間的兩難》，里面講得非常詳細。

但是，理想歸理想，實際上做得怎么樣呢？

現在我們是在1061年，回推十幾年，慶歷新政時期，范仲淹要改府兵制；往后再過8年，王安石變法可就開始了，王安石也要改府兵制。但是奇怪，兩場改革都沒有把這事辦成。

范仲淹搞慶歷新政，我們在 1043 年那一期節目說過，有十條措施，其中第七條叫做“修武備”，其實就是要恢復府兵制。范仲淹想得非常細，先在開封附近搞個試點，把郊區的 5 萬農民組織起來，一年里四分之三的時間種地，四分之一的時間訓練，然后再向全國推廣。既能強兵，又能節省財政開支，多好。

你猜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人是誰？竟然是自己人，慶歷士大夫的“四賢”之一，范仲淹的鐵桿盟友余靖。余靖不是反對范仲淹，他是知道這么干行不通。

余靖說，去年宋遼局勢緊張的時候，我們在河北就搞過這玩意，結果不僅讓河北的農民把農事給荒廢了，還打草驚蛇，讓遼朝人知道了，好處還沒落著，壞處先冒出來一堆。現在遼朝那邊也擺平了，西夏那邊也談和了，咱就少折騰老百姓吧。

你看，慶歷新政雖說最后失敗了，但十條新政里面，其他九條畢竟都還動過手，只有這“修武備”，也就是恢復府兵制這一條，連自己人這關都沒過得去。

王安石變法，有一個“保甲法”，本質也是要恢復“兵農合一”的府兵制。也是，折騰了半天，最后發現，太擾民了，也是不了了之。

你不覺得奇怪嗎？明明就是一件大好事，為啥就是執行不下去呢？

改革悖論

府兵制改革為什么在宋朝搞不下去？表面看，就是一個改革成本誰來承擔的問題。

都不用等到王安石變法時期，僅僅幾年后，宰相韓琦也搞過一次府兵制方向改革，簡單說，就是訓練一批民兵，作為朝廷的后備軍，如果發現質量不錯，那就逐漸地替換掉當時的職業兵。

當時還在當諫官的司馬光，就六次面見皇帝，強烈表達反對。司馬光的理由很簡單：唐朝搞府兵制，那是有前提的啊，朝廷給老百姓發土地，不找他們收稅，才讓他們去當的兵。再看看你們現在搞的這套，既找老百姓收稅，又讓他們去接受訓練當兵，這不是讓一個人挑兩副擔子嗎？那老百姓怎么吃得消？這還沒完，要是民兵承受不了這么多負擔，他想要反抗，好家伙，正好平時接受了軍事訓練，持有武器又是合法的，那不就成了訓練有素的持械反賊了嗎？

你可能會說，嗨，原來就卡在這么個地方啊？朝廷大度點，給這批接受訓練要去當兵的人把稅免了不就完了嗎？

哪有那么容易！大宋朝現在雖然沒在打仗，但是北邊和西邊的軍事壓力一直都在啊。訓練民兵，那是為了做國家的總預備隊，能不能練得成？可不可以形成戰斗力？都還在未定之天。現在就大規模地免稅，朝廷也吃不消啊。你看，這就是一個改革的成本問題，新的力量還沒有成型，舊的力量還不能撤走，在這個過渡時期，你說誰來負擔成本？站在朝廷的角度來說，不過就是讓老百姓農閑時節訓練一下嘛，平時防防盜賊什么的，來，再苦我百姓幾年！他們很容易這么想。

所以，從募兵制改成府兵制，理想很豐滿，而現實中，有這么一道跨越不過去的成本鴻溝。

我們還可以再往深處看一層。所有的改革，都有兩句潛臺詞：第一，是現狀不夠好，第二，如果能改成那個樣子，會更好。這是改革者的真實感受。但是你有沒想過，這些感受后面其實也有盲區。第一，現狀不夠好，但是現狀會不會是一個更糟糕的狀態的解決方案呢？你把現狀改掉了，那個更糟糕的狀態會不會就出現了呢？第二，如果改革成功了，理想狀態很美好，但是，那個理想狀態會不會有我們現在意識不到將來承受不了的成本呢？

是的，宋朝的兵制改革就遇到了這兩個問題。

首先，募兵制雖然有很多問題，但是它也解決了很多問題啊。

比如，在宋朝之前，老百姓是要服徭役的，就是給官府免費干各種各樣的工程。而到了宋朝，因為有大規模的常備軍，當兵的就把這些活兒給包了，老百姓可以專心在家種地。這不僅是一個經濟負擔問題，也免去了老百姓父子兄弟夫婦的生離死別之苦。所以韓琦說，我們大宋朝的募兵制，是一場大大的仁政。

你看，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不能只對現狀不滿意，現狀沒準是另一個更不好的狀態的解藥啊。

還有，募兵制還為大宋朝解決了一個問題，就是一旦遇到災荒，可以通過招兵，把流民和社會上的流氓地痞都收編到軍隊里。曾鞏就說了嘛，讓群眾里的壞人去保衛國家，讓群眾里的好人安居樂業，多完美啊。這就順便解釋了一個現象，為什么宋朝雖然各種小民變不斷，但始終沒有大的、像黃巾、黃巢那樣的農民起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一旦遇到天下不穩，最可能造反的人被吸納入了軍隊嘛。你看，朝廷養兵，代價雖然很大，但是如果從朝廷的根本利益上講，也是有巨大收益的。據說宋太祖就很得意這個設計，說，我設計的所有制度中，唯獨養常備軍這一條，就可以讓子孫百代受益。

你看看，一項制度能存在，你不僅要看到它帶來的那些問題，還要看到它解決的那些問題。如果貿然把募兵制改掉，那老百姓的徭役怎么辦？災荒年間可能產生的民變怎么辦？現在你是不是更理解一點司馬光代表的保守立場了？

其實改革還有一個悖論，就是我們往往只看到改革成功之后的收益，而看不到它的成本和代價。

府兵制雖然好，兵農合一雖然是理想的社會狀態，但是，它也是建立在一大堆條件上的。比如，你得像北周和隋唐時候那樣，朝廷手里有一大堆土地可以分給老百姓，可以搞“均田制”；比如，你的戰斗風格得是速戰速決，府兵被抽掉上來當兵，嘁哩喀喳把仗打完就可以回家。唐太宗的時候的戰爭，往往就是這樣。這樣，軍隊和社會才可以不分離嘛，才符合兵農合一的理想嘛；還有，打仗的地方不能離府兵的家鄉太遠，如果像唐玄宗時代那樣，打仗不是為了保家衛國，而是為了在很遠的地方開疆拓土，士兵離開家鄉很遠，幾年都回不了家，那府兵制也維持不下去。等等。

所以，宋朝人羨慕府兵制，說這好那好，但是他們很少想一個問題：這么好的府兵制為什么在唐朝就維持不下去呢？說白了，在制度演化的過程中，府兵制已經被淘汰了。你大宋朝現在要恢復府兵制，要恢復的可遠遠不止一項軍事制度，而是要把社會重新改造成適合府兵制存在的土壤。那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司馬光的思路：他不是看不到問題，他也很有憂患意識，他只不過是反對大刀闊斧的制度再造，而要在現有框架內搞改革，他反對指望抽象看似點石成金的制度，他覺得還不如指望具體的一個個人的道德和能力水準的提升。現在，你是不是也覺得司馬光的立場也有點道理？

今天我們還在1061年的仁宗朝，還沒到改革派和保守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時候，我們算是提前理解了一下保守派的思路。我們并不是在評判誰對誰錯，我們只是要提醒自己注意：所有看起來玫瑰色的改革的背后，都隱藏著巨大的代價。

最后說個故事吧。說古時候有一個偷牛賊被抓，縣太爺給他三個選擇：一是罰銀十兩，二是打二十大板，三是吃兩斤牛糞。要哪樣？自己選！開始的時候，偷牛賊心疼錢，又嫌糞臭，自恃年輕力壯就選擇了打板子，結果打到一半實在受不了，“報告老爺，我能改成吃牛糞嗎？”老爺說，行！結果吃了兩口全吐了，再也吃不下，最后還是交了十兩銀子……你看，打白挨了，牛糞也白吃了，最后還是得交錢。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有的時候走彎路，要么是因為看不見代價背后的好處，要么就是因為看不見好處背后的代價。反復猶疑的結果就是：所有的好處都沒拿到，而所有的代價一樣沒少。

好，這就是我們在公元1061年為你講的司馬光的故事。我們明年，公元1062年再見。

致敬

本期節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中國現代詩人穆旦。你熟悉的穆旦，是詩人、翻譯家、大學教授，但你可能不熟悉的，是作為軍人的穆旦。

穆旦讀的是清華外文系，經歷過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遷徙，從北京出發的時候，他帶著一本英文詞典，每天把背下來的書頁撕掉，走到昆明，正好整本詞典背完。等到大學畢業，他立刻加入了中國入緬遠征軍，擔任翻譯，親歷過滇緬大撤退，在遮天蔽日的熱帶雨林穿山越嶺，扶病行軍，踏著累累白骨逃出過野人山。所以有評論家說，他是最有能量的、走得最遠的詩人。

給你讀一段穆旦的詩吧，詩的題目叫《在寒冷的臘月的夜里》

從屋頂傳過屋頂，風這樣大，歲月這樣悠久，我們不能夠聽見，我們不能夠聽見。火熄了么？紅的炭火撥滅了么？一個聲音說，我們的祖先是已經睡了，睡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所有的故事已經講完了，只剩下了灰燼的遺留，在我們沒有安慰的夢里，在他們走來又走去以后，在門口，那些用舊了的鐮刀，鋤頭，牛軛，石磨，大車，靜靜地，正承接著雪花的飄落。

今天這期節目，表面看討論的是宋代的冗兵問題，就像穆旦詩里說的，我們的祖先是已經睡了，睡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沒有哪句詩更能表達我此刻回望歷史的心情了。致敬穆旦。

參考文獻目錄

原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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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陳鵠撰：《耆舊續聞》，中華書局，2002年。

（宋）蔡襄撰：《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宋）章如愚撰：《群書考索》，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

（宋）王禹偁撰：《建隆遺事》。

專著論文：

方震華：《和戰之間的兩難：北宋中后期的軍政與對遼夏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蒲立本：《安祿山叛亂的背景》，中西書局，2018年。

陳季冰：《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

趙冬梅：《寬容與執拗：迂夫司馬光和北宋政治》，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

菲利普·努里：《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帝國：一部西班牙史》，敦煌文藝出版社，2023年。

劉守剛：《何以帝國：從財政視角再看中華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

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14年。